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惜。“故当徽有操行，可用师模，即须缀笔，更广其类”(卷三十，第707页上)根据这个原则，他对《梁高僧传》加以补苴增赓。有《梁高僧传》出于“同世相侮”的缘故，具操行并在成书之前去世而未被选录的梁代僧人。有卷五的法申、僧韶、法护、智欣、法令，卷”(的慧韶、僧密、昙准、道超、僧乔、慧开等是也；有《梁高僧传》由于南北阻隔的原因，未能获悉的北魏僧人，如卷七的道宠，卷十六的佛陀禅师是也；有《梁高僧传》由于知之不详，仅作附见，而道宣搜得资料，缉成正传的北魏僧人，如卷六的道登，原是《梁高僧传》卷八《僧渊传》的附见，仅有“道登善《涅槃》、《法华》，并为魏主元宏所重，驰名魏国”十九字，而在道宣书中则近三百字。
在弥补《梁高僧传》的缺漏之后，道宣还利用其时天下一统的有利条件，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将自梁至唐初的南北僧人中的高行者罗括入书。尤其是义解篇，虽为十篇之一，但卷数达十一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还乡，载录僧人最多，其中很多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如卷五的梁扬都庄严寺僧曼、光宅寺法云、钟山开善寺智藏、研习《成实》，敷讲开解，腾誉当时，被称为梁代三大法师；卷六的东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昙鸾，依奉《观经》，专修净业，为后世净土宗奠定了理论基础；卷七的陈扬都兴皇寺法朗，受学《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采赜幽微，微发词致，使“三论”之学盛传于江表、河北。东魏邺下道宠，原在洛阳时从菩提流支受学《十地经论》，在道北教牢宜等四人，而慧光从勒那摩提受同论，在道南教法上等十人，地论学派中的南道、北道二系，当、现两说自此而起；卷八的隋京师廷兴寺昙延着《涅槃义疏》十五卷，并《宝性》、《胜鬘》、《仁王》等疏，为有名的涅槃学者。净影寺慧远，师事法上，着疏属词，其《大乘义章》十四卷，被誉为“佛法纲要尽于此焉”(见本传)；卷九的隋相州空渲寺灵裕，拔思胸襟，理相兼通，着《佛法东行记》、《译经体式》、《齐代三宝记》、《僧制》及疏记论序等五十余种，驰名一代。大兴善这场僧粲，工难问，善博寻，着有《十种大乘论》等，为隋代佛教义学二十五众的第一摩诃衍匠；卷十的隋彭城崇圣道场崇嵩，精融《摄论》、《俱舍兰一部，所撰章疏，大行于世；卷十一的唐京师廷兴寺吉藏是三论宗的创始人，等等。
此外，译经篇中的菩提流支、真谛(以上卷一)、彦琮(卷二)、玄奘(卷四)；习禅篇中的菩提达摩、僧可、僧稠、信行(以上卷十六)、意思、智赣(以上卷十七)、灌顶(卷十九)、道绰(卷二十)；明律篇中的慧光、洪遵(以上卷二十一)、智首、法砺(以上卷二十二)；感通篇中的法顺及附见智严(以上卷二十五)等，或是译经大师，或是一种名匠，或是一宗祖师，对佛教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有代表性，有影响力，佛教义学的演进和繁荣与他们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其中，有的僧人是作者着书时仍在世而被遴选人列的，如卷三的慧净，传称“今春秋六十有八，声闻转高，心疾时动”。(第446页中)虽说慧净有病，但当时还活着。又如卷十五的慧休，传称“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见住慈润(寺)，爽健如前”。(第545页上)虽然所载的在世的高僧仅数人，但已打破了《梁高僧传》不录生存之人的旧例。
《唐高僧传》不仅搜集的僧人面广，而且由于作者钩秸考索，叙载也十分详悉。每传的平均字数，为诸部僧人总傅最多的；不少传记有数千字，如彦琮、慧净、灵裕、僧稠、意思、智颠等传，最长的是玄奘传，约二万字。这在不将句逗算字数的古代，是相当长的。作者吸取了《名僧传》写作的长处，在传纪中既记僧人的生平履历，又记他的学识着述，从而形成了《唐高僧传》内容上的一大优点。如：
东晋释道安曾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对自后汉开始的译经事业进行总结，详梵典之难易，诠译人之得失，提出了着名的“五失本”(五种不合胡本佛经执式，然而于意无碍的变通译法)、“三不易”(三种不易传译的情况)的译经理论(载《出三藏记集》卷八)，对后世的佛典传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彦琮，久参译事，妙体梵文，前后译经二十三部一百许卷，并将《舍利瑞应图经》、《国家祥瑞录》，从汉文译成梵文，使传天竺。他对道安的译经理论十分推崇，曾撰《辩正论》评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又根据自己的译经实践，对翻译的体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部重要的有关翻译理论的专着已不传于世，但由于《唐高僧传》在《彦琮传》中长段转录了该书的主要论点，才使它避免湮没。于中可知，彦琮在论中曾从十方面对道安的理论进行补充：
“安(道安)之所述，大启玄门，其间曲细，犹或未尽。
更凭正文，助光遗迹，精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
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
业，九异本，十各疏其相”。(卷二，第438页下)
他主张直译，译文朴质信达，以求符合原旨：
意者宁贵仆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傥见淳质，请勿嫌
怪”。(同上，第439页上)
特别是论述译师应具德才的“八备”之说，实为翻译理论中的卓见高识：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悼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
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
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坛史，工缀典词，不过鲁
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
也；沈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街，其备六也；要识梵
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
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第439
页上)
又如，北周长安崇华寺沙门慧善，幼年出家，善法胜的《阿毗昙心论》。他曾写过一部书，名《散花论》。此书亦已不存，光从书名也难揣度究竟讲的是甚么
聿赖《唐高僧传》卷八本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善一慧善一以《大智度论》每引小乘相证成义，故依文次
第，散释精理，譬诸星月助朗太阳，犹如众花缤纷而散乱，
故着斯文名《散花论》也”。(第486页下)
读了此文，方悟《散花论》原是顺依《大智度论》的次第，有选择地阐释其中的一些重要论点的书。
再如，被后人推为禅宗东土始祖的菩提达摩，在世时并无多大声望，所以他的事迹流传到唐初也不多。《续高僧传》本传只是说，他是南天竺婆罗门种。初达宋(刘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北瑰)，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第551页下)弟子见于本传的仅有道育、慧可(又名“僧可”)，见于他书的也不过僧副、昙林、尼总持三人而已。然而，达摩的禅法经几代的传授，渐流天下，六租慧能以后，更演成一大宗派。随着禅宗势力的兴盛，有关达摩的言论和事迹被大量地编述出来，与他的原始面貌相距甚远。而据《唐高僧传》的记载，达摩之学是”二入四行”的禅法。“二入”是指“理入”和“行入”。“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栘，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卷十六，第551页下)理入”，属于教理的思考，“行人”属于禅法的修持，包括“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传中均有解说。道宣撰书之时，禅宗尚未真正形成宗派，传法定宗之争也未露端倪，而且所录出自与达摩有接触的昙林二作“琳二的《略办大乘人道四行》，这就显得可信而接近于事实。
与传记本文叙载之详瞻相衬映的是，《唐高僧传》各篇之论，撮示一种指归，溯沿佛学源流，评议人物史事，内容也相当丰富。如“明律篇论”中，作者认为律藏初通东夏时，萨婆多部的《十诵律》弘持最广。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虽渐翻在姚秦，但创敷于北魏，自此之后，逐渐转盛，“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卷二十二，第602页下)这中间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
作者写道：
“自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扬绪，口以传
授，时所荣之。沙门道覆，即绍聪(法聪)绪，缆疏六卷，但
是长科，至于义举，未闻于世。……魏末齐初，慧光宅世，
宗匠跋陀(佛陀扇多)，师表弘理，再造文疏，广分街术，学
声学望，连布若云峰。行光德光，荣曜齐日月。每一披阅，
坐列千僧，竟鼓清言，人分异辩，勒成卷帙，通号命
家。……有云(道云)、晖(道晖)、愿(法愿)三宗律师，蹑踵
传灯，各题声教。云(道云)则命初作疏九卷，被时流谊，门
人备高东夏。晖(道晖)次出疏，略云(道云)二轴(即七卷)，
要约诚美，蹊径少乖。得在略文，失于开授。……汾阳法
愿，眄视两家(指道云、道晖)，更开甍穴，装作抄疏，不减
于前。禅礼核于律文，是非格于事相，存乎专附，顿滞幽
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余律匠，理(洪理)、洪(道
洪)、隐(昙隐)、乐(道乐)、遵(洪遵)、深、廷等，或陶冶
郑魏，或开强燕赵，或导达周秦，或扬尘齐鲁，莫不同师云
(道云)之术，齐驽当时。虽出钞记，略可言矣。而遵(洪遵)
开业关中，盛宗帝里，经律双授，其功可高。……智首律师
讲授，宗系诚广，探索弥深”。(卷二十二，第620页下第621页
上)
道宣即是智首的弟子，他继承智首的遗范，广事弘扬，创立了依奉《四分律》的南山律宗。
类似这样有关佛学的某一领域渐进嬗度的历史踪迹，以及相关情况的论述，也见之于其他各篇之论，文多不载。这些综贯一种内容的“论”，不仅笔锋驰骋，论创纵横，而且文词锦绣，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
《唐高僧传》的不足之处有：
l、有的人物归类不甚恰当。如唐代的道绰是在玄中寺看到记载北瑰昙鸾事迹的碑文，受到触动，从而专修净土法门的。他与昙鸾虽无直接的师资传授关系，但却是昙鸾思想的绍续者。所以，后人推昙鸾为净土宗初祖，道绰为二租。而善导是在西河遇道绰以后，守遵崇净土，称名念佛的，他是道绰的弟子，净土宗三祖。然而，此书将此同一类型的三人，分别归人三科。昙鸾在义解篇，道绰在习禅篇，善导在遗身篇。并且是在卷二十七《会通传》中叙述善导的事迹，在卷目上未注其为“附见”，又有遗漏之失。另外，将华严宗初祖法顺和二祖智俨编在感通篇，着力渲染法顺令虫栘徙，使水断流等神异之迹，亦堕失当。
2、对有的人物和着作考辨未周。如卷一《菩提流支传》中附见“觉定”，觉定是“佛陀扇多”的意译，也是北天竺僧，从北魏正光元年(520)，至东魏元象二年(539)，于洛阳白马寺和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等十部。而卷十六，又有《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虽然文中只字未提他的全名及译经事，但传中提到他度慧光出家，又令弟子道房度僧稠，考之史料，此人即是佛陀扇多，显然，道宣误认为有佛陀与佛陀扇多二人了。又，道宣谓昙鸾撰《安乐集》两卷，道绰着《净土宗论》两卷。而传世的是道绰撰的《安乐集》，昙鸾撰的着作中并无《安乐集》，倒有《略论安乐净土义》，顿似《净土论》的略称。故很有可能是道宣把书名搞错了。
3、《《唐高僧传》只有附于各卷之首的卷目，没有总目，检索不便。有时又过分讲究词藻，而影响叙述的信实性。
摘自《内明》第218期
《《唐高僧传》新证》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