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僧传》新证
陈士强
《唐高僧传》，又名《续高僧传》，唐西名寺沙门道宣撰。载于丽藏“左”至“明”函、宋藏“内”至“承”函、元藏“内”至“承”函、明南藏“毂”至“世”函、明北藏“佐”至“衡”函、清藏“乡”至“八”函、频伽藏“致”帙，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卷。丽藏、大正藏、频帙藏作“三十卷”，宋、元藏作“三十一卷”，明、清藏作“四十卷”。道宣在《大唐内典录)卷五自录此书，云二部三十卷”，故知原书为三十卷。
道宣(596－667)，俗姓钱，丹徒(今属江苏)人，一说长城(治所在今浙江长安)人。十五岁依智滪律师受业，诵习诸经，次年于日严道场一隋炀帝时称“寺”为“道场二正式落发出家。隋大业(605－671)中，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唐武德(618—626)中，又依智首学习戒律。初居终南山白泉寺，后迁崇义寺、丰德寺，与处士孙思邈结林下之交。及西明寺建成，应诏充任上座。玄奘从西域取经回国后，又随从参与译经。着作见存的尚有…《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氏谱》、《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及《疏》、《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比丘尼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舍卫国只洹寺图经》、《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律相感通传》、盒里处轻重仪》、《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等。已佚的有：《圣迹见在图赞》、《佛化东渐图赞》、《法门文记》等。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有传。
《唐高僧传》书首有道宣自序，说：
“昔梁金陵释宝唱撰《名僧传》，会稽释惠皎撰《高僧
传》，创发异部，品藻恒流，详核可观，华质有据。而缉裒
吴越，叙略魏燕，良以博观未周，故得随闻成采。加以有梁
之盛，明德云繁，薄传三五，数非通敏，斯则同世相侮，事
积由来。中原隐括，未传简录。时无雅瞻，谁为谱之
致使
历代高风，飒焉终古。……今余所撰，恐坠接前绪，故不获
己而陈之。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日舒之，或讨隹
谁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昔，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
其志行，举其器略，言约繁简，事通野素，足以绍胤前页，
允许后听。始距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
载。包括岳渎，历访华夷，正传三百四十人(宋元明本作“三
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年。”《大正藏》第五十卷，第
425页中)
然而，今传各种版本的《唐高僧传》所收人物的截止年限及人数，与上面所述有很大的出入。以《大正藏》本(底本为丽藏本)为例，卷四《玄奘传》有“今上嗣藤，素所珍敬，追人优问，礼殊恒秩。永微三年，请造梵本经台，蒙敕赐物，寻得成就。”(第457页上)这里的“今上”，显然是指唐高宗，“永徽”是他的年号。传中叙述的玄奘在显庆、龙朔年间的活动，辚德元年玄奘卒时的情形，也发生在高宗朝。此外，同卷的那提卒于龙朔三年；卷十三的慧壁(又作“璧”)于贞观之末犹在；卷十五的道洪卒于贞观末，义褒卒于龙朔元年；卷二十的智碇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卷二十九的智通卒于贞观二十三年，都是贞观十九年以后的事。
以《明藏》本为例，卷二十五的道唯卒于永徽四年，支爽卒于永徽三年，惠仙卒于永徽六年，惠宽卒于永徽四年，僧伦卒于贞观二十三年，静之卒于显庆五年，智岩卒于永徽五年；卷二十六的善伏卒于显庆五年，法融卒于显庆二年，惠方卒于贞观二十一年，道信卒于永徽二年：卷二十八的明导在麟德元年仍在世，《昙光传》中有“今麟德二年，东都讲说，师资导达，称所善焉”之语。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今傅的《唐高僧传》已非道宣自序中所说的那个本子。“唐贞观十有九年”，当是指此书原本的撰成时间，之后又有增补，最后之载止时间是麟德二年(655)，与初成之时相
检《内典录》卷五，道宣在着录《续高僧传》(即《唐高僧传》)之后，又着录了《后集续高僧传》十卷(《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也作了刊载)。而到智升作《开元释教录》时，已不见《后集》，故他称“寻本未获”(见卷八)。今本《唐高僧传》所收的卒于贞观十九年以后的僧人的传记，无论是结构内容，还是用词遣句，均与卒于贞观十九年以前的僧人的传记珠连璧合，呵成一气，可以肯定它们同样是道宣的手笔。故智升之所以不见有《后集续高僧传》行世，是因为它早已合入《续高僧传》，并仍作三十卷的缘故。唐道世作《法苑珠林》，引用《唐高僧传》有数十处，其中也有卒于贞观十九年以后的僧人，如卷六十五引智聪，皆谓出于《唐高僧传》。《法苑珠林》作于总章元年(668)，离道宣的卒年干封二年(667)仅隔一年。这说明《续高僧传》与《后集续高僧传》在道宣在世之时，已经合并。合并者极可能是道宣本人。
因此，今本《唐高僧传》所收的僧人，上始梁初，下迄唐麟德二年(665)，其实际人数多于道宣在书序中说的数字。据卷目统计，丽藏本所收，正传四百一十四人，附见二百二人；明藏本所收，正传四百八十五人，附见二百九人。
《唐高僧傅》大体上采用《梁高僧传》(又称全局僧传》)的分类法，也分为十科。每科的漂题上都加上“篇—字，故又称十篇：一、译经篇一卷一至卷四一；二、义解篇(卷五至卷十五)；三、习禅篇(卷十六至卷二十)；四、明律篇(卷二十一、卷二十二)；五、护法篇(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六、感通篇(卷二十五、卷二十六)；七、遗身篇(卷二十七)；八、讲诵篇(卷二十八)；九、兴福篇(卷二十九)；十、杂科声德篇(卷三十)。
道宣认为，“凡此十条，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随篇拟伦”(见序)也就是说，根据僧人最突出的德业，将他选编在某一科。并因承《梁高僧传》的轨范，在每科之末设《论》，“搜擢源派，割析宪章，组织词令，琢磨行业”。(同上)书末有后语。
《唐高僧传》的科目与《梁高僧传》不同的地方在于：将《梁高僧传》中的“神异”改为“感通”，从排列次序的第三位，移至第六位：将“亡身”改为“遗身”，从排列次序的第六位，移至第七位；将“诵经”改为“读诵”；将“经师”、“唱导”合成“杂种声德”；新增“护法”一种。
从篇次而言，这就突出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五种的地位。从篇题而论，将“亡身”改为“遗身”，辞句显得委婉；“诵经”改为千读诵”，文题显得贴切。而改“神异”为“感通”，合“经师”、“唱导”为“杂科声德”，既扩大了一科的范围，又深化了一科的主题。《唐高僧传》卷二十六“感通篇论”说：“圣人之为利也，权巧众途，示威雄以摄生。为敦初信，现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教敷下土，匪此难弘。先以威权动之，后以言声导之，转发信然，所以开萌渐也”。(第677页上、中)这就点出了对腾虚显奇、飞光吐瑞等神力变化以及种种感应事迹的渲染，与劝引世人奉佛之间的关系。
至于为何要将“经师”、“唱导”合为“杂种”，又称“声德”。作者解释说：“利物之广，在务为高。忍界所尊，惟声通解。且自声之为传，其流杂焉。……经师为德，本实以声揉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以从回向，顷世皆其旨”。(卷三十“杂种声德篇论”，第705页下)也就是说，经师、唱导都是以声糅文，开悟听者的，其声也是一种德行。
赞宁在《宋高僧传》中评论“感通”、“杂种声德”的意义说：
“昔梁慧皎为传，创立“神异”一科，此唯该摄究极位之
贤圣也。或资次徽祥，阶降奇特，当收不尽，固有所缺然。
及乎宣(道宣)师不相沿袭，乃厘革为“感通”，盖取诸感而遂
通，通则智，性修则感，欤(与)果乃通也。核斯理长，无不
包括，亦犹班固增加九流，变“书”为“志”同也。”(卷二十二
“感通篇论”，《大正藏》第五十卷，第854页中)
“昔《梁传》(指《梁高僧传》)中立篇第十曰“唱导”也，盖
取诸经中此诸菩萨皆唱导之首之义也。唱者固必有和乎
导
者固必有达者。终南山释氏(指道宣)观览此题，得在乎歌赞
表宣，失在乎兼才别德也。……于是建立杂篇，包藏众德。
何止声表，无所不容”。(卷三十“杂科凿德篇论”，同上，第
899页中)
而《唐高僧传》所新增的“护法”一种，则旨在“树已崩之正纲”(本书卷二十四“护法篇论”，第640页上)这是因为在佛教的传布过程中，虽然它受到历代王朝中的绝大多数皇帝的膺奉护持，其势隆隆直上，但也一直存在着与儒、道两种不同的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有时平缓，有时激化。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宗教信仰和思想倾向至关重要。北魏太武帝因敦信道教而焚破经像，坑杀沙门。北周武帝因推重儒术而荡除寺观，禁断佛道。此外，即使在信奉佛教的皇帝中间，也有程度的深浅之分。有的帝王虽然笃好佛法，但有时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或者受社会与论的影响，也会对佛教的活动作出某种限制或规定，如隋炀帝曾令沙门致敬王者，唐高租曾下令绍淘汰僧尼。从南北朝至唐代，帝王还往往召儒、沙门、道士辩论三教优劣，尤其是佛道的先后、浅深、同异。在诸如此类涉及佛教命运的时刻，能抗声对辩，维护佛法的人，便成了新增的“护法”科收录的对象。这在北魏有昙无最，北齐有昙显，北固有静蔼、道安、僧匡，隋有僧猛，唐有明瞻、慧乘、智实、法琳、慧藏等。此科的性质与道宣的另一部着作《集古今佛道论衡)是相同的。
《唐高僧传》征采周富，叙载详瞻，笔力纵放，词句绮丽，居诸部僧人总传之首。
作者在书末的后语中说，自梁以后，僧史荒芜，高行明德，湮没无纪，使人抚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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