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重的分歧。宗教家是这种信仰体系的构造者，并为之进行理论上的论证；而社会科学家则是要揭示这种现象的本质，寻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从科学的角度说，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不是简单地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冷静客观地去进行分析，通过那种人为的虚构的神话现象去揭示它产生的背景，发掘它真实的社会内容和社会作用。不难看到，对于佛教的研究，比起如同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这些社会学科的研究要复杂的多，因为它接触的这种社会存在，既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又有大量人为虚构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长期的，甚至是久远的古代历史文化的积淀，它的似是虚假的构想中包含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轨迹；它的似是落后的思想意识，又充满着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

　　其次，佛教是一种理论色彩十分浓重的宗教。没有哪一种宗教如同佛教那样重视理论的思考。佛教的出发点是探寻人生的本质。并在探寻人生本质的同时，进而探寻人生活的外观世界，即整个宇宙的本质问题，这就是以缘起说为基础的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进而，佛教还探寻了外观世界的真实性与人的主观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认为，外观世界即万事万物的“实相”是“空”，即本质上是虚假的，所谓“性空”，那么如何认识他们呢？回答是他们都是一种假相，即所谓“性空幻有”；有的则认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不过是人的“心”作用的结果，所谓“三界所有，唯是一心”；还有的则认为宇宙中千差万别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的“识”的变现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涉及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佛教的涅槃解脱的理论，还深层次地触及到伦理学的问题。它提出的人皆可成“佛”的思想，涉及人性的善恶问题；它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戒律原则，是人们道德行为的轨范；大乘佛教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菩萨思想，又提出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等等。这些思想虽然属于宗教修行方面的内容，却包含着浓重的对社会的关怀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佛教还在发展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逻辑学的体系，即“因明”学。

　　佛教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佛教研究具有很现实的哲学的和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实际上佛教思想的研究始终是佛教研究的中心。我国古代凡是有成就的学问僧都是佛教的思想家；近代以来，我国研究佛教的着名学者也无一不是从佛教思想入手，开展对佛教的研究。

　　第三，佛教是一种产生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宗教，比起基督教的产生早了大约五百年，比起伊斯兰教的产生更要早上一千年，所以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它是最古老的宗教；同时，它又是一种至今仍在广泛流传的宗教。佛教既是古代社会的一种历史的遗存，与流传国家及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它又是现代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生活，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着广泛的交往。在一些地区和国家，佛教至今还是一种全民的信仰，甚至被置于“国教”的地位，佛教的教义、戒律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法律的依据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今日的佛教是历史上佛教的发展，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的连续性；佛教既是古老的，也是现实的。因此，佛教研究既是一种历史的研究，也是当代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四，佛教学研究包容着丰富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内容。作为宗教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佛教学研究应属于人文学科的一种，即与哲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它又是一门社会学科，与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经济学、政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现实的一种宗教现象，佛教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它的伦理思想，价值追求，又无一不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因此，佛教研究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文化体系，涉及社会科学的各种门类。

　　第三节 佛教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及其研究方法

　　佛教至今已流传了2500多年，它的影响几乎复盖了整个亚洲，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佛教亦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向西方渗透，遂成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宗教。二千多年来，佛教为人类社会留下了难以计数的经书文献。这些经书文献不仅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为今天的佛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佛教经书文献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很难有一个准确的计算，仅据1982年我国学者重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时的统计，被收录于各种版本汉文大藏经中的就有4200余种，23000余卷；那么，没有被收录在汉文大藏经中的汉文佛教文献到底有多少，虽然没有人作过统计，但从已知的情况说，其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汉文佛教大藏经，是汉文佛教经书文献的总集，它包括自我国东汉始，我国历代佛教翻译家翻译的印度的佛教“原典”，也就是被称作“三藏”的佛教典籍；而更大量的则是中国僧人自己的着述。这种着述始于南北朝，隋唐以来，由于独立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其数量则成倍的增加，以至到明清之时大大超过译经的总数，成为汉文佛教大藏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文佛教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珍贵的遗存。数量在6000卷以上的汉译佛典，分经、律、论三大部分，几乎包容了自佛教创始时至今留传下来的印度佛教的全部典籍。这些典籍本是印度和中亚佛教的产物，但今天在印度和中亚，经历中世纪历史的变迁，其可供验证的遗存已十分稀少。在印度本土，除南印度发现过一部称作《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外，再未发现过任何佛教文献的古写本。19世纪初年始，在释迦牟尼诞生地的尼泊尔，陆续发现了300余部佛经的梵文写本，但研究表明，这部分写本均为10-12世纪的抄本，远不能反映印度佛教原典的本来面目；在中亚及我国的新疆和西藏地区也发现过梵文及用西域诸国古文字书写的经本，其数量亦十分有限。事实说明，印度佛教的原典，基本上是借助于汉文化的成就被基本完整的保存下来，这是中华文明给予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中国佛教着述，历经东汉至明清近2000年的创作过程。这些著作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印度佛教原典的诠释、印度佛教史的追述、中国佛教自传入以来的编年史、中国历代高僧的传记、中国佛教宗派理论的阐述，以及佛教律仪、佛教寺院、佛经目录、佛教事典、辞典等等，几乎是中国佛教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中国佛教着述是中国汉文化与佛教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它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价值比印度佛教原典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今天，被大量保存下来的佛教经书文献，还有两大部分是不容忽视的。它们是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及我国云南傣族、布朗族、阿昌族聚居地区的南传巴利文大藏经和在我国藏族地区流传的藏文大藏经。据学界研究，南传巴利文大藏经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时，由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之子摩哂陀传入今天的斯里兰卡。最初是口头流传，到纪元前夕的斯里兰卡伐陀迦摩尼王时(公元前43～前17)，在无畏山建寺，集高僧将口头传诵的经文用僧伽罗文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从而形成了巴利文大藏经的原型。5世纪时，中印度僧觉音来到兰卡，在他的主持下，又将僧伽罗文书写的经书，全部译成印度本土的巴利语，并采取律、经、论“三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组织方法。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南传巴利文大藏经。巴利文大藏经亦以印度传来的三藏典籍为核心，这部分内容大体相当于汉文佛教大藏经中的小乘经、律、论部分。藏外部分分注疏和其他两部分，即包括觉音及其他兰卡僧人对“三藏”典籍的注释和解说，共28种，及《岛史》、《大史》、《清净道论》、《弥兰王问经》等史传著作。巴利文大藏经，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流传而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我国云南傣族等地区，因之出现了用缅甸文、泰文、柬埔寨文及我国傣文等书写的多种版本的南传大藏经。近代以来，南传佛教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881年英国成立巴利圣典协会，用罗马字出版了巴利文大藏经的大部分，共有150册之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国曾两度出版整部泰文南传大藏经。1935～1940年间，日本学者将南传巴利文大藏经译成日文出版，全书共70册，是现今较为流行的一种版本。

　　藏文佛教大藏经是译成藏文的印度佛教原典和藏文佛教着述的总称，其规模也十分巨大。公元7世纪前后，佛教从我国内地、北印度和尼泊尔几个方面传入我国西藏。信奉佛教的赞普松赞干布(？一650)时，曾派人到印度学习梵文，他们学成回到西藏后据梵文创立了藏文，此后不久就开始了藏译佛典的活动。赤德祖赞(704～754)时，曾派桑希等人赴长安取经求法，汉僧多人入藏。赤松德赞(754—797)时，大兴佛教，建桑耶寺，开设译场进行译经活动。并编制了最早的藏译佛经目录。9世纪以后，因赞普朗达玛的灭佛，佛教在西藏中断了百余年。10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初，佛教再度在西藏兴起，并在此后的三百年间形成了一个藏译佛经的高潮，参予传译经典的藏地译师140余人，由印来藏的弘传密教的高僧70余人，所译经论典籍二千种左右，从而为规模巨大的藏文大藏经的编辑奠定了基础。14世纪初在那塘寺编辑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以写本流行。14世纪后半叶，由衮噶多吉编辑了“甘珠尔”(意为佛语部，相当“三藏”典籍中的经、律部分)，布顿·仁钦朱编辑了“丹珠尔”(意为论部)，藏文大藏经始臻完备。此后，明清两代，藏文大藏经多次刊行，形成了永乐版、万历版、里塘版、德格版、北京版等许多版本。藏文大藏经包括三部分内容，即相当于“三藏”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及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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