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羲)寂靜受遺寄，最克負荷。”“身(羲)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爲家寶欤！”(以上參見《宋高僧傳》卷七《義(羲)寂傳》。)
義通(927－988)字惟遠，俗姓尹氏，高麗國人。幼年出家，受上戒後學華嚴宗及《起信論》。後渡海來華，入吳越國，先訪德韶禅師天臺山，忽有契悟。及谒螺溪羲寂，聞一心叁觀之旨，乃深深歎服，遂留螺溪而受業于羲寂。既禀圓頓止觀之教，遂欲渡海重歸高麗，至四明，郡守錢惟治(錢弘俶之子)請問觀心之要，産請授菩薩戒；錢惟治同時又力加挽留，請其于四明弘法。開寶元年(968)，漕使顧承徽保住宅爲傳教院。義通住寶雲寺，弘揚天臺教觀幾二十年，登堂受業者不可勝數，而其最爲著名者則四明智禮與慈雲遵式。(參見《佛祖統紀》卷入《義通傳》及《寶雲振祖集》，見《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七，《大正藏》藏四六。)
義通足爲一來華的外國僧人，但他禀承了羲寂的法統，在四明大力敷演天臺教觀，進一步氣擴大了天臺宗在當時佛教文化界的影響，亦使天臺宗的中心地由天臺山轉移到了四明；而由天知禮與遵式皆出其門下，因此他實際上亦爲天臺宗的中興培養了傑出人才。正以此故，義通乃被稱爲中興天臺宗的鼻祖，被尊爲傳承天臺教觀的第十六代祖師(羲寂是十五祖)。
雖然朝鮮半島不斷有僧人來華求法，中朝僧人之間的交往亦相當頻繁，但真正將天臺宗較爲完整地傳播到朝鮮並開創了朝鮮天臺宗的著名人物，則是高麗國僧統義天。
義天與朝鮮天臺宗的創立
義天(1054－1101)，名煦，字義天，俗姓王氏，高麗國文宗王第四子。年十一出家，受華嚴教，與諸宗學僧論道，文宗褒之，爲佑世僧統。宋治平四年(1067)，始有入宋傳法這志，嘗與杭州慧因寺淨源法師有書信往還(淨源(1011－1088)，字伯長，俗姓楊氏，爲北宋後期華嚴宗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號爲華嚴宗的“中興教主”，人稱晉水法師。《補續高僧傳》卷二及《佛祖曆代通載》卷一九有傳。)。至元豐七年(高麗宣宗王元年，1084)，義天入內延，誠請入宋，不許。義天以爲天臺叁觀最上真善，而此土宗門未立，甚爲可惜，乃言于王太後，太後嘉其誠。義天遂于次年，即元豐八年率弟子入宋。宋哲宗聞之，令居汴京啓聖寺，並召見于垂拱殿。義天請參碩學名德，哲宗許之。首參東京覺嚴寺誠法師(誠法師事略見《補續高僧傳》卷二《晉水法師傳》，稱其“爲人純至，少緣飾，高行遠識，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行弟子之禮，自謂“海外鄙人也，虛襟求道之日久，未有所得，願師慈憫，開我迷雲。”與誠法師往返問答，明天臺、賢首二宗判教同異。誠法師以爲義天乃異國名僧，今航海問道，宜得高識博聞者爲之師，因杭州慧思寺淨源“精練教乘，旁通外學”，遂舉薦淨源爲義天之師。哲宗許之，差主客員外郎楊傑護送義天南行。既至杭州，受法諸刹迎餞皆如行人之禮。淨源對義天傾授予以華嚴奧旨。旋又至上天竺寺，見慈辯從谏(1079－1108)，執弟子之禮，並獻雲鳳磨衲衣、淨瓶、經帙等，請授天臺教觀，盡得一宗經論之旨。既而宣宗王後因思念故而敦促義天歸國，從谏以爲毋須爲經而背母，使其憂憶，于是義天有歸志。臨別之際，從谏授以手爐及如意，以表付法，複贈詩雲：“醍醐極唱最尊崇，菡萏華奇命有功；五祖當年親妙悟，僧王今喜繼高蹤。戒香流由金爐上，法語新傳麈尾中。他日海東敷演處，智燈列焰照無窮。”元佑元年(1086)，義天抵京師，見哲宗；數日辭阙。再至杭州，于慧思寺聽淨源講《華嚴》大義，淨源亦贈以手爐，以表傳法之信。旋至天臺山，禮智者大師之塔，述發願文，誓之曰：“已傳慈辯法師教觀，還國流通，乞賜冥護。”義天留華一年有余，于元佑元年搭乘其本國朝賀使的船只回國。
義天回國以後，廣泛搜集、刊行各種佛典經書。宣宗王敕其住興王寺；宣宗王六年(宋元佑叁年，1088)，王太後初創國清寺，至肅宗王二年(1097)始畢其功，此寺成爲朝鮮天臺宗的根本道場。紹聖四年(1097)，義天住持國清寺，廣弘天臺教觀，來學者近千人，終于創立朝鮮天臺宗，而以從谏爲始祖。寂于建中靖國元年(1101)，享年四十七，冊爲國師，谥大覺。(以上所述義天事迹，參見［日］忽滑谷快天《韓國禅教史》第134－137頁，朱謙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5；《釋門正統》卷八《義天傳》；《佛祖統紀》卷一叁《從谏傳》；《佛祖曆代通載》卷一九《義天傳》、《晉水法師淨源傳》；《補續高僧僧傳》卷二《晉水法師師傳》；《新續高僧傳》卷叁《梵臻傳》；《釋氏稽古略》卷四《義天僧統》。) 義天入宋，是中朝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不僅關乎天臺宗之作爲一個獨立的宗派而正式傳入朝鮮，而且亦關乎中國華嚴宗法脈的盛衰。“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附，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複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因(寺)易禅爲教，命公(淨源)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叁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淨源)，爲主上祝壽，師乃建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爲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佛祖曆代通載》卷一九，又參《補續高僧傳》卷二《晉水法師傳》。)元佑叁年冬，淨源示寂，義天嘗遣其弟子壽介過海祭奠，並進金塔二座。時杭州刺史蘇轼上疏言宜卻金塔旨受，哲宗從之。田汝成嘗記慧因寺之始末雲：
慧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學賢首教。元佑二年，以金書漢譯《華嚴經》叁百部入寺，施金建華嚴大閣藏塔以崇之。元佑四年，(僧)統義天以祭奠淨源爲名，兼進金塔二所，適蘇子瞻守杭，上疏雲：“自熙甯來，高麗屢入朝貢，兩浙騷然，皆因奸民徐戬等，交通誘引，妄談庸僧淨源能曉佛法，以致義天羨慕來朝，從(淨)源講解。淨源既死，其徒複持真影舍利，違禁過海，以致義天差人祭奠，兼進金塔，探瞰朝延。受之，則以貪示外夷。計構紛然，朝貢踵接，夷使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不惟中國受疲，而邊防亦疏。乞卻金塔勿受，絕其來意。”神宗(按應作哲宗)從之。甯宗書華嚴經閣，理宗書易庵。元延佑四年，高麗沈王奉诏進香繙經于此。至正末毀。國初重葺。俗稱高麗寺。礎石精工，藏輪宏偉，兩山所無。(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四。又見張岱《西湖夢尋》卷四。)
上述天臺宗向日本、朝鮮之傳播及中日、中朝之間宗教文化的雙向交流，雖僅爲編綴有關史料而予以事實的陳述，但從中實可反觀出天臺宗之巨大的思想魅力及其廣遠的影響。非但如此，來華求法的日本、朝鮮高僧，在將天臺佛學經典帶回其本國的同時，往往亦將中國的其它學術思想，如儒道哲學、宋朝理學，以及詩歌蕊文、建築藝術乃至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等等，帶進其本國並予以傳播，客觀上拓展了中國文化的域外影響，有助于漢文化圈的形成。就此而論，天臺宗向日本、朝鮮的傳播，其意義亦就並不僅僅局限于宗教本身，而成爲廣義上的中國文化之對外交流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
天臺宗向海外的流布過程，既充分體現了其思想體系本身的感召力，又在客觀上推進了域外文明，尤其是其宗教文化的發展。而當天臺宗本身在典籍散佚、法脈幾至于將絕之際，其在國內的進一步發展卻亦終究得益于其原先之傳播地的“反哺”之功。此一事實，就文化交流的互動性而言，乃極具有曆史的意味。
《天臺宗向日本、朝鮮的傳播及其互動關系研究(董平)》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