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間佛教，爲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爲現世界轉變中的光明大道”領導世間的人類改善向上進步。—(《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海潮音》十五卷一期)太虛在這裏是說，一個人覺悟了佛法原理，把佛教作爲思想信仰的中心，並以此爲出發點，去實行救世救人，建設人類的新道德、新秩序，從而使國家富強，人民安樂，這就是人間佛教思想的主要內容。

　　建設人間佛教，也就是建設人間淨土，所以太虛又對如何建設人間淨土作了闡述。他說：“佛學所謂的淨土，慧指一種頁好的社會，或優美之世界。氣土乙謂國土，指世界而言。凡世界中的一切人事、物象皆莊嚴、清淨、優美、頁好者，即爲淨土。—又說：“近之修淨土行者，多以此土非淨，必須脫離此惡濁之世，而另求往生二艮好之淨土”。這好像“有些人以中國之環境不佳”，“豔羨美國之豐樂，于是競脫離中國求人美藉而作美國人之意相同”。他認爲這是不明白淨土之所以成立的因緣所致。因爲二切事物無不從衆緣時時變化的，而推動原事物之變化，其出發點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所以“淨土非自然而成就的，亦非神所造成的”，它是由人等多數有情的心力創造而成。“既人人皆有此心力，即人人皆已有創造淨土本能，人人能發造成此土爲淨土之勝願，努力去造，由此人間可造成爲淨上，固無須離開此龌龊之社會而另求一清淨之社會也。質言之，今此人間雖非良好莊嚴，然可憑各人一片清淨之心，去修集許多淨善的因緣，逐步進行，久而久之，此濁惡之人間便可一變而爲莊嚴之淨土；不必于人間之外另求淨土，故名爲人間淨土。—所以，太虛強調指出：“人間淨土是要創造的”。雖然“當下的人間確是不完美的，但是人等有情如願意要去創造成淨土，並不是沒有可能的”。叁建設人間淨土論》，《海潮音》十二卷一期二這是說，作爲一個佛教徒，不應厭棄現實世界，而是要用自己的一片清淨之乙，去玫造和建設現實世界，使之變成淨土世界。

　　太虛不僅從理論上闡述了人間佛教(有時稱爲人生佛教)建設的必要性與可能性，而且還曾設想“辟一山以實驗之”。這就是“開辟一農林爲本生活自給之山，招集正信叁寶、慕行六度之高中畢業生或相等程度的青年八十人，受沙彌戒，施以沙彌到比丘的訓練二年；此二年分四學期訓練，約爲每日從事農林工作四小時，講授研究約四小時，禅誦修持約四小時，八小時睡眠，四小時飲食或遊息等。從寤寐行止一切皆或成爲僧團化、律儀化的公開共同生活。衣食住行完全供給，嚴持沙彌比丘戒的錢鈔不經手，但由嘗試而決求離退者，每學期終可給修業證離山，二年滿可給律——院畢業證離山。離山者或爲僧、或還俗，皆可聽自決，而還俗者即可爲人工、農、商、學、軍、政各界之佛教信徒。假定二年中八十人有五十人至六十人離山，則仍有二十或叁十人留山深研教理，過完全的比丘僧團公共生活叁這樣長期辦下去，十數年後將有四、五百人。其中住僧“可隨緣改良各處僧寺”，還俗之在家佛教徒“可深入各種社會，以爲本佛教精神、施佛教教化之社會改頁家”。(《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海潮音》十九卷叁期一他認爲這樣就可以把人間佛教逐步建設起來。當然，由于種種原因，他的這一實驗的設想，始終不能夠實現。但是，他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在叁十年代卻風行一時。一九叁四年《海潮音》月刊特刊出“人間佛教號”專輯，發表了有關人間佛教的論文十八篇，其中主要有法舫的《人間佛教史觀》、張汝钊的《現代思潮與人間佛教》、普培的《現代國際與人間佛教》、大醒的《我們理想中之人間佛教的和樂國》、談玄的《禅宗的人間佛教》、塵空的《律學基礎上之人間佛教》、岫廬的《大乘積極精神之人間佛教》、李一超的《人間佛教的道德基礎》等等。這些論文的發表，把當時佛教界開展的人間佛教宣傳活動推向了高潮。

　　太虛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在中國佛教界留下了巨大的影響。直到今天，中國佛教協會仍然號召全國佛教徒，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爲己任，爲中國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出自己的光和熱。

　　叁、圓瑛的佛教倫理思想

　　圓瑛二八七八——一九五叁一，俗姓吳。法名宏悟，別號韬光，亦號一吼堂主人、叁求堂主人、靈源行者、離垢子。福建古田人。幼讀儒書，頓通文理。一八九六年出家于福州鼓山湧泉寺，禮莆田縣梅峰寺增西和尚爲師。翌年依湧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並從之學習佛教律儀。後又至福州大雪峰寺隨達本和尚修習苦行。一八九八年起，發心參訪諸方名利，先于常州天甯寺隨冶開和尚修習禅定五載，後從甯波天量寺依寄禅參禅六年，又複從通智、谛閑、祖印、慧明、道階等修習教觀。由于天資聰慧，學習勤奮，終于在佛學上有了較高的造詣。一九O八年，首次于福州鼓山湧泉寺開座講經。次年于甯波接侍寺創辦佛教講習所。一九一四年任中華佛教總會參議長。此後于各地講經，並遠涉重洋到香港、日本、朝鮮及南洋一帶弘法傳教。曾曆任甯波七塔寺、天量寺、福州雪峰崇聖寺、鼓山湧泉寺、法海寺、林陽寺及南洋濱榔嶼(在今馬來西亞)極樂寺等諸大名利住持。一九一七年出任甯波佛教會會長。一九二四年與轉道、轉物發願重興泉州開元寺，創辦佛教孤兒院，任院長。一九二九年與太虛等發起成立中國佛教會，被推爲會長，連任七屆。一九叁五年秋，在上海創建圓明講堂。抗戰期間，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曾先後在上海、漢口、甯波等地組織和領導憎侶救護隊，舉辦難民收容所，救護傷員，救濟難民。同時還和其徒明陽一起，前往南洋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嶼等地，募集經費，援助抗戰。一九叁九年秋回國後，曾遭日本憲兵逮捕入獄，威武不屈，保持了民族氣節。出獄後，到上海住持圓明講堂，閉戶著述。一九四五年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培育僧材。建國後代表全國佛教徒于一九五二年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一九五叁年被推爲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同年九月，在甯波天童寺病逝。著述甚多，主要有《首楞嚴經講義》、《大乘起信論講義》、《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講義》及《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種，後合編爲《圓瑛法彙》行世。其佛教倫理思想主要是宣揚佛教無我之理，倡導佛教的積極救世思想等，作爲挽回世道、匡正人心的唯一方法。

　　(一)宣揚佛教無我之理

　　“無我—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之一，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沒有獨立的實在自體。圓瑛對佛教的“無我”思想推崇備至，認爲若要挽回世道，匡正人心，必須提倡無我之理。

　　首先，他對“無我二一字的含義作了解釋。他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四大—和臺而成，沒有獨立的實在自體。例如，“衆生之身，本是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和合組織，而成一個幻質。皮肉筋骨屬地大，津液精血屬水大，閣身暖相屬火大，出入氣息屬風大。”所以佛教說，“四大假合，本來無我，不過假名曰我，求生迷而不覺，妄執此身以爲實我”。(《佛儒教理同歸一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九期)

　　其次，他對“我執”的危害性作了分析。他認爲“我執”是衆生産生一切苦惱的根源：“因有我執，而起種種貪愛。由愛我故，而起種種營求。衣食也，住處也，財産也，眷屬也，功名也，莫不彈精竭思。造成種種之業，依業所感，將來必定要受種種果報，輪轉六道，不得出離”。不僅如此，而且“國與國不和，族與族不和，人與人不和，推原其故，根本之病，就在衆生我見心太重。汝心也要爲我，他心也要爲我，個個之心都要爲我，以致釀成惡濁世界叁(同上一圓瑛在這裏，不僅把衆生遭受六道輪回之苦歸之于“我執”，而且把國家、家族、人類相互之間的“不和”，也歸之于衆生的“我見”。

　　他還進一步說：“貪瞋癡叁毒，實以我執爲本，一一無非爲著我。—而“我之範圍，能漸漸擴大。初貪求一己的五欲，如是輾轉，及于妻妾子孫。由一家而一族，其貪愈不可遏。瞋、癡亦然。一切世人，各各皆因我而起叁毒之心，故國家日見料紛，世界不得和平，我之爲害大矣哉!”(《國民應盡天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二十叁期)

　　第叁、他對佛教“無我觀”的意義、作用進行了闡述。他說：“佛說無我觀，即是徹匠的人生觀。”它“教人觀察，吾人昕認我者，本來無我，不過色心二法組織而成，假名曰我”。(同上)如果“世界之人，各各能把這個我字看得輕，自然能爲社會國家服務。能把這個我見打得破，自然能致社會國家于和平。汝亦無我，他亦無我，個個之人都皆無我。我見既破，我執自除，則貪、瞋、癡、慢譜惡濁心，無自而生”，這樣就“能轉惡濁世界，而成清淨世界”。叁佛儒教理同歸一辄》，《世界佛教居土林林刊》第十九期)又說：如果人人“學佛無我之法，人人不起我執，則世界自然和平，人人自得安樂。”因爲世界上一切是非鬥爭，—皆由我字所造成”。“佛說無我之法，教人打破一切我執。我身本無有，人見複何存

　　人我雙亡，是非自息，鬥爭何自而生

　　此則世界不求和平而和平自然矣。”(《天津居士林歡迎會上的講話》，《弘化月刊》十四期)這是說，佛教的“無我”思想，不僅能破除人世間的一切苦惱，而且能導致世界和平。

　　(二)倡導佛教的積極救世思想

　　圓瑛認爲，佛教是積極救世的。他說：“有人說，佛教是消極的、厭世的，這是未曾研究過佛學，隨聲附和之詞。不曉得佛菩薩大乘頤行，完全是債極的，完全是救世的”。(《國民應盡天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二十叁期)又說：“有人說佛教是消極而非積極，是未知菩薩乘與佛乘乃積極救世之故。菩薩發大頤，修大行，舍己利他，難行能行，難舍能舍，難忍能忍，只圖利他，不願損人，其積極爲何如耶

　　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自覺覺他，非但喚醒民衆覺悟世間法，而且喚醒民衆覺悟無上佛法，以種種法救治衆生種種心病，其救世之精神爲何如耶

　　”因此，他認爲，佛教中的人、天乘法，是“世間法二“入世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普利衆生，廣利群品”。不僅如此，他還認爲，“佛教是救世治本之法，而非治標之法叁他說：“釋迦牟尼是革命家，不從種族革命入手，不作政治革命工作，乃唱心理革命學說l。而這種心理革命學說，“首要革除貪、瞋、癡叁種根本不善心”。因爲根本不善心革除了，其他枝末不善心也就無從生起了。因此他指出，如果“五戒、十善革心之法並能提倡，使之普及，即可範圍人心，扶正世道，足以福國利民，世界不求和平而自和平矣”。因爲“世間人人能革除貪、瞋、癡叁毒之心，持不殺戒，于物尚不加害，那有戰爭之事

　　持不盜戒，于世間財物不取，那有劫物之事

　　持不殺戒，則人人非禮勿動，那有好淫之事

　　持不妄語戒，則人人出言忠信，那有詐騙之事

　　持不飲酒戒，別世間人不昏昧，那有醉後惹禍之事

　　此戒、善之法，可以防惡于未然，較之國家刑律，洽惡于已然者，更有進焉。”所以他認爲，“佛教與世間人心有密切關系”。二佛教與世道人心之關系)，(佛學半月刊)第一O四期)這些言論，有其一定的道理。佛教教義中的五戒、十善等等倫理道德觀念，它作爲社會公共道德的組成部分，在人們的思想上，從某一方面來說，確實能起到一種國家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正因爲“佛教是積極救世的”，“與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系”，所以他希望愛衆愛國的思想家，“皆應極力提倡，極力研究，極力宣傳”。如果大家能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殺機于無形，化戰器爲無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個個皆存慈悲之心，則世界全無苦境，盡成樂觀，豈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

　　(《佛法之精神》，(海潮音)第十二卷第一期一

　　發揚佛教的積極救世精神，目的在于求正社會心理，增進國民道德，以期世界和平。所以他又說：“今欲增進國民道德，先宜求正社會心理，欲正社會心理，須假佛教學說”。如何增進國民道德

　　他認爲應該“勤修戒、定、慧，息減貪、瞋、癡叁所以他說：“《下欲求道德者，必斷叁毒”。欲斷叁毒，“必提倡佛教叁學而對治之”：“一說戒學以治身，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以戒學之藥，治叁毒之病，增進國民道德也”。“二說定學以攝心，收攝其心，不令貪著。……此以定學之藥，治叁毒之病，增進國民道德也”。“叁說慧學以照理，照見五蘊皆空，五塵亦空，衆生世界本不可得。……此以慧學之藥，治叁毒之病，增進國民道德也”。他認爲只有這樣以戒、定、慧叁學之藥，“治叁毒之病”，才可以“增進國民道德”。(《演說辭)，(海潮音)第六期)

　　圓瑛還認爲，提倡佛教慈悲的積極救世思想，培養社會道德，以期世界和平，這既是愛教，也是愛國。他說：“欲期世界和平，宜培社會道德，欲培社會道德，應尚佛教慈悲”。“而我國果能崇尚佛教，慈悲之道，廣宣流播，使民日熏日習，自可日趨于道德。故曰：氣政必藉教以相成”。是知愛教，即所以愛國也”。(《和平與慈悲》，《佛學半月刊》第二五八期)

　　圓瑛不僅大力提倡佛教的積極救世思想，而且身體力行，發揚愛國愛教精神，爲佛教、爲國家都作出了貢獻。早年他曾寫有愛國詩篇：“愛國猶垂憂國淚，感時深抱救時心”。一九二九年，他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二十叁期發表了《國民應盡天職》一文，其中說：天職者，天然之責任也。國民生在宇宙之間，國家領土之內，則愛國一事，就是人之天職。無有一天，不負這種責任。古雲：國家存亡，匹夫有責。必定有愛國心，方才可算得有國民資格。若無愛國心，則失國民資格。圓瑛雖居僧界，爲佛教之信徒，究竟因是國民一分子，所以當具愛國之心腸，時切愛民之觀念。”他爲了“挽回國運”，“救正民心”，“所以奔走各方，宣傳佛教大慈悲、大無畏、大無我之主義，使人人感覺”，“以促進和平之實現”。他說：“此即圓瑛站在憎界地位，欲盡街教愛國之天職”。

　　圓瑛的愛國愛教精神，在抗日戰爭時期表現得特別明顯。他除了先後在上海、漢口、甯波等地組織和領導僧侶救護隊，舉辦難民收容所，救護傷員和救濟難民外，還曾偕其徒明陽同往南洋一帶募集經費，援助抗日救亡事業。後回國遭日本憲兵逮捕入獄，威武不屈，堅持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立場。

　　(全篇完)

　　摘自《內明》第241期

《中國近代佛教中的倫理思想(下)》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