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59页；《大唐曹州离狐县盖赞君故妻孙夫人墓志之铭》，载《汇编》，200、201页。
[18] 武宗灭佛经济上的动因不仅在于夺取寺院的财富。如玉井是博先生指出，大量佛像的制作占用了铜铁等币材，“其结果导致了通货的减少”。而根据《唐会要》卷九八所载会昌六年二月敕，所废佛像正用来铸造新钱，用以促进流通。这可能也是废佛原因之一。见其《唐时代の社会史的考察》，载《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昭和十七年刊行，130、131页。
[19] 《嘉泰吴兴志》卷一三“德清县三德院”条引岑硕诗。
[20] 顺便说一下，历史上所谓的“治世”，主要是对政治清明而言。而政治上虽然有些昏乱，只要不发生诸如农民大起义或军阀大混战，社会经济照样能发展。因此唐后期，在黄巢起义之前，虽有宦官、藩镇等问题，社会经济状况不一定会比唐初差。如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甲表21，唐高祖武德年间户口为200万户，太宗贞观年间为300万户，玄宗天宝十三年(754)高达9，619，254户，以后虽有回落，但文宗开成四年(839)仍有4，996，752户，武宗会昌五年(845)有4，995，151户，都远远高于唐初。且后二个数字仅是中央户部计帐所掌握的民户，不包括被割据藩镇所控制的人户，所以唐后期的实际户口还要大于此数。这说明一来安史之乱对全国的社会经济实际影响并不太大，二来对“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财”的农业经济来说，其增长主要靠劳动力的投入，中国古代人口数与经济繁荣有着一定的正比关系，故文宗、武宗时代的社会经济实际上要比唐初繁荣。
[21] 《汇编》中载有此类墓志17例，但其中录自《京畿冢墓遗文》卷中(载《汇编》，1761页)的墓志与北京图书馆藏拓本的《大唐故兵部常□上柱国王府君□□□》(载《汇编》，1834、1835页)实系同一墓志上的不同拓本。故只能算16例。加上《续集》的共19例。
[22] 其实这个比例可能更大，因为在235例信佛妇女墓志中的证明都是很直接肯定的，而在19例墓志中证明其女主人公信道，有的则是间接的。如《唐遂州方义县主簿河南元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夫人唐汾州司户参军事南阳张公之女也。腾芳兰室，挺秀芝田，粉黛无加，秾铅弗御。初笄之岁，谓嫁为归；松萝之契聿修，琴瑟之仪式序，香有反魂之说，玉釜徒煎；药有长生之名，金丹无效”(《汇编》，818页)。末一句“香有反魂之说，玉釜徒煎；药有长生之名，金丹无效”如果是实指，即张夫人生前服了金丹，可以说她是相信道教的；如果这仅是一种套话，就很难说了，19例中就要减去这一例。
[23] 《唐会要》卷四九“僧道立位”条。说其为“经常”，是因为在武周天授二年三月，曾颁过“释法在道法之上制”，载《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二。这当然含有武则天蓄意与贬低李家皇统的味道，但她死后不久，此制就被废了。
[24] 如《唐律疏议》卷一二“诸私人道及度之者，杖一百”条疏议等处皆称“观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235页。
[25] 参见拙着《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第九章，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
[26] 载《汇编》，1914页。
[27] 载《汇编》，1683页。
[28] 分见《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载《汇编》，1808、1809页；《大唐故度支郎中彭君夫人安定乡君侯氏墓志铭并序》，载《汇编》，569页。
[29] 分载《汇编》，1603页、1514页。
[30] 载《汇编》，75、76页。
[31] 见《汇编》1917、1918页。该墓志“大唐贞元十八岁次壬午正月廿三日建”，系“巩县尉杨叶撰，明经刘钧书”。然与载《汇编》2235、2236页的《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实为同一墓志的二个不同版本。后者虽云是“会昌四年岁次壬午八月廿二日建”，且系“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裴休撰，金紫光禄大夫充集贤殿大学士柳公权书”，但除了这几处不同，以及前文中的“以贞元十七年二月五日振三衣”在后文中改为“以会昌三年二月五日振三衣”和没有了这四类弟子名单外，其余行文都一模一样。由于两墓志中皆有“(大师)天宝季，擢明经第，宝应中，调濮州临濮尉。……兴元初，延长定觉”等字眼，从年龄推算，可见后头那个墓志系伪本。
[32] 分载《汇编》，1523、2070页。
[33] 载《汇编》，1498页。
[34] 《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
[35] 见《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
[36] 《礼记·祭统》。
[37]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
[38] 《论语·为政第二》。
[39] 分载《汇编》，1874、1875页。
[40]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38页。
[41] 分载《汇编》，574、519、1225页。
[42] 载《汇编》，840页。
[43] 分载《汇编》，988、1205、1987页。
[44] 《大唐故宣威将军守右武卫中郎将陇西董君墓志铭并序》，载《汇编》，1602、1603页。
[45] 碑文载《汇编》，1309页。
[46] 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第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42页。该书第五章第二节第四点“因宗教信仰而与夫分葬”，亦用若干墓志为例来说明此是受佛教影响，可资参考。
[47] 载《汇编》，1576页。
[48]《大唐故泗州刺史琅耶王妻河东裴郡君夫民墓志铭并序》，载《汇编》，1586、1587页。
[49] 《故中散大夫并州盂县令崔府君夫人源氏墓志铭并序》，载《汇编》，1173、1174页。
[50] 载《唐会要》卷四九“杂录”条。
[51] 载《汇编》，677页。
[52] 载《汇编》，1918页。
[53] 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第三部分，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17、119页。
[54] 分载《汇编》，642、890页。又据《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元载死后，“女真一，少为尼，没入掖庭”。(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云：“元载之败，其女资敬寺尼真一，纳于掖庭”。)此当是宫中女尼的另一来源。
[55] 《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师崇圣寺文纲传》。
[56] 载《汇编》，1786、1787页。
[57] 《唐故龙花寺内外临坛大德韦和尚墓志铭并叙》，载《汇编》，2032页。
[58] 载《唐文拾遗》卷六一。此文章性质上当也属墓志祭文之类。
[59] 此种平等，日本入唐僧圆仁在五台山大花严寺亲眼目睹：“……大僧一列，尼众一列，皆在床上受供养。施主平等行食……”。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60] 甚至唐初益州净惠寺，因有神通尼出家于该寺，“时人目之圣尼，即今本寺犹号圣尼寺也”。见《续高僧传》卷二一《唐益州净惠寺释惠宽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高僧传合集》本。
[61] 关于武则天时该说之流行，可参见陈寅恪先生《武曌与佛教》，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2] 关于这类影响，系统的论述可参见吕一飞先生《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等。
[63] 见权德舆：《唐故东京安国寺 微和尚塔铭并序》，载《全唐文》卷五〇一。
[64] 除墓志外，律师等称号也常见于有关妇女的其它唐代文献中。如德宗时侍御史穆员之妹为“安国寺律师”，见穆员《绣地藏菩萨赞并序》(载《全唐文》卷七八三)；又宪宗时牛头山有“大士尼蒋律师”，见李公佐：《谢小娥传》，(载《全唐文》卷七二五)。这些都说明女禅师、女律师在唐代有广泛的存在。
[65] 如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云：“比丘尼当三受戒五百戒。比丘尼满十二岁乃中为师。初受十戒时，索二女师。当使持律沙门授戒，乃付女师，令教道之。次受二百五十戒，年满二十，直使女三师授之耳。……”。文载《出三藏记集》卷一一。
[66] 分载《汇编》，1947、1942页。
[67] 见《唐郑府君故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铭并序》，载《汇编》，2113页。
[68] 分见《汇编》，2449、2432页。
[69] 《新唐书》卷一六三《柳公绰传附柳王比传》。
《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妇女佛教信仰》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