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世俗化演进浅析
王尤清
摘要：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中国化过程，而这个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佛教一步步被世俗化的过程。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于经典散夫、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宋代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而，已远远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世俗生活并走上契时应机的世俗化权巧方便之路。从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倾心佛门，到下层民众的民间信仰，佛教基本上融入了中国世俗文化之中。
关键词：宋代佛教世俗化士大夫下层民众
世俗化是中国佛教契时应机的权巧方便法门，佛教在宋代已不再以与儒家并列的方式来表现自己。隋唐佛教全盛时期那种“三教鼎立”的局面已不可能再度重演。在长期的世俗化过程中，被王权政治所抑制，又被理学同化、改造。与此同时，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却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缩短了与士大夫和下层民众的距离；宋代佛教也因士大夫们的护持活动而十分活跃，未显衰相。〔1〕
宋代佛教思想从社会上层与下层两个方面大大推进了社会化和世俗化进程。自此，佛教在教义上、实践上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历史性转折而逐渐适应于、兼容于和融合于中国文化及整个社会中。
上层士大夫走的是一条义解体证之路，他们通常是在对佛教与儒、道等诸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中，来理解并认同佛教；
民间佛教，基本形成于两宋时期，体现佛教在民间的生存实态，也是佛教广泛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纪晓岚总结佛教有两个社会信仰层次，一为“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一为“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2〕所谓的精英佛教和民间佛教，前者落实于智慧解脱；后者表现为供施拜祷以求兴福祛祸。民间佛教在宋代的兴起，标明佛教经历一千余年的弘传已经广泛深入人群社会，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一、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社会背景
宋代结束唐末五代分争，政局统一，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为佛教世俗化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1、政局统一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开国之初，鉴于周世宗给予佛教的打击，影响许多地区民众的安定。于是，宋太祖下令停止毁佛，兴建佛寺。宋代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重对佛教的限制。僧数有所减少。江南地区佛教较为发达，国家财政又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以迄于宋末。
2、经济发展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在长期安定的局面下，社会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宋代垦田面积进一步扩大，粮食产量持续增加，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这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过了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t3，宋代手工业作坊规模扩大，家庭手工业产品日益商品化，行业分工更趋细密，冶矿、纺织、制瓷、造船、造纸、印刷等生产技术和产量都超过了前代。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商业和城市经济也普遍繁荣起来。南宋时期临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4〕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为宋代佛教世俗化奠定了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
3、科技水平的提高
同时两宋时期科技水平的提高则为宋代佛教世俗化奠定了传播基础，与之有直接关系的就是雕版印刷与造纸技术的发展。两宋之前的书籍传播方式主要是手工抄写，影响流传。雕版印刷提高了书籍生产数量，扩大了传播的范围，促使更多的图书进入民间社会。从而，使佛教典籍也能为下层民众所拥有，这十分有利于佛教的世俗化发展。
二、文人士大夫对佛教世俗化的推动
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中国化过程，即佛教一步步被世俗化的过程。苏轼指出：
“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5〕说明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减少其传播的阻力和压力，尤其是儒学的抗拒力；同时，佛教自身也不得不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和吸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理论加以补充、修正、解说，逐渐与儒学合流。汤一介认为，
“如果我们能在外来文化传入之后去自觉地在它和原有文化之间找寻某些结合点，使外来文化较快、较好地适应所传入民族或国家发展的需要，这不仅会使原有文化得到发展，而且原有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也会使其发生改变某些发展方面的可能。”〔6〕
在宋代，相当多的朝廷重臣和文坛领袖热衷释典，栖心禅寂，据《五灯会元》、《居士分灯录》、
《居士传》等典籍记载，位至宰辅的就有富弼、赵扦、张方平、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吕公着、王安石、吕惠卿、苏辙、张商英、吴居厚、张浚、徐俯、李纲、李邴、钱端礼等等。此外，北宋后期的文坛泰斗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也与佛禅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批宰臣和文豪的思想取向，无疑对整个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影响。北宋后期的士大夫社交圈子里，几乎出现了“不谈禅，无以言”的状况。〔7〕
两宋时期，朝廷优容士大夫，三教文化都涌现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和思想学说。随着高层次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推进，两极分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多数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取较为理性的态度看待佛教，保持理性进取，从先天至善必性角度推动禅学与儒学的统一，引申出忠孝节义、忧国忧民的共同理念，宋代士大夫文人与佛门关系密切，对佛教思想的浓厚兴趣，是整个时代的风尚；以普通民众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和少数文人士大夫，则以强烈的感情信仰为思想基础，放弃积极的进取精神，由禅学而转向普遍的净土念佛修行，最终造成民间佛教信仰的净土化。〔8〕广泛深入人群社会，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因其民间性及对其它宗教形式的杂糅，模糊了佛教重心灵觉悟的真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信仰和推崇，势必影响到民间。在推动佛教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并使之绵延至今的因素中，主要力量还是民间力量。下层百姓以中国式的传统意识去理解佛教和实践佛教，由此而形成中国民间佛教。它同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佛教，共同组成中国佛教世俗信众的两翼，护卫与推动着中国佛教的发展前进。
三、世俗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下层民众的佛教信仰
从佛教的发展史看，各个宗派总是处于不断分裂、融合之中，各派教义往往千差万别，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频繁地调整甚至更改教义，以迎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及民众的需求。那些能够适应社会要求的宗派，就绵延了下来，并得到发展：而不为民众所接受的宗派，
自然就走向衰竭以至于归于消亡。佛教不断变化发展的特点使得下层民众在接受它时更具有随意性，同时佛教在下层民众之中肯定也会演化出更容易为其接受的模式，再加上中国没有特定的严格的宗教组织，非出家的佛教教徒几乎不受控制，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塑造各种神仙和信仰世界。
佛教在中国社会一直是为统治阶级利用并为之服务的一种社会形态，散布流行于民间、直接与下层民众生活相关联，并一定程度上由老百姓自发组织、僧人辅助运行。这种有组织的佛教存在形式人们称之为佛社，其构成了民间佛教的主流。
宋代佛教以“禅净合流”为一大趋势，净土法门普及一系列僧众，此时佛教信徒结社应以念佛为要事，同时也从事大量世俗性的活动，如操办丧葬、修桥补路等。宋朝两浙地区的僧尼、居士乃至庶民大众，在各地组成所谓“念佛团”，集体修持之余进行救济互助。如杭州延庆院的念佛结社就是一个经常举办活动、结众达一万人、信徒终身修持念佛、愿生西方的净业团体。若遇社友之中有人死亡，其社友即为之念佛追荐。因社友死亡所遗留的缺额，则以最快的方法，招募补足。
宋代，法社的创立者和参加者，僧俗都有。僧侣中既有天台宗、禅宗、也有律宗；俗家弟子中既有下层民众，也有官僚士大夫，其中官僚士大夫又往往起骨干作用。两宋时期，官僚士大夫参禅盛行，净土结社的活动也比较普遍。苏轼曾与禅僧东林常总在庐山集道俗千余人建禅社，晚年致力于净土回归实践，并“绘水陆法像，作赞十六篇”，
建“眉山水陆会”。其妻亡故后，设水陆道场供养。释省常在西湖结净行社，王旦为首、参政苏易简等士大夫132人，
皆称净行社弟子，比丘参与者干众。文彦博兼译经润文使，在京与净严禅师结僧俗10万人念佛，为往生净土之愿。规模宏大的法社，把佛教僧侣和社会各个阶层联络起来，有效地促进了佛教信仰的广泛传播。
宋代水陆道场之类的法会盛行，就是在净土结社的影响下，吸取中国的传统信仰和儒家观念的一个重要结果。它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净土往生和现世利益合而为一，为世俗社会所普遍接受，流传至今。但此时的佛社与密教颇有瓜葛，有的教会以结社为名进行种种活动。陆游曾在《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中说有宋一代“乌衣白帆，所在成社”，即指白莲教在民间的秘密活动。宋以后，“白莲社”这一佛教团体的称呼有时也用来代指白莲教。
佛教结社创自民众并服务于民众，在民间社会，其影响甚至超过了那些由僧尼、文士结集而成的佛教正规组织。事实上，宋代以来，寺院在都市中勉强还能赢得属于自己的“地盘”，而在广大的农村，形形色色的佛教结社更易招来善男信女。
两宋时佛社除因密教的参与而性质变得复杂外，佛社的本身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新面孔：
有专行放生。杭州“腥莲社”每月斋日于西湖上方池、万工地等放生。〔9〕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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