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摩和慧可的生平

　　杨笑天

　　一

　　关于达摩的最早传记史料是《续高僧传》的“达摩传”[1]。据该传说，达摩是南天竺人，婆罗门出身，因悲愍此边隅之国，欲以正法相导，故而远度汉土。初抵中国，是在刘宋时代(424—479)，所到达的地方是“南越”，就是海南岛对岸一带地方[2]。

　　关于达摩在南方的经历，《续高僧传》的本传中没有记载，只在“法冲传”中简单提到达摩曾将四卷《楞伽》“传之南北”、“后传中原”。据此则达摩在北渡之前有可能曾在南方传授过四卷《楞伽》。《楞伽师资记》说达摩上承求那跋陀罗，暗示达摩曾与求那跋陀罗相见。若两人真的曾经相见，则达摩至宋，当在求那跋陀罗入寂的宋明帝泰始四年(468)以前。若然，则达摩北渡之前，至少应有十余年间待在江南。则“法冲传”所暗示的在南方依《楞伽经》传禅之事，就完全有可能成立了。但是，从诸传及各种史料对此均无记载来看，达摩在南方实际上并没有留下什么足迹。

　　达摩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南朝、北至魏土的[3]，包括《续高僧传》的本传在内的早期传记，均无明确记载。但在《宝林传》、《祖堂集》这些比起《续高僧传》等来说成立时期较晚的早期禅宗史料之中，却说达摩是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北渡至魏的。此说虽一向未被重视，但其是否可信，则可通过《续高僧传》的“僧副传”来帮助澄清。

　　据“僧副传”说，僧副——一般认为他就是《景德传灯录》等中所说的达摩的弟子道副——因性爱定静，四方寻师，遂访得达摩于岩穴之中[4]。因达摩“言问深博”，遂感而从其出家。初从达摩修学禅法，“寻端极绪”，有大成就，乃至受到习定者们的尊重，所谓“为定学宗焉”者是也。后则离师，“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又于齐建武年间(494—497)南游杨辇(杨都，即金陵)，止于钟山定林下寺。梁武帝仰其清风，迎至开善寺。后随西昌侯萧渊藻入蜀，而使蜀地禅法大行[5]。后又返回金陵，于梁普通五年(524)寂于开善寺，春秋六十一。

　　据此可推知，道副生于464年，南游时约三十余岁。若将其跟随达摩修学的时间暂且按五年来计算[6]，“周历讲座，备尝经论”的时间暂且按三至五年来计算的话[7]，则其从达摩出家当是在大约二十一、二岁前后(484—486)。若据此而推，则达摩至少应该在486年时，就已经到达魏地了。《宝林传》、《祖堂集》所说的达摩北渡的时间，与推算出的僧副出家时间基本一致，说明这一时间还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可以认为大体上应该是可信的。然而《宝林传》、《祖堂集》等灯录又说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八年(527)始达于南海，这是时间上的倒置，显然是后世的误会或附会。达摩北渡的时间实际上绝不应该是在梁武帝的时候，而应当是在齐武帝(483—493)的时候。

　　关于达摩在魏地的情况，《续高僧传》的本传说，达摩每止住于一个地方，就在那里传授“禅教”。但当时魏国境内“盛弘讲授”，所以乍闻达摩所传的禅法，“多生讥谤”。言外之义，讥谤是来自讲授之徒[8]。但是，却有道育、慧可两个沙门，年纪虽少，却志向高远，愿为弟子，四、五年中，承事供养，咨问习学。达摩感此二人之精诚，遂诲以真法，即所谓安心法——壁观，发行法——四法，顺物法——护讥嫌，方便法——不着。其中以理(壁观)行(四法)二入最为重要。本传谓达摩以此等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并有弟子录其言语，流传于世。这卷“言语”应当就是指《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所说的昙林所录的《达摩论》一卷。据该记说，《达摩论》中，除了“二入四行论”外，似乎还有别的内容，皆昙林所录。道宣“达摩传”的主要内容，应当就是根据此《达摩论》。

　　二

　　关于达摩的年纪，《续高僧传》说达摩“自言一百五十余岁”。一般皆认为这是承《洛阳伽蓝记》卷一之说，所以又都认为《伽蓝记》之菩提达摩，就是禅祖菩提达摩。但这个看法，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误会。

　　因为第一，《续高僧传》的达摩是南天竺人，又传授流行于南天竺的《楞伽经》，其人其事，正相吻合。而《伽蓝记》的达摩则是西域波斯国的胡人，这个波斯国，因《伽蓝记》卷五有所述及，大致可知其位置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之北的今新疆南部的地方，所以《伽蓝记》的达摩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西域胡人[9]。第二，《续高僧传》的达摩生于中国(佛教称有佛法处为“中国”，南天竺佛法兴盛，故于佛教中可称为中国)，“悲此边隅”，欲“以法相导”(《续高僧传》“达摩传”语)；又“言问深博”(“道副传”语)，“审其□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幽赜则理性难通”(《续高僧传》“习禅论”之语)。而《伽蓝记》的达摩则是“起自荒裔，来游中土”，显然是出身于无佛法或佛法不盛的国土；见永宁寺“金盘耀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遂“歌咏赞叹：实是神功”，恰似刘姥姥入大观园；又“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甚至说“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永宁寺即使是壮丽无比、巧夺天工，可为阎浮之冠，也不过是个世间有为之法。一位“悲此边隅”，欲“以法相导”，而又“言问深博”、“罪福两舍”、“玄旨幽赜”的智者，岂会自认是“起自荒裔”，视此“边隅”之土为中土，又如此赞叹倾倒于这样一个边隅之土所建的世间无常有为之法？第三，禅祖达摩在魏地大概只待到太和十九年(495)，与《伽蓝记》的达摩在魏地活动的时期全不相合(详见下文)。所以，根据如上三点，应该断定这两个菩提达摩完全是同名的两个人。

　　三

　　关于达摩的所终，“达摩传”说是“不测”，而“慧可传”则说是“灭化洛滨”。迄今为止的研究皆认为，“慧可传”作于“达摩传”之后，应以“慧可传”所说的“灭化洛滨”为准，并根据《洛阳伽蓝记》所说，推测达摩应当灭于530年左右[10]。但是，这个看法显然过于简单了。

　　首先，以《伽蓝记》的达摩为禅祖达摩，据其在魏地的时期来推测禅祖达摩入灭的时间就已经不妥，上文已详。其次，达摩是慧可之师，关系确凿，达摩的传记置于慧可的传记之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不应该单单因为“达摩传”在“慧可传”之前，就认定“达摩传”先成，“慧可传”后成。所以，也就不应该因此而定执达摩的所终，究竟是“灭度”还是“不测”。况且，道宣作僧传，往往也不可能完全地精益求精。这一点，从达摩师徒三人传记之有失衔接，亦可窥见一斑。如：第一，达摩既然是僧副之师，则其传记理应置于“僧副传”之前，而却置于“僧副传”之后。第二，“僧副传”中虽言及达摩，而“达摩传”中却未言及僧副[11]。第三，“达摩传”中说达摩“不测于终”，而“慧可传”中却说达摩“灭化洛滨”，相互矛盾。第四，“慧可传”中已经明示，达摩至少应在东魏天平初年(534)以前就已经“灭化”，其年代应当是“魏”而不是“齐”，但目录中却称其为“齐邺下南天竺僧”。第五，取《洛阳伽蓝记》“一百五十岁”之说入“达摩传”，更进一步说明他对禅祖达摩活动的时期不甚了了(详见下文)。由此诸点来看，对于达摩的所终，绝不能依道宣所说，轻下结论。

　　不过，由于在同一“习禅篇”中，关于达摩的所终，出现了两种说法，遂为后世的传说提供了材料。后世盛传达摩示灭以后被埋葬在熊耳山(不是被荼毗，若被火葬就无法复生了)，但后来宋云从西域回来时，又在葱岭见到了达摩携只履西归，这显然是用一种神话传说的形式将“灭化”和“不测”这两种说法杂糅在一起了——是两种说法的折中。

　　四

　　关于达摩的所终，与究竟是“灭度”还是“不测”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灭度”或“不测”的时期。迄今为止的研究皆主张达摩灭于530年前后，而这个时间，是根据《洛阳伽蓝记》关于“菩提达摩”的记载推导而来的。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能承认《伽蓝记》的菩提达摩是禅祖达摩，那么，“530年”这个时间自然也就不能认为它成立了。那么，达摩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测”或“灭度”的呢？这个问题，因为与慧可有密切关系，所以还须从慧可说起。

　　据《续高僧传》的“慧可传”，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通晓内外经典，四十岁时得遇达摩，遂为弟子。达摩曾授其四卷《楞伽经》，告之曰，若能依此经修行，自得度世。达摩“灭化洛滨”之后，慧可亦“埋形河涘”，直到天平之初(534)，才开始在新邺公开传禅。但不久之后又受到道恒禅师的迫害，几乎死去。之后多年流离于邺卫，曾与向居士有书信问答，并有语录行世，但始终没有对当世很有影响的弟子。周武灭法时(574)尚且在世，与同学昙林共护经像。

　　《续高僧传》说慧可四十岁时得遇达摩《历代法宝记》以下，亦均谓慧可遇达摩时是四十岁。按理说，既然包括《续高僧传》在内的诸传皆认为慧可与达摩相遇时是四十岁，那么，对此说本来就不应该再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迄今为止也确实无人对此说表示过怀疑。但是，《楞伽师资记》的“慧可传”中却说慧可与达摩相遇时是十四岁。只是由于这是唯一一个独家异说，所以迄今为止便完全没有被研究者们所注意。但是，我们现在却应该注意到，《续高僧传》谓道育、慧可“年虽在后”，昙林的《二入四行论序》也谓道育、慧可“年虽后生”，显然都是在强调二人遇达摩时年纪尚且很轻。所以，十四岁之说亦应有其一理，不可完全无视。但是，一旦允许十四岁之说亦有一理，则自然产生了两说究竟孰是孰非的问题。

　　按，《续高僧传》说，达摩“灭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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