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澂對漢文大藏經的研究

　　高振農

　　呂澂(1896—1989年)是當代中國著名的佛學大師。他自稱16歲在中學讀書即對佛學感興趣，常愛讀佛書。19歲，他進入歐陽竟無在南京金陵刻經處成立的佛學研究部學習，與邱唏明、姚柏年、徐仲峻等同學。由于天資聰慧，學習努力，受到歐陽竟無的器重。一年後留學日本，專攻美術。回國後被劉海粟聘爲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年僅21歲。1981年，應歐陽竟無之邀，毅然辭去教務長的職務，回到南京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協助籌建支那內學院的工作。從此以後，他悉廢原有舊學，專志投身于佛學研究，幾十年如一日，從未停辍。1922年支那內學院成立後，他先後任教務長、院長等職，主要協助歐陽竟無辦理法相大學和輯印《藏要》叁輯。歐陽竟無逝世後，續辦內學院蜀院于四川江津，繼續聚衆講學。其間曾爲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寫《漢藏佛教關系史料集》。

　　呂澂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多種文字，對印度佛學和中國佛學都有深刻的研究。他長期追隨歐陽竟無，既是學生，又是助手，盡得歐陽佛學研究的精髓，並有所發展，有所創新。他以佛學爲科學研究對象，在研究方法上勇于探索和創新，終于闖出了一條新的道路，在整理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攀登了近代佛學研究的高峰。他還善于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佛學研究的成果，既不盲目崇信外國的一套，也不墨守中國學者的成規，而是有目的、有選擇地利用國內外一切研究成果，特別是近現代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爲思想資料，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學體系。

　　呂澂的佛學研究成果甚多，大都收入五卷本的《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中。本文僅就他對漢文大藏經的研究，作一些簡要的論述。

　　漢文大藏經，是呂澂佛學研究中的重點之一。首先，他對宋代以來所雕刻的各種版本的大藏經，大都進行了研究和考證。其次，他對日本編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經》也作了探討，並對之作出了評價。第叁，撰著了《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對漢文大藏經的所有經典特別是譯本部分重新加以整理和調正。

　　一、對各種版本漢文大藏經的研究和考證

　　呂澂對我國宋代以來所雕刻的各種版本的大藏經，大都進行了研究和考證，爲之所寫的論文，共有11篇之多。這些論文，曾分別發表于《現代佛學》的佛教刊物上，後又收進了他的佛學著作《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中。在這些論文中，他不僅對各版藏經的定名，刻本的性質，雕印的年月，所收經、律、論的函(帙)、部、卷等都作了考訂，而且還論證了他們的得失。

　　(一)《宋刻蜀版藏經》。呂澂指出：“這一刻版因爲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通稱爲“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所以也稱做“北宋官版”。”又說：“中國漢籍佛教典籍以一大藏經數千卷的規模來刻版印行，開始于宋初。”它從開寶四年(971年)起，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止，經12年才全部刻成。“蜀版藏經的印本現存的極少，國內僅有公私收藏的幾卷。照現存的印本看，是卷子式，每版(即印紙每幅)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刻經題、報號、帙號小字一行。”它“最初刻成的部分完全用《開元錄》大藏寫經爲底本，一共480帙《千字文編號爲天字到英字》，5040余卷。它的印本于淳化二年(991年)傳到高麗；後來麗僧宋其等用它校勘新刻藏經(即《高麗再雕版》)，稱爲“宋本”，舉出其中的缺卷、錯簡、脫文、衍字、誤收、重出等錯誤”。此後，“有過幾次改訂。同時，宋代新譯入藏的經，《貞元錄》入藏的經，還有一些新入藏的著述，都陸續刻板附帶流通，因之蜀版後來印出的本子，隨時不同。其中比較重要的，凡有叁本”，即“鹹平本”、“天禧本”、“熙甯本”。“熙甯以後，蜀版的內容還不斷有增加”。“到北宋末年已積累到6620余卷，653帙，規模可謂宏大。但不久隨著汴京爲金兵攻陷，大概就被兵火毀滅，一無所存了。”(以上引文均見《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叁，以下引文同此，不再一一注出)

　　(二)《契丹大藏經略考》。《契丹大藏經》失佚已久，直至1978年修理山西應縣木塔時，才在塔中發現50軸殘卷。但呂澂早在1950年就依據段子卿所撰《大金國西京大華嚴寺重修薄伽藏經記》碑文的記載，進行了研究和考證。他說：“此文敘契丹藏經處，著語不多，但于其開雕始末，卷帙類分，乃至文字校訂，莫不有重要之啓示。若據以參稽舊說，致意條疏，則契丹藏經之久佚于人間者，廬山真面，未嘗不可以想像得之。”他正是本著這一宗旨，對契丹藏作了叁點考證：“其一，契丹大藏經始雕于重熙初年，其後續有增修，迄鹹雍時乃完成579帙。”“其二，契丹大藏經兼收《貞元釋教錄》各經43帙，宋代新譯各經30帙”。“其叁，契丹大藏經卷帙品次乃至文字校訂大體遵從宋藏之天禧時印本”。他還指出：“契丹大藏文字校訂，堪稱精當。蓋燕晉間舊有一切經寫本，契丹僧人希麟、行均等，先後爲之音釋。行均之作名《龍龛手〖HT5，6SS〗钅〖KG-*3〗監》于寫本俗訛之字，改正尤多。後來開雕全藏，取材諸籍，宜其校訂易于爲力矣。”呂澂在當時國內尚“無殘篇可得以致內容難詳”的情況下，能依據“華嚴寺碑文所記，略加考訂，見其一斑”，確實難能可貴。而對于該大藏經的評價，也比較中肯、允當。

　　(叁)《金刻藏經》。該藏于1933年首次在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發現，故通稱《趙城藏》。又因它系金代民間勸募刻成，又名《趙城金藏》。呂澂則稱之爲《金刻藏》。他在文中首先對山西潞州崔進之女法珍斷臂勸募刻經的緣起作了論述。接著指出：“金藏刻版在元初就因兵火損壞了一半。”其後在“弘法寺補雕缺版”。但“由于刻工拙劣，補版未免草率”。其後，“此版補刻完成後的一部印本(元中統初約1261年所印)，連同少數的原刻印本，收藏在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一向未被人注意，以致逐漸散失。直到1933年，它才重被發現，經過詳細考訂而明白了雕版的原委。現在這部印本很好地收藏在北京圖書館”。他經過考證後認爲，“金藏原來編號由千字文的天字到英字，共有682帙，約6900余卷(現存補刻後的印本4957卷，原刻原印本10卷)，可算是那一時代各種藏經刻版裏內容最豐富的一種”。只是由于金藏基本上“是整個宋刻蜀版的翻刻(連同絕大部分的著述在內)”，所以“保存著蜀版原來很多的缺點”。盡管如此，由于“它依據的蜀版是接近于初印本的”，而“現在蜀版和從它翻刻的高麗初雕版印本都已散失殆盡，那麼，有這部金藏印本保存它數千卷原來的面目，在版本上、校勘上，實在有其寶貴無比的價值”。這一評價是十分中肯的。正是由于如此，所以我國于1982年成立的中華大藏經編輯局，在重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時，其正編部分就采用《金刻藏經》即《趙城金藏》作爲主要底本。其理由是：“《趙城金藏》收錄經籍1700種左右，約7000卷，除《清藏》外，爲各版藏經之冠。”(引自童玮著(〖KG-*9〗《〖KG-*9〗〈趙城金藏〉與〈中華大藏經〉》)1986年初，《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印行15冊後，李一氓同志曾特地給薄一波同志寫信，其中說到：“金朝所刻佛經，原藏趙城廣勝寺，是極爲珍貴的佛教典籍和曆史文物。”(同上)凡此種種，說明《趙城金藏》確實是珍貴的文物，在版本上和校勘上都有一定的價值。由此也進一步證明，呂澂當年對之所作的評價是非常正確的。

　　(四)《福州版藏經》。系指緊接蜀版藏經在福州開雕的二版藏經，即“東禅等覺院本”(略稱“東禅院本”，通稱“崇甯藏”)和“開元禅寺本”(略稱“開元寺本”，通稱“毗盧藏”)。呂澂經研究後考訂，原來“蜀版的性質爲官刻”，而“福州版則屬于私刻”，是“通過寺院的募緣來雕造”的。其中東禅等覺院本始刻于北宋“元豐叁年(1080年)”，“到宋徽宗崇甯二年(1103年)冬間才基本完成(實際刻齊是崇甯叁年九月)”。“綜計所刻，共得6171卷，564函”。開元禅寺本始刻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到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才照東禅院本的成規刻齊564函而結束”。“這兩副藏經刻版，完工之後都有一些補刻。東禅院本在宋孝宗乾道七年到淳熙二年(1171—1176年)補刻了當時陸續入藏的《大慧語錄》、《首楞嚴義海》和早已入藏的天臺叁大部著述一共16函。開元寺本則在孝宗興隆二年(1164年)補刻宋仁宗時入藏而版片散失的《傳法正宗記》、《輔教篇》”。福州版兩本共同的特點是在版式上“大體上仿照蜀版，而行格加密，每版(即印紙每幅)30行，每行17字(天臺叁大部著述一共10函，每行更增加到19字)。版心上下有界線，中縫(在摺疊處行間)刻經名、函號、卷數、紙數和刻工姓名，有時還略記施主姓名(僅刻一兩版的)”。“另外，在裝幀上也改卷子爲摺本，即每版摺成5頁，每頁6行；以後南方各種藏經刻版便以爲定式”。由于“福州版以蜀版校訂後的印本爲據，因而蜀版初刻的一些錯誤，大都得到訂正，文字也較改了不少；它在大藏經的校勘上有其相當的價值。只是關于宋代新譯經和《貞元錄》續入藏經兩部分，在蜀版的補刻裏本已齊備且隨藏流通，而東禅院本急于結束，竟未及全收，以致影響到以後各種刻版都成殘缺，這是很可惜的”。呂澂的這些考證，對後人研究《崇甯藏》和《毗盧藏》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五)《思溪版藏經》。因爲刻版的地點在浙西湖州的思溪，所以呂澂稱它爲“思溪版”。又因刻板曾存放在思溪圓覺禅院，所以一般也通稱爲《圓覺藏》。呂澂經過考證認爲，它“是中國宋代刻經事業中緊接著福州東禅院本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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