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淨土歸趣略析
周齊
內容提要：淨土法門法脈源遠流長，但近世延承的則主要是宋明以來漸成的相關模式。其中明末實是淨土信仰及觀念模式承上啓下大致完型的重要時期。本文通過對典型人物袁宏道淨土歸趣的形成及代表作《西方合論》的分析，以期對明末流行並影響後世的唯心淨土指向和華嚴淨土說中突出心性本體及智境之實相淨土的解釋理論作一淺略說明。
關鍵詞：袁宏道 淨土歸趣 心性本體 實相淨土
作者周齊，1960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副研究員。
佛教流傳中國兩千年，淨土之教是始終綿延不絕的法門之一。它不僅爲佛教各宗派所共修，而且深具廣被效力，可謂一聲佛號深入人人之心。不過，淨土法脈雖源遠流長，但影響近現代淨土信仰及思想觀念大而深者，當是宋明以來逐漸形成的相關模式。尤其明代，淨土教顯盛，加之明末湧現出一批傑出高僧及居士相繼推波助瀾，可以說明末是淨土信仰及觀念模式承上啓下大致完型的重要時期。在當時精進猛健的推動者中，袁宏道是突出的居士俊傑，因而其淨土歸趣有一定典型性意義。
一、 袁宏道淨土歸趣的形成及其背景
袁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號石頭居士，湖北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叁袁”。”[1] 他們不僅以形成文學史上“公安體”而聞名，也以佛門居士而著稱，是文人士大夫中熱衷向佛的著名人物。其中以袁宏道尤爲突出，除卻文學成就不論，相關佛教的文章也很多，特別是《西方合論》，成爲具有一定影響的淨土著作，幾可謂龍舒居士後最具規模的居士淨土著作，不僅集中反映了袁宏道的佛學造詣，也標明了其佛教修習的淨土歸趣。不過袁宏道之歸心淨土經曆了先禅而後淨的過程，是所謂于禅中“知無所得，皈心淨土”[2]的。這樣的結果當與其個人修習經曆以及外界相關氛圍的影響有密切關系。受父輩及兄長的影響，袁宏道“弱冠即留意禅宗。”[3] 其兄袁宗道形容說：“石頭居士，少志參禅，性根猛烈，十年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珠語走盤。尋常與人論及此事，下筆傾湫，不蹈祖師陳言，直叢胸臆流出，火虎生龍，無一死句。”[4]雖活脫一副頗具悟性之倜傥才子形象，但袁宏道受兄長指點于性命之學還是的確下過極力參究而至廢寢忘食如醉如癡的工夫，並且時有所解。
結識李卓吾，對袁宏道的修習則産生了更大影響。李卓吾的思想親近王龍溪、羅近溪，與“左派王學”相涉，但獨立異端，不守繩墨，頗引爭議；中年又由究生死大事而潛心佛學，晚年更是別妻舍家住進寺院，但依舊風骨棱棱，任性不羁，被譏之爲“狂禅”，是一位極具個性，見解獨到的人物。其實李卓吾的表現在當時並非孤立現象，實是王學余續的一種極端走勢。袁氏兄弟由焦弱侯引介結識李卓吾時，李已住進麻城龍湖芝佛院，年已老，知音稀，而袁宏道則20出頭風華正茂，但二人互爲敬慕欣賞，相交契合，“留叁月余，殷殷不舍”[5]。李卓吾與人交往常常是“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語”，[6]而袁李相投，除了各賞才學，人格氣質也必有可近之處，大致皆爲率性之人。《德山談》中袁宏道有一段話便可做其精神趨向的佐證。袁宏道稱：“今之慕禅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做個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願，而取狂狷也。”[7]當時在一般文人才子中狂放任運之風走盛，突出個性，破拆樊籬，鼓倡人皆可爲聖，有所謂主體意識強烈之表現趨勢，袁氏兄弟與李卓吾親近更深一層的原因更可能是在這些方面趣味相投。因而年輕的袁宏道自然地被李卓吾吸引，接受了李卓吾的禅學，乃至津津樂道李卓吾“離經叛道”的《藏書》，視之爲可解愁發聩獲得力量的精神食糧。對于袁宏道而言，李卓吾是既師亦友。認識袁宏道，李卓吾也大發道遇知音可解老苦之慨。雖然袁宏道一生與李卓吾面晤次數不多，但世人傳記多稱袁宏道學禅得法于李卓吾，此說雖不盡然也無大出入，因爲影響袁宏道者除其父兄，還有如焦弱侯、陶石篑、管東溟等同道之切磋，以及如收留李卓吾的芝佛院長老無念深有等僧人的熏染，甚至還要算上社會氛圍因素，但李卓吾的影響則無疑是深刻的。因此有批評說：“袁氏……得法龍湖。龍湖不無狂魔入肺腑之證，至袁氏一轉而爲輕清魔墜在清安快活裏作窠臼。”[8]袁宗道也說，宏道參禅雖時有所悟，世情減少，但于日常仍未免縱意疏狂，好在參究生死之心迫切，醒悟滯之所在，于是“約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門，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9]袁宏道後來放棄了李卓吾的禅學，趨向淨土，是其佛教修習的重要轉折，這大概是在他們結識十年左右。由袁中道所說：“逾年(萬曆二十七年)，先生之學複稍稍變，覺龍湖等所見，尚欠穩實，以爲悟修猶兩毂也，向者所見，偏重悟理，而盡廢修持，遺棄倫物，面背繩墨，縱放習氣，亦是膏肓之病。……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10]對于這個轉變，袁宏道在《西方合論》序中自白：“余十年學道，墮此狂病，後因觸機，薄有省發，遂簡塵勞，皈心淨土。”[11]袁李的交往也日趨冷淡。以《西方合論》爲標志，袁宏道走上了自己比較成熟的修行之路，有了自己所要遵循的一套佛學見解。袁宏道脫離“狂禅”歸心淨土的轉變促因很多，在此簡略探察幾個基本方面。
首先應是袁宏道對自己所陷入的禅學産生了懷疑。如中道所說是覺得欠穩當了。對此我們還可從袁宏道對無念深有的一段話中略窺一斑，袁宏道說：“禅有二種。有一種狂禅，于本體上有所入，便一切討現成。大慧……雲：此事極不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之心，便不修行，多爲目前境界奪將去，做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述而不返，道力而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12]所說雖不爲專門議論狂禅，但還是反映了其懷疑點之所在，以及對“道力不能勝業力”的懼怕。這裏有義理認識原因，也有宗教心理原因。其實李卓吾也是心歸淨土的，其《淨土訣》也是當時很有影響的居士淨土著作，而且“怖死”的心理動因、求“不死之道”的理性追求更明確、反應更強烈，但李卓吾參禅不免知解，念佛念而不修。袁宏道則逐漸認爲如這般一切討現成，極不易得解脫，卻易爲障所遮蔽，因而轉變了修爲方向，並“常對中道曰：“吾覺向來精神，未免潑散，近日一意收斂。””“其學亦日趨平淡”。[13]在當時弘揚淨土竭力者當屬雲棲宏，袁宏道與其有交往，稱贊其戒律精嚴，尤其稱贊雲棲倡導“單提念佛一門”是“尤爲直捷簡要，六個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14]由此可明見袁宏道認識趨向的變化。而且袁宏道也開始注意修行持戒，自稱是學做下下根行。義理研究與修行實踐上都與以往發生很大改變。其次，應是實際的“觸機”促使其“薄有省發”造成轉變。這個“機”當是現實的人生磨砺，尤其生老病死之苦，以及遭遇與醜惡對抗等，最易引起省思。袁宏道又是極具性情之人，這方面原因自不可忽視。他8歲喪母，幸有族親愛護，但人生在世不免有至親者或病或死，這在他反應極爲強烈，甚至曾爲此類事情自去官職。而他自己並不健壯(43歲即逝)，多有病苦感受。另外，袁宏道于仕途中也常遇到頗令其拍案的官場罪惡汙濁，幾起歸隱之意。類似這種身處苦痛感觸尤深，加之所參之禅並不得力，難以憑借安慰的經曆，可能是其由禅而思歸淨土的一方面之實際誘因。明末四大師之一智旭的修行經曆中也有這樣的觸因。智旭一生多病，常有大病垂死的記錄，“不能飲食，不能療治，無術分解。唯痛哭、稱佛菩薩名字、歸心淨土而已。”智旭因而慨歎：“平日實在心性上用力，尚不得力，況僅從文字上用力哉。”[15]本即有一定的心理和認識基礎，再經此類切身體驗，便可能更加激發對解脫的渴望，淨土法門自然是最爲方便穩當的超越之路和最令向往的理想歸宿。當然這是比較顯見原因的解釋思路。因爲比較李卓吾，李的人生經曆更加困苦，且由于性情耿介而每況愈下，以至76歲還被加罪入獄，持刀自割脖頸，又兩日未能咽氣，結果，一生的解脫求索，卻只能以手指劃字，在“七十老翁何所求！”的無聲哀歎中不了了之。顯然，袁宏道的歸心淨土與李卓吾一生求索的不了了之，都不是簡單以觸人生磨砺之機而省發所能诠解的，但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動因。
再者，應是社會氛圍大環境對其的影響熏染。在明代，淨土之教比較昌盛，從“國初第一禅師”楚石梵琦，到明末四大高僧的最後一位益智旭，崇信淨土之教幾可謂一以貫之，尤其明中後期，淨土信仰遍及教內教外，又加上雲棲宏等大師的極力倡導，淨信之風更加熾盛。在禅淨、教淨、禅淨教的結合、調和趨勢中，淨是無處不在的。而且僧人居士相關淨土教的著述也空前的多，據聖嚴法師統計，僅明末就有僧俗161人著作24種71卷，再加上明朝其他時期的淨土著作7種11卷，大致合計31種82卷明朝淨土著作在藏入冊。另外僅明末宏、真可、德清、慧經、圓澄、元來、元賢、智旭八位高僧又有關于淨土的單散文章120篇。[16]由此大可想見人們對淨土教趨之若骛的狀況。其實不僅明末，明代倡導淨土的大德，往往即如聖嚴法師所分析：“不僅都有儒家道家學問的基礎，又是佛門的大通家，也是禅門的行家，通教理、知禅病，而導歸淨土。因爲禅有優點，亦有其弱點，本是大補藥，對于若幹乃至多數不受大補的人，反而成了劇毒。”[17]而淨土教無疑適宜上下根所有人，所以，倡導兼禅兼教趣歸淨土，可以說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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