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慧可也“埋形河涘”，直到天平之初(534)才開始公開傳禅，但“埋形河涘”的時間究竟有多久，則未交代。然而《曆代法寶記》卻明確地說，慧可在得法之後，“四十年隱[山+皃]山洛相二州”，據此說，則慧可與達摩分手後，先後在[山+皃]山[12]及洛相兩州埋形隱迹達四十年之久，然後才出世說法傳禅。不過，由于此乃《曆代法寶記》的獨家之說，所以曆來並未受到重視。但若以埋形隱居按四十年來計算，出世傳禅的時期按《續高僧傳》所說的“天平之初”(534)來計算的話，則慧可與達摩分手的時間，應當是在大約北魏太和十八年(494)的時候。而這個時間正好與《寶林傳》、《祖堂集》和《景德傳燈錄》所一致主張的達摩于太和十九年(495)示滅的時間相吻合[13]。而且這一時間與《寶林傳》、《祖堂集》所說的達摩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北渡至魏的時間正好相距九年，因此與古來達摩在嵩山面壁九年的傳說也正好相吻合。
並且值得注意的是，達摩的另一個弟子僧副，也是于495年前後(齊建武年間，494—497)離開魏地南下金陵的，與如上叁說的時間亦正好吻合。如果將這些線索結合起來看的話，這一時間上的一致，顯然不是巧合，而應當認爲這都是與達摩在太和十九年(495)時確實已經不在魏地有關——師不在魏地了，弟子們也就都遠走他方了[14]。
爲什麼達摩不在魏地的同時，弟子們也都遠走他方了呢？要想明白個中的原由，我們應當注意一個所有達摩和慧可的傳記都記載了的重要事實，那就是，自達摩在魏地傳禅開始，他這一派的禅法，就一直受到譏謗。
關于達摩受到譏謗的原因，《續高僧傳》說是因爲當時魏地“盛弘講授”，所以“乍聞定法”，便生譏謗。這意味著譏謗是來自于“講授”之徒，是義學對定法的譏謗。然而，昙林所記則沒有這個限定，而是泛指譏謗達摩一派的是“取相存見之流”。這兩種說法究竟哪一個正確呢？
按，根據各種記載，當時魏地並不是沒有“定法”，而且其“定法”還由來已久。早在太武帝時(424—451)，即有禅僧玄高于平城弘揚禅法，爲北魏僧人最早之領袖。文成帝(452—465)時，有沙門統昙曜爲複興佛法之棟梁，亦以禅法著稱。同時又有僧周亦以頭陀坐禅聞名于世。及至獻文帝(465—471)禅位于太子(孝文帝)，移居于北苑崇光宮，覽習禅籍，又建鹿野佛圖于苑中之西山，備有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可見其自身與禅僧之交往，及對禅法之熱衷。孝文帝世(471—499)，雖特崇義學，成實、涅槃、毗昙均因之以大興，而亦有禅僧佛陀爲孝文帝所敬，在平城時爲其另設禅林，南遷後于洛都設靜院以居之，後又于嵩嶽少室山爲之立寺(即少林寺)，公給衣食。這些事情，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第十四、十九章，所述甚詳。故知魏地非無定法，亦非不重定法，所以不能單純地認爲達摩的定法受到譏謗，是因爲魏地盛弘講授的緣故。
《續高僧傳》所說既然與實情不符，那麼，昙林所說的又如何呢？
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論及北朝佛教時，反複強調的是，北魏朝廷上下之奉佛，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饒益，所以造塔立寺，窮土木之功，乃是北朝佛教的最大特征。塚本善隆的研究(《北朝佛教史研究》)也可以說明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意味著北朝佛教有很強的“取相存見”的傾向。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達摩所傳禅法的最大特點卻是，法于“虛宗”，存“遣蕩之志”，舍“罪福之宗”，“玄旨幽赜”，“理性難通”(以上《續高僧傳》“習禅論”語)、“情事無寄”(“慧可傳”語)、“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爲宗”(“法沖傳”語)，所以可以想見，這種禅法實際上應該是很難讓北朝的朝野上下所理解和接受的，因而受到譏謗也就在所難免了。昙林所說的來自于“取相存見之流”的譏謗，指的應當就是這個。
不過達摩在魏地，似乎一直待在嵩洛一帶，在僧副、慧可等人從達摩受學的時候，北魏的朝廷也尚且遠在平城，嵩洛還不是北魏佛教的中心，所以那個時候還不至于受到太多的譏謗。但是自太和十八年(494)遷都伊洛，大批僧侶亦隨之南遷，嵩洛一帶一躍而成了北魏佛教的中心。這樣，朝廷上下的重功德、福田、饒益的風氣自然也就頓時傾動了嵩洛一帶，而達摩的罪福兩舍、“情事無寄”、“理性難通”的禅法自然也就要遭到白眼了。後世的燈史，如《傳法寶紀》、《曆代法寶記》以下等皆謂有人曾多次毒害達摩，這當然不一定是事實，但此說之所以會出現，顯然是意味著當時達摩系統的禅師，因爲所持的見解不同，而受到了較爲激烈的譏謗甚至于排擠和迫害。乃至過了幾十年之後，到慧可出世傳禅的時候，還依然因其說法是“情事無寄”而遭到迫害。並且，如《續高僧傳》所說的“多生譏謗”那樣，譏謗肯定是來自于多數和多方面的，大有群起而攻之之勢。因爲處于這種環境之下，所以達摩及其弟子們當然也就難以繼續居止于嵩洛一帶傳習禅法，所以達摩便要“不測”、僧副便要南遊、慧可便要隱迹埋形——這些都應該認爲是與魏都南遷、北魏的佛教中心移往嵩洛一帶有直接的關系。所以，495年這個時間，顯然是有相當的根據的，應該是可信的。而且由此來看，達摩于495年“不測”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滅化”的可能性。
與達摩495年“不測”或“滅化”的時間是可信的一樣，慧可于達摩“不測”或“滅化”之後隱居四十年之久，也應當認爲是可信的。這不僅是因爲兩說本是相互關聯的，而且還因爲，自北魏遷都伊洛(494)至東西魏分裂(534)也正好是四十年。這四十年間，慧可經過在皖山的隱居修學之後，又返回北方，隱于洛下，“默觀時尚”。及至北魏經曆了種種內憂外患而分崩之後，事實已經證明，“取相存見”的北魏佛教，實際上是禁不起現實考驗的，北方的佛教已經到了應當開始一個新時代的時候了。于是，慧可便離開了“取相存見”的勢力依然強大的伊洛，到新邺去公開傳授他的禅法。這四十年的時間，與曆史的進程也正好吻合。所以，隱居四十年之說應該認爲是可信的[15]。
達摩既然應該是在495年時離開魏地，而如果慧可初遇達摩時已經有四十歲的話，則兩人分手的時候，慧可就應該是四十六歲(跟隨達摩的時間是六年)了。若如是，則其出生就應該是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然而《續高僧傳》說，周武滅法時(574)慧可曾與同學昙林共護經像，若真是太平真君十一年生，至此時就應該有一百二十五歲了。如此高齡，在僧史上當是罕見的，碑記、僧傳、燈錄總該有所言及[16]。然而，畢竟何處都沒有這樣的記載，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慧可肯定不會住世到一百二十五歲的高齡。因此，也就可以斷定慧可初遇達摩的時候，不應該是四十歲，而應該是十四歲。“十四歲”，與《續高僧傳》的“年雖在後”、昙林《二入四行論序》的“年雖後生”之說正好吻合，可以相互印證。這樣，495年兩人分手時，慧可應當是二十歲。則可推知，他應該是出生于北魏孝明帝的承明元年(476)。
慧可與達摩分手時，因爲年紀尚輕，受道未久，尚需進一步修習；同時，又須回避“取相存見”之徒的譏謗和迫害，所以就隱身埋名去修學了。《續高僧傳》說，慧可在遇達摩以前，已經是“外覽墳索，內通藏典”了，後來又“懷道京辇，默觀時尚。獨蘊大照，解悟絕群。雖成道非新，而物貴師受，一時令望鹹共非之”。但“權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誰能系之”，這顯然是因爲道宣以爲慧可四十歲時才遇達摩，所以才這樣說。其實，其所說的“獨蘊大照，解悟絕群”、“成道非新”、“自結斯要，誰能系之”這些事情，顯然講的應該都是得達摩傳授而開悟之後的事情，而不應該是得達摩傳授之前的事情。不過，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慧可在與達摩分手之後，在依《楞伽經》修學的同時，還曾廣學內外經論，最後隱居于洛下，默觀時尚，以待出世度人的時機。因其“獨蘊大照，解悟絕群”，所以自然會引起時人的注意。但當時有名望的僧侶們一旦知道他的禅法是師承達摩，就又開始排擠他了，即所謂“物貴師受，一時令望鹹共非之”是也。然而，正如道宣所說，此時的慧可已經是“成道非新”、“久結斯要”(開悟見性)的人了，又有誰能遮障得住他呢？所以，漸漸名聲遠聞，道俗漸漸地彙集于他的周圍，願爲其弟子，從其修學。這裏須注意的是，道宣提到了慧可傳禅的特點乃是“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經心”，可見慧可傳禅的風格已經是不立文字(言滿天下，意非建立)、不重經論(玄籍遐覽，未始經心)了，雖然他自己曾經是“外覽墳索，內通藏典”的。
這樣，慧可在洛相一帶的影響漸漸地擴大。到了天平之初(534)，北魏東西分崩，“取相存見之徒”失去了他們最有力的靠山，新的時代已經到來，新的佛教已經到了應該揚眉吐氣的時候了。于是，慧可北遊新邺，開始公開傳授他的禅法(“盛開秘苑”)。然而，他的禅法畢竟是不立文字、不重經論的，是“情事無寄”的，與北朝佛教“取相存見”的傳統風格依然大相徑庭，所以雖然已經能夠得到很多人的贊同和歸信，還是引來了“滯文之徒”的“是非紛舉”，乃至說他所說的是“魔語”，對他進行反複的幹擾和殘酷的迫害。這樣，他的禅法當是又被打上了異端的烙印，使他無法繼續在新邺傳禅。但他卻頑強地于新邺周圍的地區(邺衛)，繼續傳授他的禅法。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講到，慧可在經過了這場風波之後，醒悟到衆生的根機有深淺、智量有大小，聽到真理，根深智大者會欣喜，根淺智小者會恐怖(始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懷，海迹蹄滢，淺深斯在)，所以他便隨順世間(順俗…
《關于達摩和慧可的生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