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唐代佛典翻譯的特點

　　高振農

　　佛教傳入中國，可以說是從佛典翻譯開始的。但我國佛典翻譯究竟開始于何時，曆來說法不一。最早說到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中天竺沙門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來到洛陽，翌年譯出《四十二章經》1卷是爲中國漢地譯經的開始。但近代有的學者認爲《四十二章經》不是最初傳來的經，更不是直接的譯本，只不過是東晉時代的一種經抄，是抄自經過法救改訂了的《法句經》(詳見呂澂《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277頁)。現在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在中國佛教史上，翻譯佛典確有史實可證，並在當時發生一定影響的，應以漢末的安世高和支婁迦谶爲最早。由于佛教在中國的流傳與佛典的翻譯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隨著佛典翻譯數量的不斷增多，翻譯質量的不斷提高，佛教在我國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而佛教在中國的不斷發展，反過來又促使佛典翻譯的進一步完善，兩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在唐代，我國佛教發展到了鼎盛，佛典翻譯也達到了頂峰，無論在數量和質量方面，可以說都是空前絕後的。現在，我們要對唐代佛教作進一步的研究，那就應該對唐代的佛典翻譯作一些考察。爲此，本文想就唐代佛典翻譯的特點，作些簡要的論述和分析。不當之處，請方家們指正。

　　一、欽定譯場 奉诏譯經

　　我國的佛典翻譯，一開始規模很小，後來譯經事業不斷發展，規模也逐漸擴大。但在西晉以前，佛典翻譯一直是屬于私人的事業。東晉道安到達長安後，極力獎勵譯經事業，曾“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昙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萬余言。常與沙門法和诠定音字，詳〖FJF〗NEC21〖FJJ〗文旨”(《高僧傳》卷五)。同時在譯畢之後，序其緣起。梁啓超認爲，“譯場組織，起源于此”(《佛學研究十八篇》，《佛典之翻譯》)。但此時的譯場，仍然屬于私人事業，場所很不固定，有時在寺院裏，有時則在其他適當的地方，設備簡陋，也沒有帝王直接的支持。有比較固定的譯場，並受到帝王直接支持，乃是從鸠摩羅什開始的。

　　後秦鸠摩羅什到長安，受到姚興的禮遇，被奉爲國師，並爲他在長安逍遙園建西明閣，作爲譯經的場所，這是國立譯場的開始。以後，北涼有昙無谶主持的姑臧閑豫宮譯場；東晉有佛陀跋陀羅主持的建業道場寺譯場；劉宋有求那跋陀羅主持的建業只洹寺譯場和荊州辛寺譯場；梁武帝時有僧伽婆羅、僧、寶唱等先後主持的建業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等譯場。其後北魏遷都洛陽，宣武帝將永甯寺作爲菩提流支等譯經的場所。這時的大部分譯場，已經帶有國家設立的性質，譯經也大都是奉敕進行的，但畢竟由于初創，機構很不完備。如梁、陳之間的真谛，爲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而他的譯經，也絕大部分是在顛沛流離中隨方進行的。以後到廣州，在刺史歐陽NFD79父子支持下，才有了比較安定的譯經場所。直到隋代，隋炀帝專門爲彥琮等于洛陽上林園建立翻經館，有了“翻經博士”的名稱，這才可以說是真正的國立譯場即欽定譯場的開始。

　　完善的欽定譯場和全面地奉诏譯經，是在唐代。唐代從太宗貞觀叁年(629年)開始組織譯場，曆朝相沿，直到憲宗元和六年(811年)才終止。前後譯師達26人，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波頗、玄奘、義淨、不空等主持的譯場。

　　中天竺波頗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來到長安後，敕住大興善寺。貞觀叁年(629年)奉诏于大興善寺設立譯場，翻譯佛典，世稱興善譯場。十九年，玄奘自印度回國後，唐太宗即爲設譯場于長安弘福寺。二十二年，皇太子李治爲紀念其亡母文德聖皇後，專門營造大慈恩寺，同時另造翻經院，令玄奘移居專門從事譯經。這個譯場規模宏大，設備完善。當玄奘奉诏與50名高僧由弘福寺遷往該翻經院，途經長安市街時，唐太宗與皇太子及後宮妃嫔在安福門樓上，手執香爐，目而送之，路上觀者數十萬人。這是唐代最大的欽定譯場。玄奘曾在這裏翻譯了許多重要經論。玄奘晚年，又在玉華宮組織譯場，譯出了600卷的《大般若經》等。後來，武則天爲實叉難陀于洛陽佛授記寺設立國家譯場，令他譯出80卷本《華嚴經》等。唐中宗也爲義淨在大薦福寺設立翻經院，敕命他譯出《浴像功德經》、《毗奈耶雜事》、《二衆戒經》等20部。其後又有不空奉敕重興大興善寺譯場，譯出《仁王護國般若經》、《大乘密嚴經》、《金剛頂經》等。這些譯場，都是國家設立的欽定譯場，所有經費都由國家供給。主持這些譯場的高僧，都是奉诏譯經。因此，在他們所譯出的經典前面，常在譯號之處置有“奉诏譯”等字樣。

　　二、诏集天下英才 嚴密翻譯組織

　　初期譯經，由于譯業初創，沒有計劃，沒有定製，遇到什麼就翻什麼，隨時隨地皆可譯出，基本上沒有翻譯的組織。如安世高那時的譯經，只是“宣譯衆經，改胡爲漢”(《出叁藏記集》卷十叁)。這似乎是他一人獨自翻譯，沒有漢人爲之助譯。後來支婁迦谶來到洛陽譯經時，已有“河南清信士孟福、張蓮筆受”(《開元釋教錄》卷一)，說明當時至少已有二人對譯。以後則逐漸分別設立譯主(譯經的主持人)、傳語(亦稱“譯語”、“度語”等，系將譯主誦出的梵文譯成漢語)、筆受(將梵語意義寫成漢文)等職司。如竺佛朔翻譯《般舟叁昧經》，就是“谶(支婁迦谶)爲傳言，河南洛陽孟福、張蓮筆受”(《高僧傳》卷一《支婁迦谶傳》)。隨著譯經事業的不斷發展，助譯的人數逐漸增多，分工也漸趨細密，譯經組織除了譯主、傳語、筆受之外，又有了證義(正其譯義之真似)、勘定(譯畢複校全文)等人員。如西晉竺法護翻譯時，有清信士聶承遠、聶道真父子爲之“參正文句”，“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爲之“執筆詳校”(《高僧傳》卷一《竺昙摩羅刹傳》)。僧伽跋澄譯經時，助譯的人也很多。他與“昙摩難提及僧伽提婆叁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訂”(同上《僧伽跋澄傳》)。到後秦鸠摩羅什譯經時，助譯的人更多。僧睿在敘述羅什翻譯《大品般若》時說羅什“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與諸宿舊……五百余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即而書之。”(《出叁藏記集》卷八)又浮陀跋摩在譯《毗婆沙論》時，沮渠蒙遜“于涼城內苑閑豫宮寺，請令傳譯，理味沙門智嵩、道朗等叁百余人，考文詳義，務存本旨”(同上，卷二)。可見當時參加譯場的人數已很多，也有了一定的分工。隋代的佛典翻譯組織比前更爲完善，《續高僧傳》卷二記載大興善寺的譯經情況說：“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並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晖、明穆、昙遷等，監掌翻事，诠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琮，重對梵本，再審複勘，整理文義。”但是，翻譯組織之發達完備，翻譯人才之精粹彙集，分工之細密善巧，還是以唐代爲最。

　　在唐代，早在貞觀叁年(629年)波頗奉诏于大興善寺譯經時，就“搜揚碩德備經叁教者一十九人，……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暮等譯語，沙門慧赜、慧淨、慧明、法琳等綴文。又敕上柱國尚書左仆射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參助勘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FJF〗NB26E〖FJJ〗總知監護”(《續高僧傳》卷叁《波頗傳》)。此時的譯經組織，除譯主外，已有證義、譯語、綴文、勘定、監護等分工。到玄奘翻譯時，更由朝廷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了嚴密而又完善的譯經組織。如他在長安弘福寺開始翻譯之際，即由朝廷從全國各大寺院诏集高僧大德。當時參加玄奘譯場的，有證義大德十二〖KG*9〗人，“即京師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FJF〗NB852〖FJJ〗，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響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綴文大德九人，“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棲玄，弘福寺沙門明〖FJF〗NB323〖FJJ〗，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靖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岩寺沙門道卓，幽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等”。字學大德一人，“即京師大總持寺沙門玄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即大興善寺沙門玄谟”。此外尚有專人充當“筆受”、“書手”等(《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六)。以後，玄奘又請求唐太宗派遣通文的學士于志甯、來濟、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杜正倫等，對所譯經典進行校閱、潤色(同上，卷八)。可見玄奘譯場的翻譯組織已非常龐大而又十分完善，參加助譯的，確實都是全國各大寺出類拔萃的人物。當然，這些翻譯組織的職務分工，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根據翻譯經典的不同而隨時進行調整的。

　　唐代義淨的譯場，也是組織龐大，人才畢集。例如，他在大薦福寺翻經院譯出《浴像功德經》等22部、88卷時，參加助譯的人員有：“吐火羅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證梵義，賓沙門達磨難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度首領伊舍羅證梵本，沙門慧積、居士中印度李釋迦度頗多等讀梵本，沙門文綱、慧沼、利貞、勝莊、愛同、思恒等證義，沙門玄傘、智積等筆受，居士東印度瞿昙金剛、迦濕彌羅國王子阿順等譯證，修文館大學士特進趙國公李峤、兵部尚書逍遙公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義、蘇NFD66等二十余人次文潤色，左仆射舒國公韋巨源、右仆射許國公蘇瑰等監譯，秘書大監嗣NFD6F王邕監護。”(《開元釋教錄》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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