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松繃”的藏文佛教著述，其數量據德格版統計共收各種經書文獻4569種。
佛教的經書文獻伴隨著佛教的傳播與發展，也在不斷地有新的著作産生。除上述叁大類佛教的經書文獻外，在佛教流傳的其他一些主要國家還擁有著他們自己的許多佛教文獻，如日本佛教界就把日本僧人的著作編輯成100卷本的《大日本佛教全書》出版，在韓國亦出版了10卷本《大韓佛教全書》等等。這些佛教文獻，如同中國佛教著述一樣，是研究某一個國家或地區佛教，甚至是研究整個佛教史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資料，都應該引起佛教研究者的關注。
如上所述，佛教研究有自己特定的對象，有自己獨有的特點和豐富的資料。那麼，如何開展對佛教的研究呢？這就涉及到佛教研究的方法問題。在這裏，我們僅以中國的佛教研究爲例，探討一下佛教研究的方法。
在我國，從廣義說，研究佛教的學術活動可以追溯到東晉時代的名僧道安。道安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整理傳來並翻譯成漢文的佛教經典的人，他撰寫了中國第一部佛經目錄，史稱《安錄》；他也是對傳來佛教翻譯經典進行注解、探究其義理的第一人，有所謂：
晉有道安，獨興論旨，准的前聖，商攉義方，廣疏注述，首開衢路(《續高僧傳》卷15)。
道安對中國佛教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就是他開創了對中國佛教有深遠影響的“義學”。所謂“義學”實際上是道安對兩漢“經學”的繼承和發展，它的主要內容就是仿照“發明章句”，疏注“六經”的方法，疏注和講解傳來的佛教翻譯經典，理解和發明佛經的義理。道安所創的這種方法，首先是將一部佛經的經文劃分爲經序、經宗和流通叁部分，然後從經名、譯者開始逐字逐句進行注釋。並探求其義理。應該說，中國佛教研究的學術活動正是從這裏開始的。南北朝時代，在道安的影響下，以疏注譯經爲主要內容的講經和著述活動形成風潮，從而推動了“義學”的深入發展，並伴隨著這種“義學”的發展而形成衆多的以疏解不同經典爲特色的學派。隋唐時代，中國佛教的思想家們，在理解和诠釋譯經的“義學”的基礎上，開始探尋中國佛教自己的發展道路，創造性地建立自己的佛學體系，從而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疏注佛經，發明佛經的義理也仍然是中國佛教學術的一個傳統的基本方法，這種方法一直影響到明清時代。到了近代以來，雖然有的研究者提出過不同的意見，但注疏佛經的研究方法依然被衆多的學者所采用，只不過這種方法在旁征博引的考據學的影響下賦于了新的內容。
道安的另一重大貢獻是佛經目錄的整理。《安錄》又稱《綜理衆經目錄》，第一次將東漢至東晉甯康二年(374)的漢譯佛經收集起來，進行考訂和分類。他將這些譯經分爲“本錄”、“失譯”(不知譯者姓名者)、“異經”(同經異譯)、“疑經”(鑒別爲僞經者)、“注經及雜經志”幾類。從而開創了中國佛經目錄學的先河。我們對道安的這一開創性工作的意義絕不能低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他爲佛教研究創立的又一種重要的方法，也就是後稱“文獻學”的研究方法。我們都知道，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出發點或前題，是詳盡地占有資料和對資料的甄別和鑒訂，然後依據可信的資料進行排比和科學的分析，得出對研究對象符合實際的認識和結論。資料來自哪裏，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曆史留下的文獻，一是通過實際調查得到的感性認識和文字的材料。對佛教研究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對佛教文獻的收集整理以及甄別考訂就成爲佛教研究第一位的也是首要的課題。在中國佛教史上，道安是開創這一研究方法的第一人，他之後，佛經目錄的編撰，代有新出，而影響最大的則是南朝梁代的名僧僧佑，他編撰了一部稱作《出叁藏記集》的目錄書。此目錄書在《安錄》的基礎上又增補了東晉至梁朝的譯經並廣泛收集有關“叁藏”的起源、譯經史話、經文序跋等著述，從而擴大了《安錄》的內容，爲佛教研究收集整理了更多的資料。僧佑在中國佛教文獻整理方面的另一貢獻，是他編輯的另一部具有首創意義的佛教文集《弘明集》。這部書第一次將東漢末至梁朝約300年間有關佛教的論文約60篇收集編纂成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這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雲：“然六朝遺編，流傳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賴以存”。在道安、僧佑之後，中國佛教的目錄書、論文集層出不窮，以致到北宋初年，在前人目錄的基礎上開始編纂刻印佛教文獻的總集漢文佛教大藏經，把中國佛教文獻的整理推上了高潮。大藏經一編再編，至清代據實物資料統計已有18種不同的大藏經版本存世。近代以來，由于敦煌文書的出土，宋《碛砂大藏經》、《趙城金藏》、《房山石經》及山西應縣、河北豐潤縣遼刻藏經的相繼發現，使一大批被埋沒了千余年的佛教文獻重新面世，從而把佛教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佛教文獻學也幾乎成爲佛教研究最受學術界關注的顯學。
在近代以來，考古學也爲佛教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科學的方法。遍布于中國大地上大小不等的石窟寺遺存、佛教雕塑、繪畫、金銅佛像及寺廟建築，爲佛教研究開辟了一種全新的領域。誠然，主導中國近代以來佛教研究主流的，則是以科學的實證法還佛教曆史以本來面目，爲佛教修史的佛教史學的研究，以及把佛教義理視作人類思考人生本質及宇宙本源的思想資料的佛教哲學的研究。中國佛教史、中國佛教思想史成爲近代以來中國佛學界專攻的兩大課題，一大批史學界和哲學界的學者如湯用彤、陳桓、陳寅恪等成爲卓有成就的佛學家，而他們的學生們則繼續著他們的事業，至今仍活躍在佛教研究的領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佛教研究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歸納起來，有以佛教經典的注釋和考據爲主要內容的“經學”的研究方法，有佛教文獻學的方法，有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有佛教史學的研究方法，有佛教哲學的研究方法等。此外，比較研究的方法，在目前的佛教研究中也日益受到特別的關注。在佛教本身，佛教的叁大系統，即漢傳系統、南傳系統和藏傳系統之間的比較研究；在佛教外部，佛教與東方各國其他宗教及文化形態的比較研究，以及佛教與西方基督教及其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等。總之，不管是那種研究方法，都是爲了真實的認識佛教這種社會存在，揭示佛教産生和發展的客觀的曆史進程及它在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和社會，推進人類自身文明建設的曆史進程中所發生的作用和産生的影響，不管這種作用和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正因爲這樣，就要求所有的佛教研究者，不論采用何種研究方法，都必須遵從一條原則，那就是事實求是的科學態度。
《佛教學 第一章 佛教學概述》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