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仁山與現代中國佛教
藍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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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仁山與現代中國佛教
一、緒言--清代佛教之衰微
佛教輸入中國，曆經兩晉南北朝的孕育滋長，迄隋唐五代而臻極盛。但是從宋朝以後，譯經的大師少了，闡釋教義的高僧大德也漸漸地稀疏了，佛教逐漸走向衰落的境地。而到清朝，佛教遂成爲真正虛有其表的空殼。
盡管佛教僧尼在康熙時，仍有十一萬八千余名[1]，但是真正仍懷有大乘佛教精神的，真是微乎其微。環顧有清一代，僧衆中能對佛教義學加以融通疏釋而成一家之言者，可謂絕無其人。不要說道安、玄奘、羅什、智顗、法藏之流不複再見，即令要找一個學力能與明末憨山 (德清)、藕益( 智旭) 等人相比肩的，也無處可尋。而居士界裏，也不過只有乾隆時的彭紹升(一七四○--一七九六字尺木，號際清)其人較夠水准而已。當時的一般佛教寺院，成爲社會上無依靠者謀生之處，也成爲社會上犯罪者的避難所[2]。佛教似乎已經失去了它的原始精神所在。
民國初年的太虛大師，對有清一代的佛教，也曾如此地慨乎言之﹕
「迨乎前清，其(佛教)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瀕於亡矣。從全球運開，泰西文明過渡東亞，我國之政教學術莫不瞠焉其後，而佛教實後而尤後者。」[3]
從鹹豐初年到光緒年間，佛教之衰落最甚，幾乎至於滅亡之境。其最重要原因，則系受到太平天國的大力摧殘。
盡管太平天國諸王所信的基督教是幼稚而不純粹的，但是在施行「消滅異端」一事上，卻能不讓西洋中古時代的基督舊教專美於前。太平軍橫掃東、南中國十余省，所過州縣，一切寺廟、神佛像等概遭摧毀無遺。曾國藩「討粵匪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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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粵匪……所過郡縣，先毀廟宇……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
張德堅的「賊情彙纂」也記載﹕
「賊見廟宇即燒、神像即毀。」[4]
中國東、南一帶，原爲清朝佛教之精華地區，經過太平軍一役，乃使佛教奄奄一息，幾告潰滅。
除了太平軍的兵燹之災而外，這期間又另有人對佛教興起「非分」之想。光緒廿四年，南皮張之洞作出他那脍灸人口的「勸學篇」一書。在外篇「設學第叁」裏曾說道﹕
「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 ，其勢不能久存。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
因爲佛道二氏「其勢不能久存」了，所以張南皮乃獻出一個他認爲是兩全其美的計劃。他說﹕
「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余區，大縣數十，小縣十余，皆有田産，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産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
他以爲若能把寺廟改作學堂，則全國教育水准必將普遍提高，則國勢自能增強。國勢增強，自能保護境內宗教，使不至受到西教的侵淩。「若得儒風振起，中華義安，則二氏亦蒙其保護矣。」[5]
張南皮這種說法，並不是祗有他一個人在唱高調。事實上，當時持這種「廟産興學」之觀點的士大夫(如康有爲等)，也所在多有。而譚嗣同的持論更加激烈，他說﹕
「今之寺觀廟宇，多而且侈，使悉廢之，不惟財無虛擲，人無遊手，而其雲構崇閣，亦可爲議院學堂諸公所之用。」[6]
譚嗣同是個深研佛學，尊崇釋迦的士人，他尚且如此主張，更可以看出當時佛教寺院在社會人士的心目中，其存在價值已幾等於零﹔佛教僧尼在一般人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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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幾與社會上的寄生蟲無異。這時候的佛教命運，似乎要進入「蓋棺」的階段了。
然而，曆史的演化，往往使人無法逆料。到了民國二、叁十年，佛教界忽然呈現出自南宋以來所未曾有過的蓬勃朝氣。不祗是僧衆裏人材輩出，即居士界中的佛學者，其義學之精深博大，研佛人數之衆多，都有邁越宋元明清而直逼盛唐的趨勢。這種由衰而盛的突變現象，乍看之下，是頗爲令人驚訝的。然而，若仔細推究起來，其緣由也實在相當單純，亦不過是「事在人爲」而已。促使現代中國佛教複興的人當然很多，但是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人物，則是石埭楊文會仁山先生。
從近百年來的佛教發展史看，楊仁山是一位使佛教起死回生的樞紐人物。顯然地，如果沒有楊氏其人，縱使民初佛教不一定就不會複盛，但是其局面必將大爲改觀。這是確可斷言的。本文願就有關楊仁山的重要資料，對楊氏其人的思想及其對現代中國佛教的影響、作一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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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楊仁山略傳
有關楊仁山的傳記資料，省內可見的有﹕
•(一)楊仁山居士事略(此下簡稱「事略」)﹕作者不詳，載在「楊仁山居士遺書(一)」，文海出版社。
•(二)楊居士塔銘(簡稱「塔銘」﹕沈曾植撰，闵爾昌「碑傳集補」逸民類，卷卅七。
•(叁)楊仁山居士別傳(簡稱「別傳」)﹕張爾田撰，闵爾昌「碑傳集補」卷卅七。
•(四)清代七百名人傳(簡稱「名人傳」)﹕蔡冠洛編，世界書局。
•(五)楊仁山居士傳(簡稱「歐傳」)﹕歐陽漸撰，載在蘇淵雷所編之「學思文粹」中。
•(六)先祖仁山公之生平﹕趙楊步偉撰，菩提樹月刊九十五期。
除此之外，其他有關楊氏生平的中、日、英文資料仍有很多，但是大抵都是從右列諸文所推演出來的。因此不再具錄。楊氏似乎並不太受史家重視，因爲在清史稿、清史列傳內，均無傳。祗有在蕭一山「清代通史」中之「清代學者著述表」內有「楊文會」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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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會(一八叁七--一九一一)，字仁山。安徽石埭人。其父樸庵公，與曾國藩爲同年進士。楊氏自幼讀書能文，但不喜舉子業。生平好讀奇書。性任俠，熟習馳射擊刺之術。洪楊事起，楊氏年十七，隨家轉徙各地。後來曾襄助曾國藩辦理軍糧等務。
楊氏對工程事業頗爲娴熟，曾國藩、李鴻章「鹹以國士目之」(事略)，但楊氏淡於名利，又頗富民族思想，因此不願爲官。「李文忠函聘辦工，辭不往」(事略)，「曾文正密保不就」(歐傳)。後來，因爲家計艱難，才服職於江甯籌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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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年，又受聘襄贊曾惠敏(紀澤)，光緒四年，隨曾紀澤出使歐洲。光緒十二年又隨劉芝田出使英法。因此，西人Holmes Welch說他是第一個到過歐洲 的中國佛教徒[7]。據楊氏的孫女趙楊步偉女士(趙元任夫人)回憶道﹕
「光緒四年，曾紀澤奉使歐洲，函聘先祖同往協理。……先祖條件，爲只做事而不欲保舉任何官爵，因此先祖在英法時實權甚大，而名義上僅一參贊……巴黎鐵塔落成(一八八九)……先祖爲代表特使赴法，並考查法國政治實業等等。」
「光緒十二年，劉芝田又出使英法，派人再叁邀請隨往，到英後先祖專考查英國政治及工業各方面，頗悟歐西各國致富致強之根基，無非以實學爲本。勸劉上種種條陳與滿清政府，但皆未得采用，複見世道人心每況愈下，遂不複在政治界中周旋。」[8]
楊氏思想極爲新穎，曾經勸他在南京辦工程時的舊同事周玉山[9]興辦女學，並曾勸人禁止女子纏足。其孫女楊步偉自幼即天足，也是拜乃祖之賜。楊氏在隨劉芝田訪歐回國時，曾對西學與當時國事有所感歎。據「事略」載﹕
「嘗語人曰﹕斯世競爭，無非學問，歐洲各國，政教工商，莫不有學，吾國仿效西法，不從切實處入手，乃徒襲其皮毛。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興國其可得乎﹖」
可見楊氏對當時國事的了解，自有比當時一般士大夫高明之處。而民初中國佛教之能在僧製、教育上都有一番新氣象，這與楊氏思想的新穎，自有不可忽略的關系。
以楊氏的出身(父爲進士)，學養(擅工程)，與受知於曾、李，又曾兩度隨朝廷官吏出使歐洲﹔這種背景，如果有意出仕，則要謀一中等官職是絕無問題的。然而他不但不熱中作官，而且對所擅的工程，也未曾多所施展。結果卻在光大佛教一事爲世人所知。這種不尋常的事蹟，必有其所以致此的緣由，從他的傳記資料看，除了他天性中有與佛教思想相契的一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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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兩點助緣也是很重要的﹕
•其一、楊氏不喜爲官，主因是民族意識濃厚，不願在滿人政府下做事。據楊步偉文所述，當楊氏協辦曾國藩軍務時，曾經向曾氏說道﹕「我們何必終日爲異族犧牲﹖」據說當時曾國藩笑而不答。
•其二、楊氏叁歲即訂婚，他的未婚妻比他大六歲。訂婚後還未過門時，其妻生病出天花，容貌甚醜，而楊氏後來仍然娶她過門，並無怨言。其後，當楊氏移居杭州時，曾經邂逅一位頗爲合意的杭州少女，想娶爲「並妻」。但這事受到其母親、妻子的反對，她們祗答應楊氏納之爲妾。楊氏不忍心以該杭州女爲妾，此事遂告擱淺。據楊步偉謂﹕「經此一番打擊，先祖更覺世事無聊，終日在西湖邊散步。」
一天，楊氏偶然在杭州書肆見「大乘起信論」一書[10]，閱讀之下，大爲贊歎，從此開始嗜讀佛書，開始其佛教生涯。這一轉機，遂爲現代中國佛教奠定下複興的基礎。
楊氏晚年一意弘揚佛教。其思想、事業，將在下節詳述。氏死於宣統辛亥年的陰曆八月十七日，即武昌起義前數日。享年七十五。
叁、楊仁山的佛學思想
楊氏逝世後，其一生撰述，於民國八年由金陵刻經處刊印成書，初木刻十冊，癸亥(十二)年北京臥佛寺補刻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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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一冊，廿二卷。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該全集，成「楊仁山居士遺書」二冊行世。其書計含「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佛教初學課本」、「十宗略說」、「觀無量壽佛經略論」、「論語發隱」、「孟子發隱」、「陰符經發隱」、「道德經發隱」、「沖虛經發隱」、「南華經發隱」、「等不等觀雜錄」、「闡教編」共十二種。
如果用比較嚴格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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