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俊芿入宋，游天台山，并就明州、临安等地遍学律、禅、天台，居宋十二年，于嘉定四年(1211)始回国，带去天台教观716卷，及律、华严、儒学等书，都1000余卷。道元(1200－1253)，尝遍学天台教义，于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登天台山，复至明州天童寺师事如净禅师(1163－1228)三年，得曹洞宗正统，回国后开创日本曹洞宗。圆尔辨圆(1202－1280)为荣西的法孙，于端平二年(1235)入宋，至杭州上天竺持从柏庭善月(1149－1241)受天台教观，并领受天台宗相承图；又至余杭径山，学禅于无准师范(1178－1249)。留宋六年，于淳佑元年(1241)回国。心地觉心(1207－1295)是辨圆的弟子，于淳佑九年(1249)入宋。巡径山、育王山、天台山诸寺，亦六年后回国。南浦绍明于开庆元年(1259)入宋，遍游五山十刹，师事杭州净慈寺的虚堂智愚，为其法嗣；八年后回国，大畅禅风。
南宋以后，虽中日之间僧人的往来仍多，但国内台宗衰微，来华僧人大多为禅僧，与天台宗无甚密切关系，不赘。
第二节天台宗与中朝佛教文化交流
中国佛教传入朝鲜要比传入日本早得多，而中国天台宗僧与朝鲜僧人发生事实上的交往亦有更早的文字记载。
玄光与波若
新罗国玄光，专修梵行，愿度越沧海而求中国之禅法，遂于陈朝时至中国，往衡山，投入慧思门下。慧思密授其法华安乐行，玄光禀受勤行，证法华三昧，得慧思之印可。辞别之时，慧思嘱其回本国以善权而行化度，云：“汝之所证，真实不虚，善护念之，令法增长。汝还本土，施设善权，好负螟蛉，皆成蜾蠃。”玄光遂巡游江南，乘本国船舶而归。结茅芡禅室于新罗熊州之翕山，后成梵刹。其所化弟子，亦皆证三昧之门(参《宋高僧传》卷八《陈新罗国玄光传》、《佛祖统纪》卷九《玄光传》。)玄光于陈朝入中国并师事慧思，是关于天台宗传入朝鲜的最早文字记载。志磐撰《佛祖统纪》，将玄光师事慧思的时间系于陈太建五年(573)，记云：“(太建)五年，海东玄光沙门受法华安乐行义于南岳禅师，归国演教，为海东诸国传教之始。”(《佛祖统纪》卷三七。)
因慕智者大师之教而来华求法并有较详细记载的第一位朝鲜僧人是高句丽的波若(562－613)。波若于陈朝时来华，在金陵听智顗说法，深契义味。陈亡后，游方参学，开皇十六年(596)入天台山，师事智顗，求授禅法。智顗知其为利根上智之器，遂批示其往顶峰修习止观，谓：“今天台山最高峰，名为华顶，去地将六七十里，是吾昔头陀之所。彼山只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学道进行，必有深益，不须虑衣食。”波若即于开皇十八年禀旨往华顶，“晓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大业九年(613)，忽从华顶下山至于国清寺，不久坐化(波若事见《续高僧传》卷一七《智越传》，别参《佛祖统纪》卷九《波若传》。)当时来华学于智顗的新罗僧人还有圆光(亦作缘光)。圆光(532－630)俗姓朴氏，出身于世家名族，早习儒业，子史文章，称名于时。“但以生居边壤，正教未融”，遂于陈朝时渡海至于金陵，三藏数论，遍论披寻。后遇智顗于金陵敷弘妙典，服膺其说，遂投其门下，勤学精修，数年之间，忽然有悟。智者尝令其讲《法华经》。后又于天台别院增修妙观。归国后大启法门，以诵《法华》为业，盛弘天台止观之教。(参《弘赞法华传》卷三；《续高僧传》卷一三；《法华传记》卷三；《法华传记》卷三；《海东高僧传》卷二。圆光的生卒年此从《续高僧传》说。)
唐时来华的朝鲜僧人理多，与天台宗的联系亦更为频繁。盛唐之时，有新罗僧人法融、理应、纯英，来学于天台八祖左溪玄朗。宗鉴云：“新罗法融、理应，悉叶旧学，来传此道，流布海东。”(见《释门正统》卷二《左溪传》。《佛祖统纪》卷7《玄朗传》亦谓：“新罗传道者，法融、理应、英。”然《佛祖统纪》卷五0所录晃说之《仁王般若经序》云：“陈隋间，天台智者远禀龙树，立一大教，九传而至荆溪。荆溪之世，有新罗来学者，曰法融、理应、纯英，故此教播于海外诸国，与中原并盛矣。”是又以新罗三僧为湛然的弟子。未智能孰是。)与天台宗有较密切关系的新罗来华僧人还有道育(858？－938)。道育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入天台山，住平田寺，后即卒于该寺。(详见《宋高僧传》卷二三《晋天台山平田寺道育传》。)
吴越时来华的朝鲜僧人
五代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佛教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不仅海东诸国有僧人来华求法，而且中国亦有益人往其国传法。后唐清泰二年(935)，国明沙门子麟曾往高丽等地传播天台宗。《佛祖统纪》卷四二：“(清泰)二年，四明沙门子麟，往高丽、百济、日本诸国传授天台教法，高丽遣使李仁日送麟还，吴越王钱镠令于郡城建院，以安其众。”
永明延寿禅师所撰《宗镜录》，尝远播于海外。“高丽国王鉴师(延寿)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晶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五灯会元》卷一0《延寿传》，另参《宋高僧传》卷二八《延寿传》。)这是由高丽国政府所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来华法语法活动，虽其传习乃以法眼宗为主，但其中盖亦有习天台止观者。高丽国僧智宗(930－1018)，尝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奏请入华求法，至吴越国，先谒永明寺寿禅师，受法眼宗之经。宋建隆元年(960)，抵天台山国清寺，膜拜净光大师羲寂，从受《大定慧论》(按应即是《摩诃止观》)及天台教观。智宗“是彝是训，如切如磋”，奉旨修习，无已于时。开宝元年(968)，宋僧统赞宁及天台县宰任植尝请其于螺溪教院讲《大定慧论》及《法华经》，智宗“率意而从，当仁不让”，慧辩滔滔，听者心折。开宝三年(970)，智宗泛海而归，极受高丽国王的尊重，经历五朝，皆受恩幸而无以复加(参《朝鲜金石总鉴·赠谥圆宽空国师胜妙之塔碑铭》，陈景富《高丽僧智宗与，〈宗镜录〉首传海东》一文附，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1。)。智宗在华十一年，其中的绝多数时间是在天台山度过的，虽其回国后仍以弘传法眼为主，但天台宗对其本人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并通过他而使这种影响及于当时的高丽佛教界，其实亦是可以想象的了。
谛观与义通
五代时期对中国天台宗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着名人物是谛观与义通。谛观的功绩，按照自志磐以来的传统说法，是他从高丽带来了国内已经散佚不传的天台宗教典，从而使天台宗在宋初的重兴成为可能，亦使天台宗法脉的绵延成为可能。关于谛观送回教籍的事迹，主要见载于《佛祖统纪》及明万历九年(1581)沙门智觉所撰写的《四教仪缘起》。《佛祖统纪》述谛观事迹云：
法师谛观，高丽国人。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羲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谛)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羲寂)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尝以所着《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佛祖统纪》卷一0《谛观传》。同卷《吴越王传》及卷四三《法运通塞志》所述大同，后者系谛观还归教籍的时间于建隆元年(960)，晁说之《仁王般若经疏序》亦表达了教籍乃从高丽归来的意思。《四教仪缘起》所述亦大同。)
在前节，我们曾据一些更早于《佛祖统纪》的材料，认为吴越王钱弘俶遣使求取天台教内的主要地方是日本(其中也不排除致书高丽求籍的可能性)，而日本右大臣藤原赖亦已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通过商船送回教籍(正因为天台教籍从日本的回归比谛观来华早了十多年，所以螺溪羲寂才得以研习而精通止观之教，以至于谛观来时，“一见心服，遂礼为师”；不然羲既不明“同除四住”之义，如何可能“善讲授”乃至于使赍教籍来华的谛观“一见心服”呢？)，但谛观于建隆元年来华并送来天台宗的有关典籍，盖亦仍为事实。谛观撰写了《天台四教仪》一书，概括了天台宗判教学说的精要，对天台宗思想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然则谛观之有功天台教，亦良非细细。
义通是五代、北宋之间对天台宗的传承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高丽僧人。他是螺溪羲寂的弟子。我们曾多次提到过羲寂，现就他的生平略缀数语。羲寂(919－987)，字常照，俗姓胡氏，温州永嘉人。年十二出家。十九岁受具后，曾往会稽山学南律三年。既通律义以后，便往天台山寻研止观。然智者所遗教文，于时唯存零编断简，羲寂虽多方鸠集，而仍无由得其全貌。遂言于天台山法眼宗传入德韶国师，德韶复言于吴越王钱弘俶，俶遂遣使日本，使一家教典复还中国，羲寂亦因此而博闻多识，精通其义。“遂于佛陇道场、国清寺相断讲训”，吴越王亦屡次请其开演，并赐“净光大师”之号及紫袍。乾德二年(964)，居螺溪道场，“四方学侣，雾拥云屯”。羲寂毕生以复兴天台教观为职志，是天台宗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人物。经过他的努力，天台教典才得以海外归来而使法脉得以延续；经过他的大力弘畅，天台学说才得以海外哪来而使法脉和以延续；经过他的大力弘畅，天台学说才得以影响远被而获得再度繁荣。当教典遗失、台宗衰微之际，羲寂不惮艰辛，独力担当起了中兴教观的重任，故赞宁云：“自智者损世，六代传法湛然师之后，二百余龄…
《天台宗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及其互动关系研究(董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