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日本所未有的天臺典籍。巡禮五臺山以後，圓仁又往京師長安。會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滅佛，外國僧若無祠部牒者亦勒令還俗，歸還本國，圓仁亦在其例。遂改著俗裝而離開長字，于大中元年(847)從越州出發歸國，帶走各種天臺宗、真言宗典藉800八卷。日本仁壽四年(854)，圓仁被敕爲延曆寺座主。文德、清和兩位天皇均從其菩薩大戒。清和天皇貞觀八年(866)，在追谥最澄爲“傳教大師”的同時，追圓仁爲“慈覺大師”。(以上參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冖》，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80－83頁。)

　　圓仁雖未能實現其赴天臺山求法的宿願，但其留學唐朝前後十年，與中國僧人有廣泛接觸，增進了兩國僧界的了解與友誼。其巡禮五臺山，目睹了當時五臺山弘傳天臺宗的盛況，並從志遠學得臺教，抄得天臺文書，亦算得償其學習天臺宗的夙願了。其歸國以後，繼承最澄法統，廣弘天臺之教，使日本的天臺宗獲得迅速發展。而其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乃爲其在唐經曆與見聞的實錄，足資考見當時中國佛教某些方面的基本情形，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與圓仁一起入唐的圓載(？－877)，自幼入比叡山從傳教大師最澄習學梵典及儒業，開成叁年(838)與慈覺大師圓仁同時入唐，自揚州入天臺山，師從道邃的弟子廣修(771－843)。廣修爲天臺宗第十一祖，俗姓留氏，東陽下崑人。“早預(道)邃師之門，研究教迹，學者雲擁。日誦《華法》、《維摩》、《金剛明》、《梵網》、《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弗休，彌年更笃。”(贊甯《宋高僧傳》卷叁0《廣修傳》。)圓載至天臺山時，攜來比叡山關于天臺宗義所未決者五十條，咨請廣修、維蠲爲之決疑。會昌叁年(843)，圓載遣其弟子仁好、順昌將“唐決”送回日本。大中七年(853)，日本天臺僧圓珍入唐，帶來仁明天皇嘉詳叁年(850)的敕牒，表彰其“勤求聖道”，特賜“傳燈大師”稱號。乾符四年(877)，圓載攜在唐其間所搜集到的各類經籍文書數千卷乘船歸國，卻不幸于海上遇風暴而殁。

　　圓載是曆次來華日僧中在中國滯留時間最長的一位僧人。在唐四十年，他獲得了僧俗各界的普遍尊重。唐宣布宗嘗诏其至宮中講經，並賜以紫袍(見贊甯《大宋僧史略》卷下。)，表明他對天臺宗義有深湛的造詣。與此同時，他與當時的著名詩人送別，深贊其佛學成就，表達其惜別之情(今《全唐詩》中猶保存叁個關于圓載的詩作五首。)。“會昌法難”以後，圓載雖不過還俗的經曆，圓珍亦因此而與其大生嫌隙(參王參、［日］史敬泉《圓載還俗與會昌廢佛的關系》，東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1期。)，然其初心未改；其攜歸的數千卷經籍文書雖最終未達于日本，而與其共殁于波濤，然圓載之功，卻永記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冊。

　　大中七年(853)入唐的圓珍(814－891)，是比叡山天臺宗的第五代座主，俗姓和氯公，贊歧國(今香川縣)那珂郡人，爲弘法大師海之侄。圓珍年十五投入義真門下。年叁十二被推薦爲比叡山真言宗的學頭。仁壽叁年(853)乘唐朝的商船離開本國，從福州登岸，止開無際地習學密教，並得諸部經疏300余卷。旋往天臺，至國清寺，從物外和尚研習天臺止觀，並抄得臺宗典籍文書300卷左右。後又至越州開元寺，從物外的同門良胥(亦作胥)受學天臺教旨。大中九年(855)，赴長安。十年，複返回越州開元寺谒良胥，得經法文70余卷。再往天臺，建“止觀堂”，題爲“天臺山國清寺日本國大德僧院”，圓珍親爲住持，沈懽爲作《國清寺止觀堂記》。大中十二年(858)，六月，辭天臺山，乘唐商船回國。日貞觀十年(868)，任天臺宗座主，圓寂于寬平叁年(891)。延長五年(927)追賜爲“智證大師”。(以上參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第83－85頁。按村上謂僧院既成以後，“僧清觀爲其住持”，蓋未確。沈懽所作《國清寺止觀堂記》，已收錄于《國清寺志》第八章《附錄》。其文謂止觀堂“以(大中)十年九月七日建成矣。法師即住持此院，苦節修行，以無爲心，得無得法”，則圓珍親爲住持此院甚明。清觀住持此院，蓋在圓珍回國以後。清觀是與物外同時的天臺高僧，《宋僧傳》稱其“臺嶺教文，洞明叁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鑒百家，彌通叁教，仍善屬文，長于詩筆。”物外(813－885)俗姓楊氏，福建侯官人，久師事廣修，得止觀之旨，尤其以禅定聞名，被尊爲天臺宗第十二祖。)

　　自鑒真首傳天臺教觀于日本，尤其經最澄入唐回國後再傳天臺之教，天臺宗遂作爲一個獨立而又特具“圓義”的宗派而在日本産生極爲深遠的影響。然由最澄所開創的日本天臺宗，並不是中國天臺宗的簡單移植。最澄被稱爲具備圓、密、禅、戒“四種傳承”，因此他在創教立宗之時，即以中國的天臺教觀爲基礎學說，同時又融合了禅、密二宗的思想及菩薩圓戒，密宗的成分尤其突出，遂導致“臺密的形成。此後圓仁、圓珍亦均在傳臺教的同時兼傳密教，其在唐朝所集經典，亦臺、密兼備。

　　天臺宗傳入日本以後對此後“日蓮法華宗”的開成及其創立亦有深刻影響。該宗由日蓮上人(1222－1282)所創立。日蓮俗姓貫名氏，幼年出家，學真言粽，後嘗至比叡山研究天臺教典十余年。日蓮對當時的日本佛教極示不滿，對淨土、禅、真言、律諸宗大肆攻擊，以爲“念佛是無邊的地獄之業；禅宗是天魔的作爲；真言是亡國的惡行；律宗是國賊的妄說”，以此四句爲“格言”(見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第202頁。)。他一心頂禮《法華經》，以爲唯有此經才是真正的佛教，因此亦對圓仁、圓珍將密部教義混入天臺宗的做法大加撻伐，而要求恢複純粹的天臺教義。故其創宗，乃以《法華經》、《無量義經》、《觀普賢經》爲依據，然《無量義》爲《法華經》的“開經”，《觀普賢經》則是《法華經》的“結經”，因此實際上只以《法華經》爲其根本經典而已。其判教方法，全取天臺宗“五時八教”之說；而在其所謂“外相承”的法脈溯源上，亦以智者大師爲其中國之祖。

　　五代時已取消遣唐使製度，但中日之間的民間商貿往來仍然存在，因此亦仍有來華的日僧。由于海上入華的北路爲契丹所陰絕，故中日間的交通大多以明州(甯波)爲口岸。明州地屬吳越，而吳越王崇信佛法，護教尤力，杭州一帶遂成爲佛教中心；又因明州與臺州相鄰，天臺山乃成爲日僧瞻仰的第一名山。

　　天臺典藉從日本的回歸

　　五代時期中日交通與天臺宗關系最爲最在的一項內容，是天臺典藉從日本的複歸。會昌以後，複經唐末的戰亂，天臺典籍散亡太半，唯存簡零編，以至于傳智者的螺溪羲寂亦已無從充分領會其教義。羲寂通過天臺德韶而言于吳越錢弘俶，請其遣使海外，求取天臺典籍。錢弘俶遂于臺後漢天福十二年(日村上天皇天曆元年，947)，托商人蔣兖，致書日本右大臣藤原實賴，贈黃金六百兩，求寫天臺經卷，盡得其五百余卷以歸。實賴有回信，但未提及寫經之事，而回贈沙金二百兩。天臺典籍從日本複返，實關系天臺宗史甚爲巨大，唯有此典籍返回的契機，天臺教才得以于宋初重興綿延其法脈。

　　宋代來華的日本天臺僧

　　北宋時日本來佛僧人，最早而著名者爲奝然。據《宋史·日本傳》等，奝然于太平興國八年(983)入宋，嘗遊天臺山，巡智者大師之遺迹，又遊五臺山。得到宋太宗的召見與厚賜。雍熙叁年(986)乘宋船回國，帶走《大藏經》一部及旃檀佛像等。

　　北宋時中日天臺宗僧人的相互交往，最著名的爲寂昭、紹良、成尋叁人。寂昭(？－1034)爲日本天臺宗高僧源信的弟子。鹹平六年(1003)，寂昭率徒念救、元燈、覺因、明蓮等七人入宋，由明州登岸，巡禮天臺山，谒四明知禮送上源信疑天臺都義二十七條，請知禮作答。知禮憑教而答，隨問以書之，皆深于理致而盡釋其疑，成《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見《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四。《大正藏》卷四六。)。寂昭曾召見，並賜以紫袍及“圓通大師”之號。後寂昭未回日本，嘗任蘇州僧錄司，住吳門寺。卒于杭州清涼山。

　　天聖六年(1028)，日僧紹良奉其師命而入宋，再致臺教疑問十條請決，並赍金字《法華經》以爲贽禮知，禮爲其一一釋疑。時知禮的法席已由廣智所繼承，紹良遂在廣智門下從學叁年，回國後大弘臺教。(參《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四、《佛祖統紀》卷一二《廣智(尚賢)傳》。)

　　成尋(1001－1081)爲日本天臺宗大雲寺座主，夙有人宋禮參天臺之志，于熙甯五年(1072)偕弟子賴緣等七人入宋，其時已六十二歲，家尚有老母在。既至臺州，即止于國清寺，願留寺中。神宗聞之，诏使赴阙。成尋等遂又巡禮五臺山等地。既赴京師，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地，盡賜同來僧紫方袍”，並賜成尋“善慧大師”之號。熙甯六年，其弟子賴緣等歸國，攜回經書400余卷。成尋留止中國九年，著有《參天臺五臺山記》。元豐四年(1081)寂于汴京開寶寺，神宗敕葬天臺山國清寺，以嘗還其夙願焉。(參《宋史·日本傳》、日本《本朝高僧傳·成尋傳》。)

　　宋時還有一批來華的日本僧人，他們雖以傳播禅宗爲主，但亦兼習天臺教義，其中著名者有榮西、俊芿、道元、圓爾辨圓、心地覺心、南浦紹明等。

　　榮西(1141－1215)號明庵，十四歲出家，十九歲至比叡山天臺教義，又習密教。乾道四年(1168)入宋，巡遊天臺山及明州育王山，同年歸國，攜回天臺宗新出章疏叁十余部，並帶回天臺山的茶種，異日人飲茶之風。淳熙十四年(1187)，榮西再度入宋，學禅于天臺山萬年寺的虛庵懷敞，承其法統，四年後回國，爲日本臨濟宗的開山祖。慶元五年(1199)…

《天臺宗向日本、朝鮮的傳播及其互動關系研究(董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