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松绷”的藏文佛教着述，其数量据德格版统计共收各种经书文献4569种。

　　佛教的经书文献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也在不断地有新的著作产生。除上述三大类佛教的经书文献外，在佛教流传的其他一些主要国家还拥有着他们自己的许多佛教文献，如日本佛教界就把日本僧人的著作编辑成100卷本的《大日本佛教全书》出版，在韩国亦出版了10卷本《大韩佛教全书》等等。这些佛教文献，如同中国佛教着述一样，是研究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佛教，甚至是研究整个佛教史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资料，都应该引起佛教研究者的关注。

　　如上所述，佛教研究有自己特定的对象，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丰富的资料。那么，如何开展对佛教的研究呢？这就涉及到佛教研究的方法问题。在这里，我们仅以中国的佛教研究为例，探讨一下佛教研究的方法。

　　在我国，从广义说，研究佛教的学术活动可以追溯到东晋时代的名僧道安。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整理传来并翻译成汉文的佛教经典的人，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史称《安录》；他也是对传来佛教翻译经典进行注解、探究其义理的第一人，有所谓：

　　晋有道安，独兴论旨，准的前圣，商攉义方，广疏注述，首开衢路(《续高僧传》卷15)。

　　道安对中国佛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就是他开创了对中国佛教有深远影响的“义学”。所谓“义学”实际上是道安对两汉“经学”的继承和发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仿照“发明章句”，疏注“六经”的方法，疏注和讲解传来的佛教翻译经典，理解和发明佛经的义理。道安所创的这种方法，首先是将一部佛经的经文划分为经序、经宗和流通三部分，然后从经名、译者开始逐字逐句进行注释。并探求其义理。应该说，中国佛教研究的学术活动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南北朝时代，在道安的影响下，以疏注译经为主要内容的讲经和着述活动形成风潮，从而推动了“义学”的深入发展，并伴随着这种“义学”的发展而形成众多的以疏解不同经典为特色的学派。隋唐时代，中国佛教的思想家们，在理解和诠释译经的“义学”的基础上，开始探寻中国佛教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性地建立自己的佛学体系，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疏注佛经，发明佛经的义理也仍然是中国佛教学术的一个传统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明清时代。到了近代以来，虽然有的研究者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但注疏佛经的研究方法依然被众多的学者所采用，只不过这种方法在旁征博引的考据学的影响下赋于了新的内容。

　　道安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佛经目录的整理。《安录》又称《综理众经目录》，第一次将东汉至东晋宁康二年(374)的汉译佛经收集起来，进行考订和分类。他将这些译经分为“本录”、“失译”(不知译者姓名者)、“异经”(同经异译)、“疑经”(鉴别为伪经者)、“注经及杂经志”几类。从而开创了中国佛经目录学的先河。我们对道安的这一开创性工作的意义绝不能低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为佛教研究创立的又一种重要的方法，也就是后称“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我们都知道，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或前题，是详尽地占有资料和对资料的甄别和鉴订，然后依据可信的资料进行排比和科学的分析，得出对研究对象符合实际的认识和结论。资料来自哪里，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历史留下的文献，一是通过实际调查得到的感性认识和文字的材料。对佛教研究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对佛教文献的收集整理以及甄别考订就成为佛教研究第一位的也是首要的课题。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是开创这一研究方法的第一人，他之后，佛经目录的编撰，代有新出，而影响最大的则是南朝梁代的名僧僧佑，他编撰了一部称作《出三藏记集》的目录书。此目录书在《安录》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东晋至梁朝的译经并广泛收集有关“三藏”的起源、译经史话、经文序跋等着述，从而扩大了《安录》的内容，为佛教研究收集整理了更多的资料。僧佑在中国佛教文献整理方面的另一贡献，是他编辑的另一部具有首创意义的佛教文集《弘明集》。这部书第一次将东汉末至梁朝约300年间有关佛教的论文约60篇收集编纂成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然六朝遗编，流传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在道安、僧佑之后，中国佛教的目录书、论文集层出不穷，以致到北宋初年，在前人目录的基础上开始编纂刻印佛教文献的总集汉文佛教大藏经，把中国佛教文献的整理推上了高潮。大藏经一编再编，至清代据实物资料统计已有18种不同的大藏经版本存世。近代以来，由于敦煌文书的出土，宋《碛砂大藏经》、《赵城金藏》、《房山石经》及山西应县、河北丰润县辽刻藏经的相继发现，使一大批被埋没了千余年的佛教文献重新面世，从而把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佛教文献学也几乎成为佛教研究最受学术界关注的显学。

　　在近代以来，考古学也为佛教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科学的方法。遍布于中国大地上大小不等的石窟寺遗存、佛教雕塑、绘画、金铜佛像及寺庙建筑，为佛教研究开辟了一种全新的领域。诚然，主导中国近代以来佛教研究主流的，则是以科学的实证法还佛教历史以本来面目，为佛教修史的佛教史学的研究，以及把佛教义理视作人类思考人生本质及宇宙本源的思想资料的佛教哲学的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思想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佛学界专攻的两大课题，一大批史学界和哲学界的学者如汤用彤、陈桓、陈寅恪等成为卓有成就的佛学家，而他们的学生们则继续着他们的事业，至今仍活跃在佛教研究的领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研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有以佛教经典的注释和考据为主要内容的“经学”的研究方法，有佛教文献学的方法，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有佛教史学的研究方法，有佛教哲学的研究方法等。此外，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目前的佛教研究中也日益受到特别的关注。在佛教本身，佛教的三大系统，即汉传系统、南传系统和藏传系统之间的比较研究；在佛教外部，佛教与东方各国其他宗教及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西方基督教及其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等。总之，不管是那种研究方法，都是为了真实的认识佛教这种社会存在，揭示佛教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的历史进程及它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推进人类自身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不管这种作用和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正因为这样，就要求所有的佛教研究者，不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都必须遵从一条原则，那就是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

《佛教学 第一章 佛教学概述》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