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俊芿入宋，遊天臺山，並就明州、臨安等地遍學律、禅、天臺，居宋十二年，于嘉定四年(1211)始回國，帶去天臺教觀716卷，及律、華嚴、儒學等書，都1000余卷。道元(1200－1253)，嘗遍學天臺教義，于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登天臺山，複至明州天童寺師事如淨禅師(1163－1228)叁年，得曹洞宗正統，回國後開創日本曹洞宗。圓爾辨圓(1202－1280)爲榮西的法孫，于端平二年(1235)入宋，至杭州上天竺持從柏庭善月(1149－1241)受天臺教觀，並領受天臺宗相承圖；又至余杭徑山，學禅于無准師範(1178－1249)。留宋六年，于淳佑元年(1241)回國。心地覺心(1207－1295)是辨圓的弟子，于淳佑九年(1249)入宋。巡徑山、育王山、天臺山諸寺，亦六年後回國。南浦紹明于開慶元年(1259)入宋，遍遊五山十刹，師事杭州淨慈寺的虛堂智愚，爲其法嗣；八年後回國，大暢禅風。
南宋以後，雖中日之間僧人的往來仍多，但國內臺宗衰微，來華僧人大多爲禅僧，與天臺宗無甚密切關系，不贅。
第二節天臺宗與中朝佛教文化交流
中國佛教傳入朝鮮要比傳入日本早得多，而中國天臺宗僧與朝鮮僧人發生事實上的交往亦有更早的文字記載。
玄光與波若
新羅國玄光，專修梵行，願度越滄海而求中國之禅法，遂于陳朝時至中國，往衡山，投入慧思門下。慧思密授其法華安樂行，玄光禀受勤行，證法華叁昧，得慧思之印可。辭別之時，慧思囑其回本國以善權而行化度，雲：“汝之所證，真實不虛，善護念之，令法增長。汝還本土，施設善權，好負螟蛉，皆成蜾蠃。”玄光遂巡遊江南，乘本國船舶而歸。結茅芡禅室于新羅熊州之翕山，後成梵刹。其所化弟子，亦皆證叁昧之門(參《宋高僧傳》卷八《陳新羅國玄光傳》、《佛祖統紀》卷九《玄光傳》。)玄光于陳朝入中國並師事慧思，是關于天臺宗傳入朝鮮的最早文字記載。志磐撰《佛祖統紀》，將玄光師事慧思的時間系于陳太建五年(573)，記雲：“(太建)五年，海東玄光沙門受法華安樂行義于南嶽禅師，歸國演教，爲海東諸國傳教之始。”(《佛祖統紀》卷叁七。)
因慕智者大師之教而來華求法並有較詳細記載的第一位朝鮮僧人是高句麗的波若(562－613)。波若于陳朝時來華，在金陵聽智顗說法，深契義味。陳亡後，遊方參學，開皇十六年(596)入天臺山，師事智顗，求授禅法。智顗知其爲利根上智之器，遂批示其往頂峰修習止觀，謂：“今天臺山最高峰，名爲華頂，去地將六七十裏，是吾昔頭陀之所。彼山只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慮衣食。”波若即于開皇十八年禀旨往華頂，“曉夜行道，不敢睡臥，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613)，忽從華頂下山至于國清寺，不久坐化(波若事見《續高僧傳》卷一七《智越傳》，別參《佛祖統紀》卷九《波若傳》。)當時來華學于智顗的新羅僧人還有圓光(亦作緣光)。圓光(532－630)俗姓樸氏，出身于世家名族，早習儒業，子史文章，稱名于時。“但以生居邊壤，正教未融”，遂于陳朝時渡海至于金陵，叁藏數論，遍論披尋。後遇智顗于金陵敷弘妙典，服膺其說，遂投其門下，勤學精修，數年之間，忽然有悟。智者嘗令其講《法華經》。後又于天臺別院增修妙觀。歸國後大啓法門，以誦《法華》爲業，盛弘天臺止觀之教。(參《弘贊法華傳》卷叁；《續高僧傳》卷一叁；《法華傳記》卷叁；《法華傳記》卷叁；《海東高僧傳》卷二。圓光的生卒年此從《續高僧傳》說。)
唐時來華的朝鮮僧人理多，與天臺宗的聯系亦更爲頻繁。盛唐之時，有新羅僧人法融、理應、純英，來學于天臺八祖左溪玄朗。宗鑒雲：“新羅法融、理應，悉葉舊學，來傳此道，流布海東。”(見《釋門正統》卷二《左溪傳》。《佛祖統紀》卷7《玄朗傳》亦謂：“新羅傳道者，法融、理應、英。”然《佛祖統紀》卷五0所錄晃說之《仁王般若經序》雲：“陳隋間，天臺智者遠禀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之世，有新羅來學者，曰法融、理應、純英，故此教播于海外諸國，與中原並盛矣。”是又以新羅叁僧爲湛然的弟子。未智能孰是。)與天臺宗有較密切關系的新羅來華僧人還有道育(858？－938)。道育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入天臺山，住平田寺，後即卒于該寺。(詳見《宋高僧傳》卷二叁《晉天臺山平田寺道育傳》。)
吳越時來華的朝鮮僧人
五代時，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佛教交流達到一個新的高潮，不僅海東諸國有僧人來華求法，而且中國亦有益人往其國傳法。後唐清泰二年(935)，國明沙門子麟曾往高麗等地傳播天臺宗。《佛祖統紀》卷四二：“(清泰)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傳授天臺教法，高麗遣使李仁日送麟還，吳越王錢镠令于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永明延壽禅師所撰《宗鏡錄》，嘗遠播于海外。“高麗國王鑒師(延壽)言教，遣使赍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晶珠、金澡罐等。彼國僧叁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五燈會元》卷一0《延壽傳》，另參《宋高僧傳》卷二八《延壽傳》。)這是由高麗國政府所組織的一次大規模的來華法語法活動，雖其傳習乃以法眼宗爲主，但其中蓋亦有習天臺止觀者。高麗國僧智宗(930－1018)，嘗于後周顯德六年(959)奏請入華求法，至吳越國，先谒永明寺壽禅師，受法眼宗之經。宋建隆元年(960)，抵天臺山國清寺，膜拜淨光大師羲寂，從受《大定慧論》(按應即是《摩诃止觀》)及天臺教觀。智宗“是彜是訓，如切如磋”，奉旨修習，無已于時。開寶元年(968)，宋僧統贊甯及天臺縣宰任植嘗請其于螺溪教院講《大定慧論》及《法華經》，智宗“率意而從，當仁不讓”，慧辯滔滔，聽者心折。開寶叁年(970)，智宗泛海而歸，極受高麗國王的尊重，經曆五朝，皆受恩幸而無以複加(參《朝鮮金石總鑒·贈谥圓寬空國師勝妙之塔碑銘》，陳景富《高麗僧智宗與，〈宗鏡錄〉首傳海東》一文附，東南文化1998年增刊1。)。智宗在華十一年，其中的絕多數時間是在天臺山度過的，雖其回國後仍以弘傳法眼爲主，但天臺宗對其本人的思想産生深刻影響並通過他而使這種影響及于當時的高麗佛教界，其實亦是可以想象的了。
谛觀與義通
五代時期對中國天臺宗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著名人物是谛觀與義通。谛觀的功績，按照自志磐以來的傳統說法，是他從高麗帶來了國內已經散佚不傳的天臺宗教典，從而使天臺宗在宋初的重興成爲可能，亦使天臺宗法脈的綿延成爲可能。關于谛觀送回教籍的事迹，主要見載于《佛祖統紀》及明萬曆九年(1581)沙門智覺所撰寫的《四教儀緣起》。《佛祖統紀》述谛觀事迹雲：
法師谛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可問天臺羲寂。”即召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複存。”于是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谛觀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禁不令傳。且戒(谛)觀師，于中國求師問難，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觀師既至，聞螺溪(羲寂)善講授，即往參谒。一見心服。遂禮爲師。嘗以所著《四教儀》藏于箧，人無知者。師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佛祖統紀》卷一0《谛觀傳》。同卷《吳越王傳》及卷四叁《法運通塞志》所述大同，後者系谛觀還歸教籍的時間于建隆元年(960)，晁說之《仁王般若經疏序》亦表達了教籍乃從高麗歸來的意思。《四教儀緣起》所述亦大同。)
在前節，我們曾據一些更早于《佛祖統紀》的材料，認爲吳越王錢弘俶遣使求取天臺教內的主要地方是日本(其中也不排除致書高麗求籍的可能性)，而日本右大臣藤原賴亦已于後漢天福十二年(947)通過商船送回教籍(正因爲天臺教籍從日本的回歸比谛觀來華早了十多年，所以螺溪羲寂才得以研習而精通止觀之教，以至于谛觀來時，“一見心服，遂禮爲師”；不然羲既不明“同除四住”之義，如何可能“善講授”乃至于使赍教籍來華的谛觀“一見心服”呢？)，但谛觀于建隆元年來華並送來天臺宗的有關典籍，蓋亦仍爲事實。谛觀撰寫了《天臺四教儀》一書，概括了天臺宗判教學說的精要，對天臺宗思想的傳播起到重要作用，然則谛觀之有功天臺教，亦良非細細。
義通是五代、北宋之間對天臺宗的傳承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高麗僧人。他是螺溪羲寂的弟子。我們曾多次提到過羲寂，現就他的生平略綴數語。羲寂(919－987)，字常照，俗姓胡氏，溫州永嘉人。年十二出家。十九歲受具後，曾往會稽山學南律叁年。既通律義以後，便往天臺山尋研止觀。然智者所遺教文，于時唯存零編斷簡，羲寂雖多方鸠集，而仍無由得其全貌。遂言于天臺山法眼宗傳入德韶國師，德韶複言于吳越王錢弘俶，俶遂遣使日本，使一家教典複還中國，羲寂亦因此而博聞多識，精通其義。“遂于佛隴道場、國清寺相斷講訓”，吳越王亦屢次請其開演，並賜“淨光大師”之號及紫袍。乾德二年(964)，居螺溪道場，“四方學侶，霧擁雲屯”。羲寂畢生以複興天臺教觀爲職志，是天臺宗史上一個極爲重要的關鍵人物。經過他的努力，天臺教典才得以海外歸來而使法脈得以延續；經過他的大力弘暢，天臺學說才得以海外哪來而使法脈和以延續；經過他的大力弘暢，天臺學說才得以影響遠被而獲得再度繁榮。當教典遺失、臺宗衰微之際，羲寂不憚艱辛，獨力擔當起了中興教觀的重任，故贊甯雲：“自智者損世，六代傳法湛然師之後，二百余齡…
《天臺宗向日本、朝鮮的傳播及其互動關系研究(董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