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惜。“故當徽有操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卷叁十，第707頁上)根據這個原則，他對《梁高僧傳》加以補苴增赓。有《梁高僧傳》出于“同世相侮”的緣故，具操行並在成書之前去世而未被選錄的梁代僧人。有卷五的法申、僧韶、法護、智欣、法令，卷”(的慧韶、僧密、昙准、道超、僧喬、慧開等是也；有《梁高僧傳》由于南北阻隔的原因，未能獲悉的北魏僧人，如卷七的道寵，卷十六的佛陀禅師是也；有《梁高僧傳》由于知之不詳，僅作附見，而道宣搜得資料，緝成正傳的北魏僧人，如卷六的道登，原是《梁高僧傳》卷八《僧淵傳》的附見，僅有“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魏國”十九字，而在道宣書中則近叁百字。
在彌補《梁高僧傳》的缺漏之後，道宣還利用其時天下一統的有利條件，仰托周訪，務盡搜揚，將自梁至唐初的南北僧人中的高行者羅括入書。尤其是義解篇，雖爲十篇之一，但卷數達十一卷，占全書的叁分之一還鄉，載錄僧人最多，其中很多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如卷五的梁揚都莊嚴寺僧曼、光宅寺法雲、鍾山開善寺智藏、研習《成實》，敷講開解，騰譽當時，被稱爲梁代叁大法師；卷六的東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昙鸾，依奉《觀經》，專修淨業，爲後世淨土宗奠定了理論基礎；卷七的陳揚都興皇寺法朗，受學《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采赜幽微，微發詞致，使“叁論”之學盛傳于江表、河北。東魏邺下道寵，原在洛陽時從菩提流支受學《十地經論》，在道北教牢宜等四人，而慧光從勒那摩提受同論，在道南教法上等十人，地論學派中的南道、北道二系，當、現兩說自此而起；卷八的隋京師廷興寺昙延著《涅槃義疏》十五卷，並《寶性》、《勝鬘》、《仁王》等疏，爲有名的涅槃學者。淨影寺慧遠，師事法上，著疏屬詞，其《大乘義章》十四卷，被譽爲“佛法綱要盡于此焉”(見本傳)；卷九的隋相州空渲寺靈裕，拔思胸襟，理相兼通，著《佛法東行記》、《譯經體式》、《齊代叁寶記》、《僧製》及疏記論序等五十余種，馳名一代。大興善這場僧粲，工難問，善博尋，著有《十種大乘論》等，爲隋代佛教義學二十五衆的第一摩诃衍匠；卷十的隋彭城崇聖道場崇嵩，精融《攝論》、《俱舍蘭一部，所撰章疏，大行于世；卷十一的唐京師廷興寺吉藏是叁論宗的創始人，等等。
此外，譯經篇中的菩提流支、真谛(以上卷一)、彥琮(卷二)、玄奘(卷四)；習禅篇中的菩提達摩、僧可、僧稠、信行(以上卷十六)、意思、智贛(以上卷十七)、灌頂(卷十九)、道綽(卷二十)；明律篇中的慧光、洪遵(以上卷二十一)、智首、法砺(以上卷二十二)；感通篇中的法順及附見智嚴(以上卷二十五)等，或是譯經大師，或是一種名匠，或是一宗祖師，對佛教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他們有代表性，有影響力，佛教義學的演進和繁榮與他們的活動是分不開的。其中，有的僧人是作者著書時仍在世而被遴選人列的，如卷叁的慧淨，傳稱“今春秋六十有八，聲聞轉高，心疾時動”。(第446頁中)雖說慧淨有病，但當時還活著。又如卷十五的慧休，傳稱“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住慈潤(寺)，爽健如前”。(第545頁上)雖然所載的在世的高僧僅數人，但已打破了《梁高僧傳》不錄生存之人的舊例。
《唐高僧傳》不僅搜集的僧人面廣，而且由于作者鈎稭考索，敘載也十分詳悉。每傳的平均字數，爲諸部僧人總傅最多的；不少傳記有數千字，如彥琮、慧淨、靈裕、僧稠、意思、智顛等傳，最長的是玄奘傳，約二萬字。這在不將句逗算字數的古代，是相當長的。作者吸取了《名僧傳》寫作的長處，在傳紀中既記僧人的生平履曆，又記他的學識著述，從而形成了《唐高僧傳》內容上的一大優點。如：
東晉釋道安曾在《摩诃缽羅若波羅蜜經鈔序》中，對自後漢開始的譯經事業進行總結，詳梵典之難易，诠譯人之得失，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五種不合胡本佛經執式，然而于意無礙的變通譯法)、“叁不易”(叁種不易傳譯的情況)的譯經理論(載《出叁藏記集》卷八)，對後世的佛典傳譯産生了很大的影響。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彥琮，久參譯事，妙體梵文，前後譯經二十叁部一百許卷，並將《舍利瑞應圖經》、《國家祥瑞錄》，從漢文譯成梵文，使傳天竺。他對道安的譯經理論十分推崇，曾撰《辯正論》評論“五失本”、“叁不易”之說，又根據自己的譯經實踐，對翻譯的體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部重要的有關翻譯理論的專著已不傳于世，但由于《唐高僧傳》在《彥琮傳》中長段轉錄了該書的主要論點，才使它避免湮沒。于中可知，彥琮在論中曾從十方面對道安的理論進行補充：
“安(道安)之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
更憑正文，助光遺迹，精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
二問答，叁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咒功，七品題，八專
業，九異本，十各疏其相”。(卷二，第438頁下)
他主張直譯，譯文樸質信達，以求符合原旨：
意者甯貴仆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傥見淳質，請勿嫌
怪”。(同上，第439頁上)
特別是論述譯師應具德才的“八備”之說，實爲翻譯理論中的卓見高識：
“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悼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
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叁藏，義貫兩
乘，不苦暗滯，其備叁也；旁涉壇史，工綴典詞，不過魯
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
也；沈于道術，澹于名利，不欲高街，其備六也；要識梵
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谙
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第439
頁上)
又如，北周長安崇華寺沙門慧善，幼年出家，善法勝的《阿毗昙心論》。他曾寫過一部書，名《散花論》。此書亦已不存，光從書名也難揣度究竟講的是甚麼
聿賴《唐高僧傳》卷八本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善一慧善一以《大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
第，散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缤紛而散亂，
故著斯文名《散花論》也”。(第486頁下)
讀了此文，方悟《散花論》原是順依《大智度論》的次第，有選擇地闡釋其中的一些重要論點的書。
再如，被後人推爲禅宗東土始祖的菩提達摩，在世時並無多大聲望，所以他的事迹流傳到唐初也不多。《續高僧傳》本傳只是說，他是南天竺婆羅門種。初達宋(劉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北瑰)，隨其所止，誨以禅教。“于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第551頁下)弟子見于本傳的僅有道育、慧可(又名“僧可”)，見于他書的也不過僧副、昙林、尼總持叁人而已。然而，達摩的禅法經幾代的傳授，漸流天下，六租慧能以後，更演成一大宗派。隨著禅宗勢力的興盛，有關達摩的言論和事迹被大量地編述出來，與他的原始面貌相距甚遠。而據《唐高僧傳》的記載，達摩之學是”二入四行”的禅法。“二入”是指“理入”和“行入”。“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舍僞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栘，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卷十六，第551頁下)理入”，屬于教理的思考，“行人”屬于禅法的修持，包括“四行”，即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傳中均有解說。道宣撰書之時，禅宗尚未真正形成宗派，傳法定宗之爭也未露端倪，而且所錄出自與達摩有接觸的昙林二作“琳二的《略辦大乘人道四行》，這就顯得可信而接近于事實。
與傳記本文敘載之詳瞻相襯映的是，《唐高僧傳》各篇之論，撮示一種指歸，溯沿佛學源流，評議人物史事，內容也相當豐富。如“明律篇論”中，作者認爲律藏初通東夏時，薩婆多部的《十誦律》弘持最廣。昙無德部的《四分律》雖漸翻在姚秦，但創敷于北魏，自此之後，逐漸轉盛，“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卷二十二，第602頁下)這中間是怎樣發展過來的呢
作者寫道：
“自初開律，釋師號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
授，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法聰)緒，纜疏六卷，但
是長科，至于義舉，未聞于世。……魏末齊初，慧光宅世，
宗匠跋陀(佛陀扇多)，師表弘理，再造文疏，廣分街術，學
聲學望，連布若雲峰。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閱，
坐列千僧，竟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帙，通號命
家。……有雲(道雲)、晖(道晖)、願(法願)叁宗律師，蹑踵
傳燈，各題聲教。雲(道雲)則命初作疏九卷，被時流誼，門
人備高東夏。晖(道晖)次出疏，略雲(道雲)二軸(即七卷)，
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略文，失于開授。……汾陽法
願，眄視兩家(指道雲、道晖)，更開甍穴，裝作抄疏，不減
于前。禅禮核于律文，是非格于事相，存乎專附，頓滯幽
通，化行並塞，故其然也。其余律匠，理(洪理)、洪(道
洪)、隱(昙隱)、樂(道樂)、遵(洪遵)、深、廷等，或陶冶
鄭魏，或開強燕趙，或導達周秦，或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
(道雲)之術，齊驽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遵(洪遵)
開業關中，盛宗帝裏，經律雙授，其功可高。……智首律師
講授，宗系誠廣，探索彌深”。(卷二十二，第620頁下第621頁
上)
道宣即是智首的弟子，他繼承智首的遺範，廣事弘揚，創立了依奉《四分律》的南山律宗。
類似這樣有關佛學的某一領域漸進嬗度的曆史蹤迹，以及相關情況的論述，也見之于其他各篇之論，文多不載。這些綜貫一種內容的“論”，不僅筆鋒馳騁，論創縱橫，而且文詞錦繡，具有濃郁的文學色彩。
《唐高僧傳》的不足之處有：
l、有的人物歸類不甚恰當。如唐代的道綽是在玄中寺看到記載北瑰昙鸾事迹的碑文，受到觸動，從而專修淨土法門的。他與昙鸾雖無直接的師資傳授關系，但卻是昙鸾思想的紹續者。所以，後人推昙鸾爲淨土宗初祖，道綽爲二租。而善導是在西河遇道綽以後，守遵崇淨土，稱名念佛的，他是道綽的弟子，淨土宗叁祖。然而，此書將此同一類型的叁人，分別歸人叁科。昙鸾在義解篇，道綽在習禅篇，善導在遺身篇。並且是在卷二十七《會通傳》中敘述善導的事迹，在卷目上未注其爲“附見”，又有遺漏之失。另外，將華嚴宗初祖法順和二祖智俨編在感通篇，著力渲染法順令蟲栘徙，使水斷流等神異之迹，亦墮失當。
2、對有的人物和著作考辨未周。如卷一《菩提流支傳》中附見“覺定”，覺定是“佛陀扇多”的意譯，也是北天竺僧，從北魏正光元年(520)，至東魏元象二年(539)，于洛陽白馬寺和邺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陀羅尼經》等十部。而卷十六，又有《魏嵩嶽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雖然文中只字未提他的全名及譯經事，但傳中提到他度慧光出家，又令弟子道房度僧稠，考之史料，此人即是佛陀扇多，顯然，道宣誤認爲有佛陀與佛陀扇多二人了。又，道宣謂昙鸾撰《安樂集》兩卷，道綽著《淨土宗論》兩卷。而傳世的是道綽撰的《安樂集》，昙鸾撰的著作中並無《安樂集》，倒有《略論安樂淨土義》，頓似《淨土論》的略稱。故很有可能是道宣把書名搞錯了。
3、《《唐高僧傳》只有附于各卷之首的卷目，沒有總目，檢索不便。有時又過分講究詞藻，而影響敘述的信實性。
摘自《內明》第218期
《《唐高僧傳》新證》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