..續本文上一頁59頁；《大唐曹州離狐縣蓋贊君故妻孫夫人墓志之銘》，載《彙編》，200、201頁。
[18] 武宗滅佛經濟上的動因不僅在于奪取寺院的財富。如玉井是博先生指出，大量佛像的製作占用了銅鐵等幣材，“其結果導致了通貨的減少”。而根據《唐會要》卷九八所載會昌六年二月敕，所廢佛像正用來鑄造新錢，用以促進流通。這可能也是廢佛原因之一。見其《唐時代の社會史的考察》，載《支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昭和十七年刊行，130、131頁。
[19] 《嘉泰吳興志》卷一叁“德清縣叁德院”條引岑碩詩。
[20] 順便說一下，曆史上所謂的“治世”，主要是對政治清明而言。而政治上雖然有些昏亂，只要不發生諸如農民大起義或軍閥大混戰，社會經濟照樣能發展。因此唐後期，在黃巢起義之前，雖有宦官、藩鎮等問題，社會經濟狀況不一定會比唐初差。如據梁方仲《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甲表21，唐高祖武德年間戶口爲200萬戶，太宗貞觀年間爲300萬戶，玄宗天寶十叁年(754)高達9，619，254戶，以後雖有回落，但文宗開成四年(839)仍有4，996，752戶，武宗會昌五年(845)有4，995，151戶，都遠遠高于唐初。且後二個數字僅是中央戶部計帳所掌握的民戶，不包括被割據藩鎮所控製的人戶，所以唐後期的實際戶口還要大于此數。這說明一來安史之亂對全國的社會經濟實際影響並不太大，二來對“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財”的農業經濟來說，其增長主要靠勞動力的投入，中國古代人口數與經濟繁榮有著一定的正比關系，故文宗、武宗時代的社會經濟實際上要比唐初繁榮。
[21] 《彙編》中載有此類墓志17例，但其中錄自《京畿冢墓遺文》卷中(載《彙編》，1761頁)的墓志與北京圖書館藏拓本的《大唐故兵部常□上柱國王府君□□□》(載《彙編》，1834、1835頁)實系同一墓志上的不同拓本。故只能算16例。加上《續集》的共19例。
[22] 其實這個比例可能更大，因爲在235例信佛婦女墓志中的證明都是很直接肯定的，而在19例墓志中證明其女主人公信道，有的則是間接的。如《唐遂州方義縣主簿河南元府君墓志銘並序》雲：“夫人唐汾州司戶參軍事南陽張公之女也。騰芳蘭室，挺秀芝田，粉黛無加，秾鉛弗禦。初笄之歲，謂嫁爲歸；松蘿之契聿修，琴瑟之儀式序，香有反魂之說，玉釜徒煎；藥有長生之名，金丹無效”(《彙編》，818頁)。末一句“香有反魂之說，玉釜徒煎；藥有長生之名，金丹無效”如果是實指，即張夫人生前服了金丹，可以說她是相信道教的；如果這僅是一種套話，就很難說了，19例中就要減去這一例。
[23] 《唐會要》卷四九“僧道立位”條。說其爲“經常”，是因爲在武周天授二年叁月，曾頒過“釋法在道法之上製”，載《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二。這當然含有武則天蓄意與貶低李家皇統的味道，但她死後不久，此製就被廢了。
[24] 如《唐律疏議》卷一二“諸私人道及度之者，杖一百”條疏議等處皆稱“觀寺”，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235頁。
[25] 參見拙著《中國宗教與生存哲學》第九章，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
[26] 載《彙編》，1914頁。
[27] 載《彙編》，1683頁。
[28] 分見《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銘》，載《彙編》，1808、1809頁；《大唐故度支郎中彭君夫人安定鄉君侯氏墓志銘並序》，載《彙編》，569頁。
[29] 分載《彙編》，1603頁、1514頁。
[30] 載《彙編》，75、76頁。
[31] 見《彙編》1917、1918頁。該墓志“大唐貞元十八歲次壬午正月廿叁日建”，系“鞏縣尉楊葉撰，明經劉鈞書”。然與載《彙編》2235、2236頁的《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銘》實爲同一墓志的二個不同版本。後者雖雲是“會昌四年歲次壬午八月廿二日建”，且系“金紫光祿大夫兼禦史中丞上柱國裴休撰，金紫光祿大夫充集賢殿大學士柳公權書”，但除了這幾處不同，以及前文中的“以貞元十七年二月五日振叁衣”在後文中改爲“以會昌叁年二月五日振叁衣”和沒有了這四類弟子名單外，其余行文都一模一樣。由于兩墓志中皆有“(大師)天寶季，擢明經第，寶應中，調濮州臨濮尉。……興元初，延長定覺”等字眼，從年齡推算，可見後頭那個墓志系僞本。
[32] 分載《彙編》，1523、2070頁。
[33] 載《彙編》，1498頁。
[34] 《舊唐書》卷一七七《楊收傳》。
[35] 見《從唐墓志看唐代婦女與佛教的關系》。
[36] 《禮記·祭統》。
[37] 《漢書》卷二二《禮樂志二》。
[38] 《論語·爲政第二》。
[39] 分載《彙編》，1874、1875頁。
[40] 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38頁。
[41] 分載《彙編》，574、519、1225頁。
[42] 載《彙編》，840頁。
[43] 分載《彙編》，988、1205、1987頁。
[44] 《大唐故宣威將軍守右武衛中郎將隴西董君墓志銘並序》，載《彙編》，1602、1603頁。
[45] 碑文載《彙編》，1309頁。
[46] 段塔麗：《唐代婦女地位研究》第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42頁。該書第五章第二節第四點“因宗教信仰而與夫分葬”，亦用若幹墓志爲例來說明此是受佛教影響，可資參考。
[47] 載《彙編》，1576頁。
[48]《大唐故泗州刺史琅耶王妻河東裴郡君夫民墓志銘並序》，載《彙編》，1586、1587頁。
[49] 《故中散大夫並州盂縣令崔府君夫人源氏墓志銘並序》，載《彙編》，1173、1174頁。
[50] 載《唐會要》卷四九“雜錄”條。
[51] 載《彙編》，677頁。
[52] 載《彙編》，1918頁。
[53] 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漢文文書》第叁部分，中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17、119頁。
[54] 分載《彙編》，642、890頁。又據《新唐書》卷一四五《元載傳》，元載死後，“女真一，少爲尼，沒入掖庭”。(李肇：《唐國史補》卷上雲：“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真一，納于掖庭”。)此當是宮中女尼的另一來源。
[55] 《宋高僧傳》卷一四《唐京師崇聖寺文綱傳》。
[56] 載《彙編》，1786、1787頁。
[57] 《唐故龍花寺內外臨壇大德韋和尚墓志銘並敘》，載《彙編》，2032頁。
[58] 載《唐文拾遺》卷六一。此文章性質上當也屬墓志祭文之類。
[59] 此種平等，日本入唐僧圓仁在五臺山大花嚴寺親眼目睹：“……大僧一列，尼衆一列，皆在床上受供養。施主平等行食……”。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叁。
[60] 甚至唐初益州淨惠寺，因有神通尼出家于該寺，“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號聖尼寺也”。見《續高僧傳》卷二一《唐益州淨惠寺釋惠寬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高僧傳合集》本。
[61] 關于武則天時該說之流行，可參見陳寅恪先生《武曌與佛教》，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2] 關于這類影響，系統的論述可參見呂一飛先生《胡族習俗與隋唐風韻》(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等。
[63] 見權德輿：《唐故東京安國寺 微和尚塔銘並序》，載《全唐文》卷五〇一。
[64] 除墓志外，律師等稱號也常見于有關婦女的其它唐代文獻中。如德宗時侍禦史穆員之妹爲“安國寺律師”，見穆員《繡地藏菩薩贊並序》(載《全唐文》卷七八叁)；又憲宗時牛頭山有“大士尼蔣律師”，見李公佐：《謝小娥傳》，(載《全唐文》卷七二五)。這些都說明女禅師、女律師在唐代有廣泛的存在。
[65] 如竺昙無蘭《大比丘二百六十戒叁部合異序》雲：“比丘尼當叁受戒五百戒。比丘尼滿十二歲乃中爲師。初受十戒時，索二女師。當使持律沙門授戒，乃付女師，令教道之。次受二百五十戒，年滿二十，直使女叁師授之耳。……”。文載《出叁藏記集》卷一一。
[66] 分載《彙編》，1947、1942頁。
[67] 見《唐鄭府君故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銘並序》，載《彙編》，2113頁。
[68] 分見《彙編》，2449、2432頁。
[69] 《新唐書》卷一六叁《柳公綽傳附柳王比傳》。
《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婦女佛教信仰》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