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及其互动关系研究
董平
自湛然对智顗遗着广为着论、力加阐扬以后，天台教观影响遐远，故其宗义亦终得以其古典新貌而复兴于中唐之世。然天台宗之影响所及，非特仅限于中国域内而已，且亦远被海外，直接影响到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佛教文明。天台宗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日、中朝之间的友好文化邦交、促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都起过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本章将依据有关史料，并汲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略述天台宗向日本、朝鲜传播及双方互动交流的基本情况，而重点则放在唐宋时期。
第一节天台宗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据《宋史》的记载，日本于钦明天皇十一年(梁承圣元年，552)从百济传入佛教(见《宋史》卷四九一《基本法夷列·日本传》。)。后圣德太子尝于隋开皇二十年(600)遣使求取《法华经》。隋大业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607)，日本以小野妹子为大使，来隋求取佛法，其“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遗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炀帝于次年遣文林郎斐清为使，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国(见《隋书》卷八一《东夷列传·倭国传》。然《隋书》未载日本使者的姓名，“小野妹子”之名，乃据日本史籍的记载。小野妹子为日本孝昭天皇的皇子。当时其使团中有数十名僧人，正说明其使隋的主要目的乃在修习佛法。又，大业四年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国的隋使斐清，日史作斐世清。斐清盖于大业五年归国，其时日本又再以小野妹子为大使，难波吉士雄为小使，随斐清至隋，其随行人员中有留学生及学问僧八人，《日本书纪》具载其姓名。参见李则芬《中日关系史》第67－68页(台湾中华书局，1982)，刘建《佛教东渐》第2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由此揭开中日两国正式邦交的序幕，而促成这种邦交的，正是中国已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
唐代的中国文明在整体上达到一个辉煌的高度。日本的“遣唐使”亦纯利络绎不绝，其中以传写经典、弘扬佛法为主要目的的学问僧，不仅是历次遣唐使团的主要成员，而且亦是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使者。日本来华僧人同时亦推动了中国高僧的赴海外弘法活动。就天台宗的对换日传播而言，最早将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带往日本并进弘传的是着名律学高僧鉴真(687－763)。
鉴真与天台典籍首传日本
应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的挚诚邀请，又以为日本乃为南岳慧思的往生之地，鉴真遂决意东渡日本弘法。自天宝二载至十二载(753)，十年间六次渡海，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矢志不渝，第六次渡海终告成功，止于日本东大寺，成为律学之祖。鉴真在国内依弘景律师出家并受具，是南山律祖道宣的三传弟子，然其所学，并非局于律藏，同时亦精通天台圆教，并将律仪、戒法与台教相结合(关于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可参见巨赞法师《鉴真大师的律学法传承》、《东渡弘法的鉴真大》二文，见《世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其东渡时携去日本的各种典籍中，天台宗的主要教典全部在内，除号称“天台三大部”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以外，还有《四教义》一二卷、《次第禅门》一一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见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年4月版。)。在弘传律学的同时，鉴真亦畅演天台止观，《唐招提寺缘起略集》云：
从(天平宝字)三年(759)八月一日，初讲读《四分律》并《疏》等，又《玄义》、《文句》、《止观》等，永定不退轨则。……兼和上(鉴真)天台教观，禀法进僧都、如宝少僧都、法戴、思托等和上，化讲天中，代代相承而今不绝。(转引自《世赞集》第234页。)
正因为鉴真同时亦弘演台教，从而激起了日本僧人研习天台教观的兴趣，“后来传教大师(最澄)在东大寺得到鉴真和上带来的天台宗的教籍，此后深深皈依三谛一如的妙教，和徒弟义真一起入唐，求取天台宗没传到日本的经释典籍”(［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第45页，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从而正式开创了日本的天台宗。
最澄与空海入唐求法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近江滋贺人，据称其祖先是后汉孝帝的后代。最澄幼年出家，后至南都(奈良)学习鉴真大师带来的天台教籍，因感于当是日本只有“权教”、“小乘教”，而没有彰显一乘圆义的教派，遂立志赴唐朝求取典籍。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二(803)，最澄由其徒弟义真作翻译，搭乘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船只，双难波(大阪)出发，然因遇风暴而折回；次年七月再从筑紫(今福冈)出发，九月二十六日抵达明州(宁波)，当贞元二十年(804)。同行的还有弘法大师空海。
抵明州后，最澄等径至天台，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一乘圆教，又与义真一起从道邃受菩萨大戒，复从禅林寺翛然学牛头禅；旋至越州龙兴寺，遇顺晓阿阇梨，与义真同受三昧灌顶，得授法文、图样、道具等。因最澄在唐期间，其所传法门遍及圆、密、禅、戒四宗，故称之为“四种传承”。最澄在唐一年，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离华归国。此后矢志传教，大弘天台教观，正式开创日本天台宗，而尊道邃为初祖，以国清寺为祖庭。圆寂于弘仁十三年(822)。至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追尊“传教大师”之号，是为日本有大师称号之始。
最澄在唐朝所师从的和尚道邃(生卒年未详)，俗姓王氏，西京(长安)人，年二十四受具足戒。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南下，师从天台九祖湛然，五年而毕，“洞悟幽玄，无所疑滞，荆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兴吾道矣！”遂授以《止观辅行》。”(《佛祖统纪》卷八《道邃传》。)辞别湛然以后，道邃尝在扬州讲《法华》、《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各数遍。贞元十二年(796)入居天台山，“讲《法华》、《止观》、《玄义》等未尝有阙。六时行道，《法华》一部；大小乘戒，日常一遍，未尝不同。”(乾淑《天台传法道邃和尚行迹》；见周琦、茅奉天《天台山发现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天台山文化专号”。中国史料关于邃历来都未载其姓氏居里，乾淑文的发现，遂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后被尊为在台宗第十祖。最澄于贞元二十年九月至台州之时，先参谒台州刺史陆淳，“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百管、墨八挺、刀子一、兰木九、水晶珍一贯。陆公……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最澄)。师译言：请货金贸纸，用书天台止观。乃命大师门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写之，逾月而毕。”(台州司马吴顗《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出处同上。)最澄在唐，以天台宗义未决十条请问于道邃，道邃悉为解答。其归国之际，台州刺史陆淳、明州刺史郑审则皆为撰“印记”，证明其“远求天台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亲承秘密，理绝名言。”道邃则专为《付法文》，不仅“开宗示奥，以法传心”，示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之旨，且以“共持佛慧，同会龙华”为期(以上所引均见《天台山发现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最澄在天台山所师从的另一和尚满(735－822)(按行满的生卒年，《宋僧传》谓卒于开宝中，年可八十余；《佛祖统纪》谓卒于开宝中，年八十八；周叔迦先生已怪此极示怀疑(见陈垣《释氏疑年录》卷五末按语)。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开成四年(839)天台禅林寺僧敬文往扬州见圆仁，提到“满和尚已亡化，经十六年”，则行满寂于822年无疑；取《统纪》八十八岁之说，则其生年在735年。)，万州南浦人，大历年中与道邃共学于湛然。最澄“不惮劳苦，远涉沧波”而“求妙法于天台”，行满尝“倾以法财，舍以法宝”，尽授其天台奥旨。最澄辞别之时，行满也为撰“印信”，并希望其“早达乡关，弘我教门，……向一国土，成就菩提，龙华登三初首。”(见《天台山发现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
与最澄一同入唐的空海(774－835)，法号遍照金刚，后追谥为弘法大师。空海入唐后，往长安西明寺，主要研习真言宗，元和元年(806)回国，创日本真言宗。然空海虽以传真言宗为主，实同时亦兼传天台。(详可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最澄一行入唐，不仅将天台宗的典籍再次携往日本，立教创宗，改变了日本佛教在当时局限性，而且亦开启了日本僧人参礼天台的传统。继最澄而入唐求法并与天台宗有特殊关系的日本僧人，有圆仁、圆载、圆珍等。
圆仁、圆载与圆珍
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下野(今枥木县)人。年十五投入传教大师最澄门下，彻悟圆教之旨，兼受传法灌顶。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乘遣唐使藤原常嗣的船只抵达扬州。圆仁入唐的目的，是要学习天台宗，并咨决日本台宗祖庭延历寺尚未解决的疑问三十条。故其既至扬州，即向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前往天台国清寺。在圆仁等待批复而滞留于扬州的时间里，天台山禅林寺主敬文(行满的弟子)尝于开成四年正月赴扬州与圆仁相见，回忆了最澄参学天台时的情形，介绍了天台山弘传智者之教的盛况，并希望他早赴天台。尽管圆仁对天台山极其向往，数次前往求法，但以其为“还学僧”身分，故均遭到拒绝，而与其同时入唐的“留学僧”圆载则被准许入天台山。圆仁不甘心与遣唐使一道回国，便打算潜往天台，兼往长安。后闻五台山为佛教圣地，多有奇特，且亦盛弘天台之教，于是就前往五台山，于开成五年四月抵达，旋礼参大华严寺座主志远，随其研习天台教天文馆，并缮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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