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海潮音》十五卷一期)太虚在这里是说，一个人觉悟了佛法原理，把佛教作为思想信仰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实行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新秩序，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这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建设人间佛教，也就是建设人间净土，所以太虚又对如何建设人间净土作了阐述。他说：“佛学所谓的净土，慧指一种页好的社会，或优美之世界。气土乙谓国土，指世界而言。凡世界中的一切人事、物象皆庄严、清净、优美、页好者，即为净土。—又说：“近之修净土行者，多以此土非净，必须脱离此恶浊之世，而另求往生二艮好之净土”。这好像“有些人以中国之环境不佳”，“艳羡美国之丰乐，于是竞脱离中国求人美藉而作美国人之意相同”。他认为这是不明白净土之所以成立的因缘所致。因为二切事物无不从众缘时时变化的，而推动原事物之变化，其出发点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所以“净土非自然而成就的，亦非神所造成的”，它是由人等多数有情的心力创造而成。“既人人皆有此心力，即人人皆已有创造净土本能，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之胜愿，努力去造，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上，固无须离开此龌龊之社会而另求一清净之社会也。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而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所以，太虚强调指出：“人间净土是要创造的”。虽然“当下的人间确是不完美的，但是人等有情如愿意要去创造成净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三建设人间净土论》，《海潮音》十二卷一期二这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不应厌弃现实世界，而是要用自己的一片清净之乙，去玫造和建设现实世界，使之变成净土世界。
太虚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人间佛教(有时称为人生佛教)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且还曾设想“辟一山以实验之”。这就是“开辟一农林为本生活自给之山，招集正信三宝、慕行六度之高中毕业生或相等程度的青年八十人，受沙弥戒，施以沙弥到比丘的训练二年；此二年分四学期训练，约为每日从事农林工作四小时，讲授研究约四小时，禅诵修持约四小时，八小时睡眠，四小时饮食或游息等。从寤寐行止一切皆或成为僧团化、律仪化的公开共同生活。衣食住行完全供给，严持沙弥比丘戒的钱钞不经手，但由尝试而决求离退者，每学期终可给修业证离山，二年满可给律——院毕业证离山。离山者或为僧、或还俗，皆可听自决，而还俗者即可为人工、农、商、学、军、政各界之佛教信徒。假定二年中八十人有五十人至六十人离山，则仍有二十或三十人留山深研教理，过完全的比丘僧团公共生活三这样长期办下去，十数年后将有四、五百人。其中住僧“可随缘改良各处僧寺”，还俗之在家佛教徒“可深入各种社会，以为本佛教精神、施佛教教化之社会改页家”。(《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海潮音》十九卷三期一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人间佛教逐步建设起来。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实验的设想，始终不能够实现。但是，他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在三十年代却风行一时。一九三四年《海潮音》月刊特刊出“人间佛教号”专辑，发表了有关人间佛教的论文十八篇，其中主要有法舫的《人间佛教史观》、张汝钊的《现代思潮与人间佛教》、普培的《现代国际与人间佛教》、大醒的《我们理想中之人间佛教的和乐国》、谈玄的《禅宗的人间佛教》、尘空的《律学基础上之人间佛教》、岫庐的《大乘积极精神之人间佛教》、李一超的《人间佛教的道德基础》等等。这些论文的发表，把当时佛教界开展的人间佛教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
太虚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界留下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中国佛教协会仍然号召全国佛教徒，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三、圆瑛的佛教伦理思想
圆瑛二八七八——一九五三一，俗姓吴。法名宏悟，别号韬光，亦号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福建古田人。幼读儒书，顿通文理。一八九六年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县梅峰寺增西和尚为师。翌年依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之学习佛教律仪。后又至福州大雪峰寺随达本和尚修习苦行。一八九八年起，发心参访诸方名利，先于常州天宁寺随冶开和尚修习禅定五载，后从宁波天量寺依寄禅参禅六年，又复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修习教观。由于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终于在佛学上有了较高的造诣。一九O八年，首次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讲经。次年于宁波接侍寺创办佛教讲习所。一九一四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此后于各地讲经，并远涉重洋到香港、日本、朝鲜及南洋一带弘法传教。曾历任宁波七塔寺、天量寺、福州雪峰崇圣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及南洋滨榔屿(在今马来西亚)极乐寺等诸大名利住持。一九一七年出任宁波佛教会会长。一九二四年与转道、转物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创办佛教孤儿院，任院长。一九二九年与太虚等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会长，连任七届。一九三五年秋，在上海创建圆明讲堂。抗战期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先后在上海、汉口、宁波等地组织和领导憎侣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救护伤员，救济难民。同时还和其徒明阳一起，前往南洋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募集经费，援助抗战。一九三九年秋回国后，曾遭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威武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出狱后，到上海住持圆明讲堂，闭户着述。一九四五年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培育僧材。建国后代表全国佛教徒于一九五二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九五三年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同年九月，在宁波天童寺病逝。着述甚多，主要有《首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佛说阿弥陀经要解讲义》及《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后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其佛教伦理思想主要是宣扬佛教无我之理，倡导佛教的积极救世思想等，作为挽回世道、匡正人心的唯一方法。
(一)宣扬佛教无我之理
“无我—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没有独立的实在自体。圆瑛对佛教的“无我”思想推崇备至，认为若要挽回世道，匡正人心，必须提倡无我之理。
首先，他对“无我二一字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四大—和台而成，没有独立的实在自体。例如，“众生之身，本是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和合组织，而成一个幻质。皮肉筋骨属地大，津液精血属水大，阁身暖相属火大，出入气息属风大。”所以佛教说，“四大假合，本来无我，不过假名曰我，求生迷而不觉，妄执此身以为实我”。(《佛儒教理同归一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九期)
其次，他对“我执”的危害性作了分析。他认为“我执”是众生产生一切苦恼的根源：“因有我执，而起种种贪爱。由爱我故，而起种种营求。衣食也，住处也，财产也，眷属也，功名也，莫不弹精竭思。造成种种之业，依业所感，将来必定要受种种果报，轮转六道，不得出离”。不仅如此，而且“国与国不和，族与族不和，人与人不和，推原其故，根本之病，就在众生我见心太重。汝心也要为我，他心也要为我，个个之心都要为我，以致酿成恶浊世界三(同上一圆瑛在这里，不仅把众生遭受六道轮回之苦归之于“我执”，而且把国家、家族、人类相互之间的“不和”，也归之于众生的“我见”。
他还进一步说：“贪瞋痴三毒，实以我执为本，一一无非为着我。—而“我之范围，能渐渐扩大。初贪求一己的五欲，如是辗转，及于妻妾子孙。由一家而一族，其贪愈不可遏。瞋、痴亦然。一切世人，各各皆因我而起三毒之心，故国家日见料纷，世界不得和平，我之为害大矣哉!”(《国民应尽天职》，《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二十三期)
第三、他对佛教“无我观”的意义、作用进行了阐述。他说：“佛说无我观，即是彻匠的人生观。”它“教人观察，吾人昕认我者，本来无我，不过色心二法组织而成，假名曰我”。(同上)如果“世界之人，各各能把这个我字看得轻，自然能为社会国家服务。能把这个我见打得破，自然能致社会国家于和平。汝亦无我，他亦无我，个个之人都皆无我。我见既破，我执自除，则贪、瞋、痴、慢谱恶浊心，无自而生”，这样就“能转恶浊世界，而成清净世界”。三佛儒教理同归一辄》，《世界佛教居土林林刊》第十九期)又说：如果人人“学佛无我之法，人人不起我执，则世界自然和平，人人自得安乐。”因为世界上一切是非斗争，—皆由我字所造成”。“佛说无我之法，教人打破一切我执。我身本无有，人见复何存
人我双亡，是非自息，斗争何自而生
此则世界不求和平而和平自然矣。”(《天津居士林欢迎会上的讲话》，《弘化月刊》十四期)这是说，佛教的“无我”思想，不仅能破除人世间的一切苦恼，而且能导致世界和平。
(二)倡导佛教的积极救世思想
圆瑛认为，佛教是积极救世的。他说：“有人说，佛教是消极的、厌世的，这是未曾研究过佛学，随声附和之词。不晓得佛菩萨大乘颐行，完全是债极的，完全是救世的”。(《国民应尽天职》，《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二十三期)又说：“有人说佛教是消极而非积极，是未知菩萨乘与佛乘乃积极救世之故。菩萨发大颐，修大行，舍己利他，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只图利他，不愿损人，其积极为何如耶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自觉觉他，非但唤醒民众觉悟世间法，而且唤醒民众觉悟无上佛法，以种种法救治众生种种心病，其救世之精神为何如耶
”因此，他认为，佛教中的人、天乘法，是“世间法二“入世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普利众生，广利群品”。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佛教是救世治本之法，而非治标之法三他说：“释迦牟尼是革命家，不从种族革命入手，不作政治革命工作，乃唱心理革命学说l。而这种心理革命学说，“首要革除贪、瞋、痴三种根本不善心”。因为根本不善心革除了，其他枝末不善心也就无从生起了。因此他指出，如果“五戒、十善革心之法并能提倡，使之普及，即可范围人心，扶正世道，足以福国利民，世界不求和平而自和平矣”。因为“世间人人能革除贪、瞋、痴三毒之心，持不杀戒，于物尚不加害，那有战争之事
持不盗戒，于世间财物不取，那有劫物之事
持不杀戒，则人人非礼勿动，那有好淫之事
持不妄语戒，则人人出言忠信，那有诈骗之事
持不饮酒戒，别世间人不昏昧，那有醉后惹祸之事
此戒、善之法，可以防恶于未然，较之国家刑律，洽恶于已然者，更有进焉。”所以他认为，“佛教与世间人心有密切关系”。二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佛学半月刊)第一O四期)这些言论，有其一定的道理。佛教教义中的五戒、十善等等伦理道德观念，它作为社会公共道德的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思想上，从某一方面来说，确实能起到一种国家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正因为“佛教是积极救世的”，“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所以他希望爱众爱国的思想家，“皆应极力提倡，极力研究，极力宣传”。如果大家能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个个皆存慈悲之心，则世界全无苦境，尽成乐观，岂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
(《佛法之精神》，(海潮音)第十二卷第一期一
发扬佛教的积极救世精神，目的在于求正社会心理，增进国民道德，以期世界和平。所以他又说：“今欲增进国民道德，先宜求正社会心理，欲正社会心理，须假佛教学说”。如何增进国民道德
他认为应该“勤修戒、定、慧，息减贪、瞋、痴三所以他说：“《下欲求道德者，必断三毒”。欲断三毒，“必提倡佛教三学而对治之”：“一说戒学以治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以戒学之药，治三毒之病，增进国民道德也”。“二说定学以摄心，收摄其心，不令贪着。……此以定学之药，治三毒之病，增进国民道德也”。“三说慧学以照理，照见五蕴皆空，五尘亦空，众生世界本不可得。……此以慧学之药，治三毒之病，增进国民道德也”。他认为只有这样以戒、定、慧三学之药，“治三毒之病”，才可以“增进国民道德”。(《演说辞)，(海潮音)第六期)
圆瑛还认为，提倡佛教慈悲的积极救世思想，培养社会道德，以期世界和平，这既是爱教，也是爱国。他说：“欲期世界和平，宜培社会道德，欲培社会道德，应尚佛教慈悲”。“而我国果能崇尚佛教，慈悲之道，广宣流播，使民日熏日习，自可日趋于道德。故曰：气政必藉教以相成”。是知爱教，即所以爱国也”。(《和平与慈悲》，《佛学半月刊》第二五八期)
圆瑛不仅大力提倡佛教的积极救世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发扬爱国爱教精神，为佛教、为国家都作出了贡献。早年他曾写有爱国诗篇：“爱国犹垂忧国泪，感时深抱救时心”。一九二九年，他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二十三期发表了《国民应尽天职》一文，其中说：天职者，天然之责任也。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天，不负这种责任。古云：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必定有爱国心，方才可算得有国民资格。若无爱国心，则失国民资格。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因是国民一分子，所以当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他为了“挽回国运”，“救正民心”，“所以奔走各方，宣传佛教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之主义，使人人感觉”，“以促进和平之实现”。他说：“此即圆瑛站在憎界地位，欲尽街教爱国之天职”。
圆瑛的爱国爱教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他除了先后在上海、汉口、宁波等地组织和领导僧侣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救护伤员和救济难民外，还曾偕其徒明阳同往南洋一带募集经费，援助抗日救亡事业。后回国遭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威武不屈，坚持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立场。
(全篇完)
摘自《内明》第241期
《中国近代佛教中的伦理思想(下)》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