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臺宗向日本、朝鮮的傳播及其互動關系研究
董平
自湛然對智顗遺著廣爲著論、力加闡揚以後，天臺教觀影響遐遠，故其宗義亦終得以其古典新貌而複興于中唐之世。然天臺宗之影響所及，非特僅限于中國域內而已，且亦遠被海外，直接影響到日本及朝鮮半島的佛教文明。天臺宗在其自身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對中日、中朝之間的友好文化邦交、促成以漢文化爲主體的東亞文化圈的形成，都起過積極而又重要的作用。本章將依據有關史料，並汲取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略述天臺宗向日本、朝鮮傳播及雙方互動交流的基本情況，而重點則放在唐宋時期。
第一節天臺宗與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據《宋史》的記載，日本于欽明天皇十一年(梁承聖元年，552)從百濟傳入佛教(見《宋史》卷四九一《基本法夷列·日本傳》。)。後聖德太子嘗于隋開皇二十年(600)遣使求取《法華經》。隋大業叁年(推古天皇十五年，607)，日本以小野妹子爲大使，來隋求取佛法，其“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遺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炀帝于次年遣文林郎斐清爲使，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國(見《隋書》卷八一《東夷列傳·倭國傳》。然《隋書》未載日本使者的姓名，“小野妹子”之名，乃據日本史籍的記載。小野妹子爲日本孝昭天皇的皇子。當時其使團中有數十名僧人，正說明其使隋的主要目的乃在修習佛法。又，大業四年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國的隋使斐清，日史作斐世清。斐清蓋于大業五年歸國，其時日本又再以小野妹子爲大使，難波吉士雄爲小使，隨斐清至隋，其隨行人員中有留學生及學問僧八人，《日本書紀》具載其姓名。參見李則芬《中日關系史》第67－68頁(臺灣中華書局，1982)，劉建《佛教東漸》第2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由此揭開中日兩國正式邦交的序幕，而促成這種邦交的，正是中國已高度發達的佛教文化。
唐代的中國文明在整體上達到一個輝煌的高度。日本的“遣唐使”亦純利絡繹不絕，其中以傳寫經典、弘揚佛法爲主要目的的學問僧，不僅是曆次遣唐使團的主要成員，而且亦是民間文化交流的主要使者。日本來華僧人同時亦推動了中國高僧的赴海外弘法活動。就天臺宗的對換日傳播而言，最早將天臺宗的主要典籍帶往日本並進弘傳的是著名律學高僧鑒真(687－763)。
鑒真與天臺典籍首傳日本
應日本僧人榮叡、普照的摯誠邀請，又以爲日本乃爲南嶽慧思的往生之地，鑒真遂決意東渡日本弘法。自天寶二載至十二載(753)，十年間六次渡海，經曆常人無法想象的磨難，矢志不渝，第六次渡海終告成功，止于日本東大寺，成爲律學之祖。鑒真在國內依弘景律師出家並受具，是南山律祖道宣的叁傳弟子，然其所學，並非局于律藏，同時亦精通天臺圓教，並將律儀、戒法與臺教相結合(關于鑒真與天臺宗的關系，可參見巨贊法師《鑒真大師的律學法傳承》、《東渡弘法的鑒真大》二文，見《世贊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其東渡時攜去日本的各種典籍中，天臺宗的主要教典全部在內，除號稱“天臺叁大部”的《摩诃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以外，還有《四教義》一二卷、《次第禅門》一一卷、《行法華忏法》一卷、《小止觀》一卷、《六妙門》一卷(見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中華書局200年4月版。)。在弘傳律學的同時，鑒真亦暢演天臺止觀，《唐招提寺緣起略集》雲：
從(天平寶字)叁年(759)八月一日，初講讀《四分律》並《疏》等，又《玄義》、《文句》、《止觀》等，永定不退軌則。……兼和上(鑒真)天臺教觀，禀法進僧都、如寶少僧都、法戴、思托等和上，化講天中，代代相承而今不絕。(轉引自《世贊集》第234頁。)
正因爲鑒真同時亦弘演臺教，從而激起了日本僧人研習天臺教觀的興趣，“後來傳教大師(最澄)在東大寺得到鑒真和上帶來的天臺宗的教籍，此後深深皈依叁谛一如的妙教，和徒弟義真一起入唐，求取天臺宗沒傳到日本的經釋典籍”(［日］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第45頁，楊曾文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從而正式開創了日本的天臺宗。
最澄與空海入唐求法
最澄(767－822)，俗姓叁津首，幼名廣野，近江滋賀人，據稱其祖先是後漢孝帝的後代。最澄幼年出家，後至南都(奈良)學習鑒真大師帶來的天臺教籍，因感于當是日本只有“權教”、“小乘教”，而沒有彰顯一乘圓義的教派，遂立志赴唐朝求取典籍。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二(803)，最澄由其徒弟義真作翻譯，搭乘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的船只，雙難波(大阪)出發，然因遇風暴而折回；次年七月再從築紫(今福岡)出發，九月二十六日抵達明州(甯波)，當貞元二十年(804)。同行的還有弘法大師空海。
抵明州後，最澄等徑至天臺，從道邃、行滿學習天臺一乘圓教，又與義真一起從道邃受菩薩大戒，複從禅林寺翛然學牛頭禅；旋至越州龍興寺，遇順曉阿阇梨，與義真同受叁昧灌頂，得授法文、圖樣、道具等。因最澄在唐期間，其所傳法門遍及圓、密、禅、戒四宗，故稱之爲“四種傳承”。最澄在唐一年，于貞元二十一年(805)叁月離華歸國。此後矢志傳教，大弘天臺教觀，正式開創日本天臺宗，而尊道邃爲初祖，以國清寺爲祖庭。圓寂于弘仁十叁年(822)。至清和天皇貞觀八年(866)，追尊“傳教大師”之號，是爲日本有大師稱號之始。
最澄在唐朝所師從的和尚道邃(生卒年未詳)，俗姓王氏，西京(長安)人，年二十四受具足戒。唐代宗大曆年間(766－779)南下，師從天臺九祖湛然，五年而畢，“洞悟幽玄，無所疑滯，荊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觀輔行》。”(《佛祖統紀》卷八《道邃傳》。)辭別湛然以後，道邃嘗在揚州講《法華》、《摩诃止觀》、《法華玄義》各數遍。貞元十二年(796)入居天臺山，“講《法華》、《止觀》、《玄義》等未嘗有阙。六時行道，《法華》一部；大小乘戒，日常一遍，未嘗不同。”(乾淑《天臺傳法道邃和尚行迹》；見周琦、茅奉天《天臺山發現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東南文化，1990年第6期“天臺山文化專號”。中國史料關于邃曆來都未載其姓氏居裏，乾淑文的發現，遂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後被尊爲在臺宗第十祖。最澄于貞元二十年九月至臺州之時，先參谒臺州刺史陸淳，“獻金十五兩、築紫斐紙二百張、築紫筆二百管、墨八挺、刀子一、蘭木九、水晶珍一貫。陸公……以紙等九物達于庶使，返金于師(最澄)。師譯言：請貨金貿紙，用書天臺止觀。乃命大師門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寫之，逾月而畢。”(臺州司馬吳顗《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國序》，出處同上。)最澄在唐，以天臺宗義未決十條請問于道邃，道邃悉爲解答。其歸國之際，臺州刺史陸淳、明州刺史鄭審則皆爲撰“印記”，證明其“遠求天臺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于一心，了殊途于叁觀，親承秘密，理絕名言。”道邃則專爲《付法文》，不僅“開宗示奧，以法傳心”，示以一心叁觀、叁谛圓融之旨，且以“共持佛慧，同會龍華”爲期(以上所引均見《天臺山發現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最澄在天臺山所師從的另一和尚滿(735－822)(按行滿的生卒年，《宋僧傳》謂卒于開寶中，年可八十余；《佛祖統紀》謂卒于開寶中，年八十八；周叔迦先生已怪此極示懷疑(見陳垣《釋氏疑年錄》卷五末按語)。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開成四年(839)天臺禅林寺僧敬文往揚州見圓仁，提到“滿和尚已亡化，經十六年”，則行滿寂于822年無疑；取《統紀》八十八歲之說，則其生年在735年。)，萬州南浦人，大曆年中與道邃共學于湛然。最澄“不憚勞苦，遠涉滄波”而“求妙法于天臺”，行滿嘗“傾以法財，舍以法寶”，盡授其天臺奧旨。最澄辭別之時，行滿也爲撰“印信”，並希望其“早達鄉關，弘我教門，……向一國土，成就菩提，龍華登叁初首。”(見《天臺山發現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
與最澄一同入唐的空海(774－835)，法號遍照金剛，後追谥爲弘法大師。空海入唐後，往長安西明寺，主要研習真言宗，元和元年(806)回國，創日本真言宗。然空海雖以傳真言宗爲主，實同時亦兼傳天臺。(詳可見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最澄一行入唐，不僅將天臺宗的典籍再次攜往日本，立教創宗，改變了日本佛教在當時局限性，而且亦開啓了日本僧人參禮天臺的傳統。繼最澄而入唐求法並與天臺宗有特殊關系的日本僧人，有圓仁、圓載、圓珍等。
圓仁、圓載與圓珍
圓仁(794－864)，俗姓壬生氏，下野(今枥木縣)人。年十五投入傳教大師最澄門下，徹悟圓教之旨，兼受傳法灌頂。承和五年(唐文宗開成叁年，838)，乘遣唐使藤原常嗣的船只抵達揚州。圓仁入唐的目的，是要學習天臺宗，並咨決日本臺宗祖庭延曆寺尚未解決的疑問叁十條。故其既至揚州，即向當局提出申請，要求前往天臺國清寺。在圓仁等待批複而滯留于揚州的時間裏，天臺山禅林寺主敬文(行滿的弟子)嘗于開成四年正月赴揚州與圓仁相見，回憶了最澄參學天臺時的情形，介紹了天臺山弘傳智者之教的盛況，並希望他早赴天臺。盡管圓仁對天臺山極其向往，數次前往求法，但以其爲“還學僧”身分，故均遭到拒絕，而與其同時入唐的“留學僧”圓載則被准許入天臺山。圓仁不甘心與遣唐使一道回國，便打算潛往天臺，兼往長安。後聞五臺山爲佛教聖地，多有奇特，且亦盛弘天臺之教，于是就前往五臺山，于開成五年四月抵達，旋禮參大華嚴寺座主志遠，隨其研習天臺教天文館，並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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