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慧可也“埋形河涘”，直到天平之初(534)才开始公开传禅，但“埋形河涘”的时间究竟有多久，则未交代。然而《历代法宝记》却明确地说，慧可在得法之后，“四十年隐[山+皃]山洛相二州”，据此说，则慧可与达摩分手后，先后在[山+皃]山[12]及洛相两州埋形隐迹达四十年之久，然后才出世说法传禅。不过，由于此乃《历代法宝记》的独家之说，所以历来并未受到重视。但若以埋形隐居按四十年来计算，出世传禅的时期按《续高僧传》所说的“天平之初”(534)来计算的话，则慧可与达摩分手的时间，应当是在大约北魏太和十八年(494)的时候。而这个时间正好与《宝林传》、《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所一致主张的达摩于太和十九年(495)示灭的时间相吻合[13]。而且这一时间与《宝林传》、《祖堂集》所说的达摩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北渡至魏的时间正好相距九年，因此与古来达摩在嵩山面壁九年的传说也正好相吻合。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达摩的另一个弟子僧副，也是于495年前后(齐建武年间，494—497)离开魏地南下金陵的，与如上三说的时间亦正好吻合。如果将这些线索结合起来看的话，这一时间上的一致，显然不是巧合，而应当认为这都是与达摩在太和十九年(495)时确实已经不在魏地有关——师不在魏地了，弟子们也就都远走他方了[14]。
为什么达摩不在魏地的同时，弟子们也都远走他方了呢？要想明白个中的原由，我们应当注意一个所有达摩和慧可的传记都记载了的重要事实，那就是，自达摩在魏地传禅开始，他这一派的禅法，就一直受到讥谤。
关于达摩受到讥谤的原因，《续高僧传》说是因为当时魏地“盛弘讲授”，所以“乍闻定法”，便生讥谤。这意味着讥谤是来自于“讲授”之徒，是义学对定法的讥谤。然而，昙林所记则没有这个限定，而是泛指讥谤达摩一派的是“取相存见之流”。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呢？
按，根据各种记载，当时魏地并不是没有“定法”，而且其“定法”还由来已久。早在太武帝时(424—451)，即有禅僧玄高于平城弘扬禅法，为北魏僧人最早之领袖。文成帝(452—465)时，有沙门统昙曜为复兴佛法之栋梁，亦以禅法着称。同时又有僧周亦以头陀坐禅闻名于世。及至献文帝(465—471)禅位于太子(孝文帝)，移居于北苑崇光宫，览习禅籍，又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备有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可见其自身与禅僧之交往，及对禅法之热衷。孝文帝世(471—499)，虽特崇义学，成实、涅槃、毗昙均因之以大兴，而亦有禅僧佛陀为孝文帝所敬，在平城时为其另设禅林，南迁后于洛都设静院以居之，后又于嵩岳少室山为之立寺(即少林寺)，公给衣食。这些事情，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第十四、十九章，所述甚详。故知魏地非无定法，亦非不重定法，所以不能单纯地认为达摩的定法受到讥谤，是因为魏地盛弘讲授的缘故。
《续高僧传》所说既然与实情不符，那么，昙林所说的又如何呢？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论及北朝佛教时，反复强调的是，北魏朝廷上下之奉佛，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所以造塔立寺，穷土木之功，乃是北朝佛教的最大特征。塚本善隆的研究(《北朝佛教史研究》)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意味着北朝佛教有很强的“取相存见”的倾向。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摩所传禅法的最大特点却是，法于“虚宗”，存“遣荡之志”，舍“罪福之宗”，“玄旨幽赜”，“理性难通”(以上《续高僧传》“习禅论”语)、“情事无寄”(“慧可传”语)、“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法冲传”语)，所以可以想见，这种禅法实际上应该是很难让北朝的朝野上下所理解和接受的，因而受到讥谤也就在所难免了。昙林所说的来自于“取相存见之流”的讥谤，指的应当就是这个。
不过达摩在魏地，似乎一直待在嵩洛一带，在僧副、慧可等人从达摩受学的时候，北魏的朝廷也尚且远在平城，嵩洛还不是北魏佛教的中心，所以那个时候还不至于受到太多的讥谤。但是自太和十八年(494)迁都伊洛，大批僧侣亦随之南迁，嵩洛一带一跃而成了北魏佛教的中心。这样，朝廷上下的重功德、福田、饶益的风气自然也就顿时倾动了嵩洛一带，而达摩的罪福两舍、“情事无寄”、“理性难通”的禅法自然也就要遭到白眼了。后世的灯史，如《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以下等皆谓有人曾多次毒害达摩，这当然不一定是事实，但此说之所以会出现，显然是意味着当时达摩系统的禅师，因为所持的见解不同，而受到了较为激烈的讥谤甚至于排挤和迫害。乃至过了几十年之后，到慧可出世传禅的时候，还依然因其说法是“情事无寄”而遭到迫害。并且，如《续高僧传》所说的“多生讥谤”那样，讥谤肯定是来自于多数和多方面的，大有群起而攻之之势。因为处于这种环境之下，所以达摩及其弟子们当然也就难以继续居止于嵩洛一带传习禅法，所以达摩便要“不测”、僧副便要南游、慧可便要隐迹埋形——这些都应该认为是与魏都南迁、北魏的佛教中心移往嵩洛一带有直接的关系。所以，495年这个时间，显然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应该是可信的。而且由此来看，达摩于495年“不测”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灭化”的可能性。
与达摩495年“不测”或“灭化”的时间是可信的一样，慧可于达摩“不测”或“灭化”之后隐居四十年之久，也应当认为是可信的。这不仅是因为两说本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还因为，自北魏迁都伊洛(494)至东西魏分裂(534)也正好是四十年。这四十年间，慧可经过在皖山的隐居修学之后，又返回北方，隐于洛下，“默观时尚”。及至北魏经历了种种内忧外患而分崩之后，事实已经证明，“取相存见”的北魏佛教，实际上是禁不起现实考验的，北方的佛教已经到了应当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了。于是，慧可便离开了“取相存见”的势力依然强大的伊洛，到新邺去公开传授他的禅法。这四十年的时间，与历史的进程也正好吻合。所以，隐居四十年之说应该认为是可信的[15]。
达摩既然应该是在495年时离开魏地，而如果慧可初遇达摩时已经有四十岁的话，则两人分手的时候，慧可就应该是四十六岁(跟随达摩的时间是六年)了。若如是，则其出生就应该是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然而《续高僧传》说，周武灭法时(574)慧可曾与同学昙林共护经像，若真是太平真君十一年生，至此时就应该有一百二十五岁了。如此高龄，在僧史上当是罕见的，碑记、僧传、灯录总该有所言及[16]。然而，毕竟何处都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慧可肯定不会住世到一百二十五岁的高龄。因此，也就可以断定慧可初遇达摩的时候，不应该是四十岁，而应该是十四岁。“十四岁”，与《续高僧传》的“年虽在后”、昙林《二入四行论序》的“年虽后生”之说正好吻合，可以相互印证。这样，495年两人分手时，慧可应当是二十岁。则可推知，他应该是出生于北魏孝明帝的承明元年(476)。
慧可与达摩分手时，因为年纪尚轻，受道未久，尚需进一步修习；同时，又须回避“取相存见”之徒的讥谤和迫害，所以就隐身埋名去修学了。《续高僧传》说，慧可在遇达摩以前，已经是“外览坟索，内通藏典”了，后来又“怀道京辇，默观时尚。独蕴大照，解悟绝群。虽成道非新，而物贵师受，一时令望咸共非之”。但“权道无谋，显会非远，自结斯要，谁能系之”，这显然是因为道宣以为慧可四十岁时才遇达摩，所以才这样说。其实，其所说的“独蕴大照，解悟绝群”、“成道非新”、“自结斯要，谁能系之”这些事情，显然讲的应该都是得达摩传授而开悟之后的事情，而不应该是得达摩传授之前的事情。不过，我们由此可以知道，慧可在与达摩分手之后，在依《楞伽经》修学的同时，还曾广学内外经论，最后隐居于洛下，默观时尚，以待出世度人的时机。因其“独蕴大照，解悟绝群”，所以自然会引起时人的注意。但当时有名望的僧侣们一旦知道他的禅法是师承达摩，就又开始排挤他了，即所谓“物贵师受，一时令望咸共非之”是也。然而，正如道宣所说，此时的慧可已经是“成道非新”、“久结斯要”(开悟见性)的人了，又有谁能遮障得住他呢？所以，渐渐名声远闻，道俗渐渐地汇集于他的周围，愿为其弟子，从其修学。这里须注意的是，道宣提到了慧可传禅的特点乃是“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可见慧可传禅的风格已经是不立文字(言满天下，意非建立)、不重经论(玄籍遐览，未始经心)了，虽然他自己曾经是“外览坟索，内通藏典”的。
这样，慧可在洛相一带的影响渐渐地扩大。到了天平之初(534)，北魏东西分崩，“取相存见之徒”失去了他们最有力的靠山，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新的佛教已经到了应该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于是，慧可北游新邺，开始公开传授他的禅法(“盛开秘苑”)。然而，他的禅法毕竟是不立文字、不重经论的，是“情事无寄”的，与北朝佛教“取相存见”的传统风格依然大相径庭，所以虽然已经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和归信，还是引来了“滞文之徒”的“是非纷举”，乃至说他所说的是“魔语”，对他进行反复的干扰和残酷的迫害。这样，他的禅法当是又被打上了异端的烙印，使他无法继续在新邺传禅。但他却顽强地于新邺周围的地区(邺卫)，继续传授他的禅法。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讲到，慧可在经过了这场风波之后，醒悟到众生的根机有深浅、智量有大小，听到真理，根深智大者会欣喜，根浅智小者会恐怖(始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怀，海迹蹄滢，浅深斯在)，所以他便随顺世间(顺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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