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世俗化演進淺析
王尤清
摘要：佛教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經曆了一個漫長的中國化過程，而這個中國化的過程又是佛教一步步被世俗化的過程。中國佛教經過唐末、五代兩次的法難，以及朝代更疊的戰亂後，由于經典散夫、寺院毀壞、僧侶受迫等，致使佛教幾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現複蘇之迹。宋代的佛教，因國運不興，佛教雖綿延不絕，然而，已遠遠不如隋唐時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傳統型態，逐漸傾向世俗生活並走上契時應機的世俗化權巧方便之路。從上層社會的士大夫傾心佛門，到下層民衆的民間信仰，佛教基本上融入了中國世俗文化之中。
關鍵詞：宋代佛教世俗化士大夫下層民衆
世俗化是中國佛教契時應機的權巧方便法門，佛教在宋代已不再以與儒家並列的方式來表現自己。隋唐佛教全盛時期那種“叁教鼎立”的局面已不可能再度重演。在長期的世俗化過程中，被王權政治所抑製，又被理學同化、改造。與此同時，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卻適應了社會的需要，縮短了與士大夫和下層民衆的距離；宋代佛教也因士大夫們的護持活動而十分活躍，未顯衰相。〔1〕
宋代佛教思想從社會上層與下層兩個方面大大推進了社會化和世俗化進程。自此，佛教在教義上、實踐上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曆史性轉折而逐漸適應于、兼容于和融合于中國文化及整個社會中。
上層士大夫走的是一條義解體證之路，他們通常是在對佛教與儒、道等諸種社會思潮的比較中，來理解並認同佛教；
民間佛教，基本形成于兩宋時期，體現佛教在民間的生存實態，也是佛教廣泛深入中國社會的標志。紀曉岚總結佛教有兩個社會信仰層次，一爲“檀施供養之佛也，爲愚夫婦言之也”，一爲“明心見性之佛也，爲士大夫言之也”。〔2〕所謂的精英佛教和民間佛教，前者落實于智慧解脫；後者表現爲供施拜禱以求興福祛禍。民間佛教在宋代的興起，標明佛教經曆一千余年的弘傳已經廣泛深入人群社會，成爲民衆生活的一部分。
一、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社會背景
宋代結束唐末五代分爭，政局統一，經濟發展，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爲佛教世俗化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1、政局統一
宋代政權建立之後，一反前代後周的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開國之初，鑒于周世宗給予佛教的打擊，影響許多地區民衆的安定。于是，宋太祖下令停止毀佛，興建佛寺。宋代南遷之後，政府益加注重對佛教的限製。僧數有所減少。江南地區佛教較爲發達，國家財政又利用度牒征費及免役稅等收入以爲補充，故佛教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盛況，以迄于宋末。
2、經濟發展
兩宋時期，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在長期安定的局面下，社會經濟獲得新的發展。宋代墾田面積進一步擴大，糧食産量持續增加，水稻種植向北方擴展。這時期“農業勞動生産率超過了以前的任何曆史時期”。t3，宋代手工業作坊規模擴大，家庭手工業産品日益商品化，行業分工更趨細密，冶礦、紡織、製瓷、造船、造紙、印刷等生産技術和産量都超過了前代。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宋代的商業和城市經濟也普遍繁榮起來。南宋時期臨安“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4〕經濟水平的高速發展爲宋代佛教世俗化奠定了十分雄厚的物質基礎。
3、科技水平的提高
同時兩宋時期科技水平的提高則爲宋代佛教世俗化奠定了傳播基礎，與之有直接關系的就是雕版印刷與造紙技術的發展。兩宋之前的書籍傳播方式主要是手工抄寫，影響流傳。雕版印刷提高了書籍生産數量，擴大了傳播的範圍，促使更多的圖書進入民間社會。從而，使佛教典籍也能爲下層民衆所擁有，這十分有利于佛教的世俗化發展。
二、文人士大夫對佛教世俗化的推動
佛教傳入中國，經曆了一個漫長的中國化過程，即佛教一步步被世俗化的過程。蘇轼指出：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5〕說明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必須借助于中國傳統文化，才能減少其傳播的阻力和壓力，尤其是儒學的抗拒力；同時，佛教自身也不得不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比較和吸收，在可能的範圍內，對自己的理論加以補充、修正、解說，逐漸與儒學合流。湯一介認爲，
“如果我們能在外來文化傳入之後去自覺地在它和原有文化之間找尋某些結合點，使外來文化較快、較好地適應所傳入民族或國家發展的需要，這不僅會使原有文化得到發展，而且原有文化在外來文化沖擊下也會使其發生改變某些發展方面的可能。”〔6〕
在宋代，相當多的朝廷重臣和文壇領袖熱衷釋典，棲心禅寂，據《五燈會元》、《居士分燈錄》、
《居士傳》等典籍記載，位至宰輔的就有富弼、趙扡、張方平、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呂惠卿、蘇轍、張商英、吳居厚、張浚、徐俯、李綱、李邴、錢端禮等等。此外，北宋後期的文壇泰鬥蘇轼、黃庭堅、陳師道等，也與佛禅有非常密切的聯系。這批宰臣和文豪的思想取向，無疑對整個社會風氣發生巨大影響。北宋後期的士大夫社交圈子裏，幾乎出現了“不談禅，無以言”的狀況。〔7〕
兩宋時期，朝廷優容士大夫，叁教文化都湧現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和思想學說。隨著高層次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推進，兩極分化的趨向日益明顯：多數文人士大夫爲代表的上層階級，取較爲理性的態度看待佛教，保持理性進取，從先天至善必性角度推動禅學與儒學的統一，引申出忠孝節義、憂國憂民的共同理念，宋代士大夫文人與佛門關系密切，對佛教思想的濃厚興趣，是整個時代的風尚；以普通民衆爲代表的下層民衆和少數文人士大夫，則以強烈的感情信仰爲思想基礎，放棄積極的進取精神，由禅學而轉向普遍的淨土念佛修行，最終造成民間佛教信仰的淨土化。〔8〕廣泛深入人群社會，成爲民衆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也因其民間性及對其它宗教形式的雜糅，模糊了佛教重心靈覺悟的真義。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人士大夫對佛教的信仰和推崇，勢必影響到民間。在推動佛教世俗化的曆史進程並使之綿延至今的因素中，主要力量還是民間力量。下層百姓以中國式的傳統意識去理解佛教和實踐佛教，由此而形成中國民間佛教。它同中國官僚士大夫階層的佛教，共同組成中國佛教世俗信衆的兩翼，護衛與推動著中國佛教的發展前進。
叁、世俗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下層民衆的佛教信仰
從佛教的發展史看，各個宗派總是處于不斷分裂、融合之中，各派教義往往千差萬別，有時甚至相互矛盾。爲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頻繁地調整甚至更改教義，以迎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及民衆的需求。那些能夠適應社會要求的宗派，就綿延了下來，並得到發展：而不爲民衆所接受的宗派，
自然就走向衰竭以至于歸于消亡。佛教不斷變化發展的特點使得下層民衆在接受它時更具有隨意性，同時佛教在下層民衆之中肯定也會演化出更容易爲其接受的模式，再加上中國沒有特定的嚴格的宗教組織，非出家的佛教教徒幾乎不受控製，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來塑造各種神仙和信仰世界。
佛教在中國社會一直是爲統治階級利用並爲之服務的一種社會形態，散布流行于民間、直接與下層民衆生活相關聯，並一定程度上由老百姓自發組織、僧人輔助運行。這種有組織的佛教存在形式人們稱之爲佛社，其構成了民間佛教的主流。
宋代佛教以“禅淨合流”爲一大趨勢，淨土法門普及一系列僧衆，此時佛教信徒結社應以念佛爲要事，同時也從事大量世俗性的活動，如操辦喪葬、修橋補路等。宋朝兩浙地區的僧尼、居士乃至庶民大衆，在各地組成所謂“念佛團”，集體修持之余進行救濟互助。如杭州延慶院的念佛結社就是一個經常舉辦活動、結衆達一萬人、信徒終身修持念佛、願生西方的淨業團體。若遇社友之中有人死亡，其社友即爲之念佛追薦。因社友死亡所遺留的缺額，則以最快的方法，招募補足。
宋代，法社的創立者和參加者，僧俗都有。僧侶中既有天臺宗、禅宗、也有律宗；俗家弟子中既有下層民衆，也有官僚士大夫，其中官僚士大夫又往往起骨幹作用。兩宋時期，官僚士大夫參禅盛行，淨土結社的活動也比較普遍。蘇轼曾與禅僧東林常總在廬山集道俗千余人建禅社，晚年致力于淨土回歸實踐，並“繪水陸法像，作贊十六篇”，
建“眉山水陸會”。其妻亡故後，設水陸道場供養。釋省常在西湖結淨行社，王旦爲首、參政蘇易簡等士大夫132人，
皆稱淨行社弟子，比丘參與者幹衆。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在京與淨嚴禅師結僧俗10萬人念佛，爲往生淨土之願。規模宏大的法社，把佛教僧侶和社會各個階層聯絡起來，有效地促進了佛教信仰的廣泛傳播。
宋代水陸道場之類的法會盛行，就是在淨土結社的影響下，吸取中國的傳統信仰和儒家觀念的一個重要結果。它將超度亡靈、孝養父母、淨土往生和現世利益合而爲一，爲世俗社會所普遍接受，流傳至今。但此時的佛社與密教頗有瓜葛，有的教會以結社爲名進行種種活動。陸遊曾在《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中說有宋一代“烏衣白帆，所在成社”，即指白蓮教在民間的秘密活動。宋以後，“白蓮社”這一佛教團體的稱呼有時也用來代指白蓮教。
佛教結社創自民衆並服務于民衆，在民間社會，其影響甚至超過了那些由僧尼、文士結集而成的佛教正規組織。事實上，宋代以來，寺院在都市中勉強還能贏得屬于自己的“地盤”，而在廣大的農村，形形色色的佛教結社更易招來善男信女。
兩宋時佛社除因密教的參與而性質變得複雜外，佛社的本身也呈現出千姿百態的新面孔：
有專行放生。杭州“腥蓮社”每月齋日于西湖上方池、萬工地等放生。〔9〕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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