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日本所未有的天台典籍。巡礼五台山以后，圆仁又往京师长安。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灭佛，外国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令还俗，归还本国，圆仁亦在其例。遂改着俗装而离开长字，于大中元年(847)从越州出发归国，带走各种天台宗、真言宗典藉800八卷。日本仁寿四年(854)，圆仁被敕为延历寺座主。文德、清和两位天皇均从其菩萨大戒。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在追谥最澄为“传教大师”的同时，追圆仁为“慈觉大师”。(以上参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冖》，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80－83页。)

　　圆仁虽未能实现其赴天台山求法的宿愿，但其留学唐朝前后十年，与中国僧人有广泛接触，增进了两国僧界的了解与友谊。其巡礼五台山，目睹了当时五台山弘传天台宗的盛况，并从志远学得台教，抄得天台文书，亦算得偿其学习天台宗的夙愿了。其归国以后，继承最澄法统，广弘天台之教，使日本的天台宗获得迅速发展。而其所着《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乃为其在唐经历与见闻的实录，足资考见当时中国佛教某些方面的基本情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与圆仁一起入唐的圆载(？－877)，自幼入比叡山从传教大师最澄习学梵典及儒业，开成三年(838)与慈觉大师圆仁同时入唐，自扬州入天台山，师从道邃的弟子广修(771－843)。广修为天台宗第十一祖，俗姓留氏，东阳下崑人。“早预(道)邃师之门，研究教迹，学者云拥。日诵《华法》、《维摩》、《金刚明》、《梵网》、《四分戒本》。六时行道弗休，弥年更笃。”(赞宁《宋高僧传》卷三0《广修传》。)圆载至天台山时，携来比叡山关于天台宗义所未决者五十条，咨请广修、维蠲为之决疑。会昌三年(843)，圆载遣其弟子仁好、顺昌将“唐决”送回日本。大中七年(853)，日本天台僧圆珍入唐，带来仁明天皇嘉详三年(850)的敕牒，表彰其“勤求圣道”，特赐“传灯大师”称号。乾符四年(877)，圆载携在唐其间所搜集到的各类经籍文书数千卷乘船归国，却不幸于海上遇风暴而殁。

　　圆载是历次来华日僧中在中国滞留时间最长的一位僧人。在唐四十年，他获得了僧俗各界的普遍尊重。唐宣布宗尝诏其至宫中讲经，并赐以紫袍(见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表明他对天台宗义有深湛的造诣。与此同时，他与当时的着名诗人送别，深赞其佛学成就，表达其惜别之情(今《全唐诗》中犹保存三个关于圆载的诗作五首。)。“会昌法难”以后，圆载虽不过还俗的经历，圆珍亦因此而与其大生嫌隙(参王参、［日］史敬泉《圆载还俗与会昌废佛的关系》，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1期。)，然其初心未改；其携归的数千卷经籍文书虽最终未达于日本，而与其共殁于波涛，然圆载之功，却永记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

　　大中七年(853)入唐的圆珍(814－891)，是比叡山天台宗的第五代座主，俗姓和氯公，赞歧国(今香川县)那珂郡人，为弘法大师海之侄。圆珍年十五投入义真门下。年三十二被推荐为比叡山真言宗的学头。仁寿三年(853)乘唐朝的商船离开本国，从福州登岸，止开无际地习学密教，并得诸部经疏300余卷。旋往天台，至国清寺，从物外和尚研习天台止观，并抄得台宗典籍文书300卷左右。后又至越州开元寺，从物外的同门良胥(亦作胥)受学天台教旨。大中九年(855)，赴长安。十年，复返回越州开元寺谒良胥，得经法文70余卷。再往天台，建“止观堂”，题为“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圆珍亲为住持，沈懽为作《国清寺止观堂记》。大中十二年(858)，六月，辞天台山，乘唐商船回国。日贞观十年(868)，任天台宗座主，圆寂于宽平三年(891)。延长五年(927)追赐为“智证大师”。(以上参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第83－85页。按村上谓僧院既成以后，“僧清观为其住持”，盖未确。沈懽所作《国清寺止观堂记》，已收录于《国清寺志》第八章《附录》。其文谓止观堂“以(大中)十年九月七日建成矣。法师即住持此院，苦节修行，以无为心，得无得法”，则圆珍亲为住持此院甚明。清观住持此院，盖在圆珍回国以后。清观是与物外同时的天台高僧，《宋僧传》称其“台岭教文，洞明三观，兼得深定，神异通感，皆莫我知。少鉴百家，弥通三教，仍善属文，长于诗笔。”物外(813－885)俗姓杨氏，福建侯官人，久师事广修，得止观之旨，尤其以禅定闻名，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二祖。)

　　自鉴真首传天台教观于日本，尤其经最澄入唐回国后再传天台之教，天台宗遂作为一个独立而又特具“圆义”的宗派而在日本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然由最澄所开创的日本天台宗，并不是中国天台宗的简单移植。最澄被称为具备圆、密、禅、戒“四种传承”，因此他在创教立宗之时，即以中国的天台教观为基础学说，同时又融合了禅、密二宗的思想及菩萨圆戒，密宗的成分尤其突出，遂导致“台密的形成。此后圆仁、圆珍亦均在传台教的同时兼传密教，其在唐朝所集经典，亦台、密兼备。

　　天台宗传入日本以后对此后“日莲法华宗”的开成及其创立亦有深刻影响。该宗由日莲上人(1222－1282)所创立。日莲俗姓贯名氏，幼年出家，学真言粽，后尝至比叡山研究天台教典十余年。日莲对当时的日本佛教极示不满，对净土、禅、真言、律诸宗大肆攻击，以为“念佛是无边的地狱之业；禅宗是天魔的作为；真言是亡国的恶行；律宗是国贼的妄说”，以此四句为“格言”(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第202页。)。他一心顶礼《法华经》，以为唯有此经才是真正的佛教，因此亦对圆仁、圆珍将密部教义混入天台宗的做法大加挞伐，而要求恢复纯粹的天台教义。故其创宗，乃以《法华经》、《无量义经》、《观普贤经》为依据，然《无量义》为《法华经》的“开经”，《观普贤经》则是《法华经》的“结经”，因此实际上只以《法华经》为其根本经典而已。其判教方法，全取天台宗“五时八教”之说；而在其所谓“外相承”的法脉溯源上，亦以智者大师为其中国之祖。

　　五代时已取消遣唐使制度，但中日之间的民间商贸往来仍然存在，因此亦仍有来华的日僧。由于海上入华的北路为契丹所阴绝，故中日间的交通大多以明州(宁波)为口岸。明州地属吴越，而吴越王崇信佛法，护教尤力，杭州一带遂成为佛教中心；又因明州与台州相邻，天台山乃成为日僧瞻仰的第一名山。

　　天台典藉从日本的回归

　　五代时期中日交通与天台宗关系最为最在的一项内容，是天台典藉从日本的复归。会昌以后，复经唐末的战乱，天台典籍散亡太半，唯存简零编，以至于传智者的螺溪羲寂亦已无从充分领会其教义。羲寂通过天台德韶而言于吴越钱弘俶，请其遣使海外，求取天台典籍。钱弘俶遂于台后汉天福十二年(日村上天皇天历元年，947)，托商人蒋兖，致书日本右大臣藤原实赖，赠黄金六百两，求写天台经卷，尽得其五百余卷以归。实赖有回信，但未提及写经之事，而回赠沙金二百两。天台典籍从日本复返，实关系天台宗史甚为巨大，唯有此典籍返回的契机，天台教才得以于宋初重兴绵延其法脉。

　　宋代来华的日本天台僧

　　北宋时日本来佛僧人，最早而着名者为奝然。据《宋史·日本传》等，奝然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入宋，尝游天台山，巡智者大师之遗迹，又游五台山。得到宋太宗的召见与厚赐。雍熙三年(986)乘宋船回国，带走《大藏经》一部及旃檀佛像等。

　　北宋时中日天台宗僧人的相互交往，最着名的为寂昭、绍良、成寻三人。寂昭(？－1034)为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的弟子。咸平六年(1003)，寂昭率徒念救、元灯、觉因、明莲等七人入宋，由明州登岸，巡礼天台山，谒四明知礼送上源信疑天台都义二十七条，请知礼作答。知礼凭教而答，随问以书之，皆深于理致而尽释其疑，成《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见《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大正藏》卷四六。)。寂昭曾召见，并赐以紫袍及“圆通大师”之号。后寂昭未回日本，尝任苏州僧录司，住吴门寺。卒于杭州清凉山。

　　天圣六年(1028)，日僧绍良奉其师命而入宋，再致台教疑问十条请决，并赍金字《法华经》以为贽礼知，礼为其一一释疑。时知礼的法席已由广智所继承，绍良遂在广智门下从学三年，回国后大弘台教。(参《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佛祖统纪》卷一二《广智(尚贤)传》。)

　　成寻(1001－1081)为日本天台宗大云寺座主，夙有人宋礼参天台之志，于熙宁五年(1072)偕弟子赖缘等七人入宋，其时已六十二岁，家尚有老母在。既至台州，即止于国清寺，愿留寺中。神宗闻之，诏使赴阙。成寻等遂又巡礼五台山等地。既赴京师，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地，尽赐同来僧紫方袍”，并赐成寻“善慧大师”之号。熙宁六年，其弟子赖缘等归国，携回经书400余卷。成寻留止中国九年，着有《参天台五台山记》。元丰四年(1081)寂于汴京开宝寺，神宗敕葬天台山国清寺，以尝还其夙愿焉。(参《宋史·日本传》、日本《本朝高僧传·成寻传》。)

　　宋时还有一批来华的日本僧人，他们虽以传播禅宗为主，但亦兼习天台教义，其中着名者有荣西、俊芿、道元、圆尔辨圆、心地觉心、南浦绍明等。

　　荣西(1141－1215)号明庵，十四岁出家，十九岁至比叡山天台教义，又习密教。乾道四年(1168)入宋，巡游天台山及明州育王山，同年归国，携回天台宗新出章疏三十余部，并带回天台山的茶种，异日人饮茶之风。淳熙十四年(1187)，荣西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承其法统，四年后回国，为日本临济宗的开山祖。庆元五年(1199)…

《天台宗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及其互动关系研究(董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