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重的分歧。宗教家是這種信仰體系的構造者，並爲之進行理論上的論證；而社會科學家則是要揭示這種現象的本質，尋求産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從科學的角度說，社會科學家的研究不是簡單地作肯定或否定的結論，而是冷靜客觀地去進行分析，通過那種人爲的虛構的神話現象去揭示它産生的背景，發掘它真實的社會內容和社會作用。不難看到，對于佛教的研究，比起如同曆史、哲學、經濟、法律這些社會學科的研究要複雜的多，因爲它接觸的這種社會存在，既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又有大量人爲虛構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又是長期的，甚至是久遠的古代曆史文化的積澱，它的似是虛假的構想中包含著人類社會發展的真實軌迹；它的似是落後的思想意識，又充滿著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
其次，佛教是一種理論色彩十分濃重的宗教。沒有哪一種宗教如同佛教那樣重視理論的思考。佛教的出發點是探尋人生的本質。並在探尋人生本質的同時，進而探尋人生活的外觀世界，即整個宇宙的本質問題，這就是以緣起說爲基礎的佛教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進而，佛教還探尋了外觀世界的真實性與人的主觀認識之間的關系問題。有的認爲，外觀世界即萬事萬物的“實相”是“空”，即本質上是虛假的，所謂“性空”，那麼如何認識他們呢？回答是他們都是一種假相，即所謂“性空幻有”；有的則認爲，世界的萬事萬物都不過是人的“心”作用的結果，所謂“叁界所有，唯是一心”；還有的則認爲宇宙中千差萬別的萬事萬物都是人的“識”的變現等等。所有的這一切都涉及到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根本問題，是認識論的問題。佛教的涅槃解脫的理論，還深層次地觸及到倫理學的問題。它提出的人皆可成“佛”的思想，涉及人性的善惡問題；它的“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戒律原則，是人們道德行爲的軌範；大乘佛教的“慈、悲、喜、舍”“四無量心”的菩薩思想，又提出了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等等。這些思想雖然屬于宗教修行方面的內容，卻包含著濃重的對社會的關懷和社會責任。與此同時，佛教還在發展自己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邏輯學的體系，即“因明”學。
佛教的上述特點決定了佛教研究具有很現實的哲學的和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實際上佛教思想的研究始終是佛教研究的中心。我國古代凡是有成就的學問僧都是佛教的思想家；近代以來，我國研究佛教的著名學者也無一不是從佛教思想入手，開展對佛教的研究。
第叁，佛教是一種産生于公元前6～前5世紀的宗教，比起基督教的産生早了大約五百年，比起伊斯蘭教的産生更要早上一千年，所以在世界叁大宗教中它是最古老的宗教；同時，它又是一種至今仍在廣泛流傳的宗教。佛教既是古代社會的一種曆史的遺存，與流傳國家及地區的古代曆史、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它又是現代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的信仰生活，與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發生著廣泛的交往。在一些地區和國家，佛教至今還是一種全民的信仰，甚至被置于“國教”的地位，佛教的教義、戒律成爲這些地區和國家法律的依據和社會倫理道德的准則。今日的佛教是曆史上佛教的發展，有著不可割斷的曆史的連續性；佛教既是古老的，也是現實的。因此，佛教研究既是一種曆史的研究，也是當代社會問題研究的重要課題。
第四，佛教學研究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內容。作爲宗教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佛教學研究應屬于人文學科的一種，即與哲學、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但同時它又是一門社會學科，與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經濟學、政治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作爲現實的一種宗教現象，佛教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它的倫理思想，價值追求，又無一不對現實的社會生活産生影響。因此，佛教研究是一個內容十分廣泛的文化體系，涉及社會科學的各種門類。
第叁節 佛教學研究的基本資料及其研究方法
佛教至今已流傳了2500多年，它的影響幾乎複蓋了整個亞洲，成爲東方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佛教亦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向西方滲透，遂成爲真正意義的世界宗教。二千多年來，佛教爲人類社會留下了難以計數的經書文獻。這些經書文獻不僅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筆寶貴的財富，也爲今天的佛教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佛教經書文獻的數量到底有多少，我們很難有一個准確的計算，僅據1982年我國學者重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時的統計，被收錄于各種版本漢文大藏經中的就有4200余種，23000余卷；那麼，沒有被收錄在漢文大藏經中的漢文佛教文獻到底有多少，雖然沒有人作過統計，但從已知的情況說，其數量也是十分可觀的。漢文佛教大藏經，是漢文佛教經書文獻的總集，它包括自我國東漢始，我國曆代佛教翻譯家翻譯的印度的佛教“原典”，也就是被稱作“叁藏”的佛教典籍；而更大量的則是中國僧人自己的著述。這種著述始于南北朝，隋唐以來，由于獨立的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其數量則成倍的增加，以至到明清之時大大超過譯經的總數，成爲漢文佛教大藏經的重要組成部分。
漢文佛教文獻是中國古代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珍貴的遺存。數量在6000卷以上的漢譯佛典，分經、律、論叁大部分，幾乎包容了自佛教創始時至今留傳下來的印度佛教的全部典籍。這些典籍本是印度和中亞佛教的産物，但今天在印度和中亞，經曆中世紀曆史的變遷，其可供驗證的遺存已十分稀少。在印度本土，除南印度發現過一部稱作《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外，再未發現過任何佛教文獻的古寫本。19世紀初年始，在釋迦牟尼誕生地的尼泊爾，陸續發現了300余部佛經的梵文寫本，但研究表明，這部分寫本均爲10-12世紀的抄本，遠不能反映印度佛教原典的本來面目；在中亞及我國的新疆和西藏地區也發現過梵文及用西域諸國古文字書寫的經本，其數量亦十分有限。事實說明，印度佛教的原典，基本上是借助于漢文化的成就被基本完整的保存下來，這是中華文明給予世界文化的一大貢獻。中國佛教著述，曆經東漢至明清近2000年的創作過程。這些著作內容十分廣泛，包括對印度佛教原典的诠釋、印度佛教史的追述、中國佛教自傳入以來的編年史、中國曆代高僧的傳記、中國佛教宗派理論的闡述，以及佛教律儀、佛教寺院、佛經目錄、佛教事典、辭典等等，幾乎是中國佛教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中國佛教著述是中國漢文化與佛教相結合的産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織部分，它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價值比印度佛教原典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今天，被大量保存下來的佛教經書文獻，還有兩大部分是不容忽視的。它們是流傳于斯裏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及我國雲南傣族、布朗族、阿昌族聚居地區的南傳巴利文大藏經和在我國藏族地區流傳的藏文大藏經。據學界研究，南傳巴利文大藏經大約是公元前3世紀時，由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之子摩哂陀傳入今天的斯裏蘭卡。最初是口頭流傳，到紀元前夕的斯裏蘭卡伐陀迦摩尼王時(公元前43～前17)，在無畏山建寺，集高僧將口頭傳誦的經文用僧伽羅文音譯，刻寫在銅片和貝葉上，從而形成了巴利文大藏經的原型。5世紀時，中印度僧覺音來到蘭卡，在他的主持下，又將僧伽羅文書寫的經書，全部譯成印度本土的巴利語，並采取律、經、論“叁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組織方法。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南傳巴利文大藏經。巴利文大藏經亦以印度傳來的叁藏典籍爲核心，這部分內容大體相當于漢文佛教大藏經中的小乘經、律、論部分。藏外部分分注疏和其他兩部分，即包括覺音及其他蘭卡僧人對“叁藏”典籍的注釋和解說，共28種，及《島史》、《大史》、《清淨道論》、《彌蘭王問經》等史傳著作。巴利文大藏經，隨著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流傳而傳入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及我國雲南傣族等地區，因之出現了用緬甸文、泰文、柬埔寨文及我國傣文等書寫的多種版本的南傳大藏經。近代以來，南傳佛教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1881年英國成立巴利聖典協會，用羅馬字出版了巴利文大藏經的大部分，共有150冊之多；19世紀末、20世紀初，泰國曾兩度出版整部泰文南傳大藏經。1935～1940年間，日本學者將南傳巴利文大藏經譯成日文出版，全書共70冊，是現今較爲流行的一種版本。
藏文佛教大藏經是譯成藏文的印度佛教原典和藏文佛教著述的總稱，其規模也十分巨大。公元7世紀前後，佛教從我國內地、北印度和尼泊爾幾個方面傳入我國西藏。信奉佛教的贊普松贊幹布(？一650)時，曾派人到印度學習梵文，他們學成回到西藏後據梵文創立了藏文，此後不久就開始了藏譯佛典的活動。赤德祖贊(704～754)時，曾派桑希等人赴長安取經求法，漢僧多人入藏。赤松德贊(754—797)時，大興佛教，建桑耶寺，開設譯場進行譯經活動。並編製了最早的藏譯佛經目錄。9世紀以後，因贊普朗達瑪的滅佛，佛教在西藏中斷了百余年。10世紀下半葉至11世紀初，佛教再度在西藏興起，並在此後的叁百年間形成了一個藏譯佛經的高潮，參予傳譯經典的藏地譯師140余人，由印來藏的弘傳密教的高僧70余人，所譯經論典籍二千種左右，從而爲規模巨大的藏文大藏經的編輯奠定了基礎。14世紀初在那塘寺編輯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經，以寫本流行。14世紀後半葉，由衮噶多吉編輯了“甘珠爾”(意爲佛語部，相當“叁藏”典籍中的經、律部分)，布頓·仁欽朱編輯了“丹珠爾”(意爲論部)，藏文大藏經始臻完備。此後，明清兩代，藏文大藏經多次刊行，形成了永樂版、萬曆版、裏塘版、德格版、北京版等許多版本。藏文大藏經包括叁部分內容，即相當于“叁藏”的“甘珠爾”和“丹珠爾”及稱作“…
《佛教學 第一章 佛教學概述》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