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南方開雕的私刻大藏之一”。他說：由于“思溪版印本上題記極少，所以曾經被人誤認爲官刻本。但已經發現的題記有背字函《解脫道論》卷一尾記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王沖遠寫經開版，又有槐字函《菩提行經》卷一尾記靖康元年七月王永從寫刻”等字樣，所以應該是私刻大藏經。他從這一題記上斷定，““思溪版”是湖州爲安縣鄉居致仕前密州觀察使王永從一家捐款所刻(上面提到王沖元即系王永從的長子)，勸緣爲平江府大悲院住持淨梵(據《釋門正統》卷六，淨梵早于建炎二年去世，題記是後來追記的)，那勸緣是圓覺禅院住持懷深”。他還進一步推定，其初刻時間至少在“宋政和的末年(1117年)”，一直“到了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全藏大體完成將近550函”。他又指出：“《思溪版藏經》圓覺院本原爲548函，約5873卷(日前日僧據圓覺本目錄粗計爲5824卷)。內容依照福州版改編，並略去一般入藏著述。”由于它“以福州版爲底本，而校刊時仍用未經校訂的蜀版作參照，所以在大藏經各種版本上有它獨立的價值”。而“它的一些特征，如對于著述的精簡，宋代新譯的拾遺等，也給各版以相當的影響”。呂澂的這些研究和考證，都給後人以很大的啓發。
(六)《碛砂版藏經》。呂澂認爲，這“是南宋時代私刻大藏最後的一種。刻版地點在平江府陳湖中碛砂洲延聖院(現在江蘇省吳縣境內)，後來改名碛砂禅寺(見清代康熙《蘇州府志》卷叁十九)，因而通稱這部藏經爲碛砂版”。它開雕的緣起不很明了，但呂澂推定“顯然是受了思溪藏的刺激而發起的”。其“始刻的年代，也沒有記載”，呂澂假定是紹定元年至五年(1229—1232年)就已開刻了。至于刻成的年代，“現在碛砂版刻本上的年代題記，到至治二年(1322年)爲止，全藏刻成大概即在此時”。其內容“大體同于思溪版”。“現存全藏印本591函，比原目增加43函”。總計“約1517部，6328卷(現行影印本總計爲1532部，6362卷，其中有重複計算以及將合卷本分開計算等情形)”。呂澂還認爲，“《碛砂版藏經》開始是准備依照思溪圓覺禅院本寫刻好，中間一度停頓後，又參照元代普甯寺版大藏經續刻，因此，它和這兩種刻版的密切關系，可想而知”。他最後指出：“元末，經過了兵亂，南方各種大藏經版都損失了，只剩碛砂版比較完全，明初洪武年間(1397年前後)刻成的《南藏》(初刻本)就純粹用它爲底本增訂而重刻。這樣，碛砂版有些特點就又通過《南藏》而影響于以後各版藏經。”呂澂的這些見解，無疑有其獨到之處。
(七)《元刻普甯寺版藏經》。它“是中國元代私刻的大藏經”。因“刻版地點在杭州路余杭縣南山大普甯寺(現浙江省余杭縣境內)”，因而一般通稱《普甯藏》。呂澂指出：“普甯寺的前身普安寺，原爲白雲宗創立者北宋清覺逝世後所建白雲塔院的遺址(清嘉慶《余抗縣志》卷十五，引明萬曆《杭州府志》說，紹興間改爲傳燈院，又改稱普安寺，淳熙七年即1880年改稱普甯寺)。白雲宗在宋元之間頗爲盛行，普甯寺之設局刻藏，當和白雲宗的興起有關。”至于“實際開雕年代”，呂澂認爲，“大約在南宋景炎年間(1276—1278年)”，因爲“當時缁素們有鑒于碛砂延聖院刻藏事業于鹹淳八年(1272年)以後中斷，因而就繼續來發起重刻”。到了“元至元十六年(1289年)普甯寺大藏刻到微字函(見《中觀釋論》卷四刊記)，大約不久……就已全部完成”。以後還續有補刻。其“基本內容，同于思溪版。後來補充和改刻的部分，則和碛砂版互有影響。全藏以千字文編號計算，共591函”。“總計約1532部，5996卷”。其“版式和思溪版大致相同，每版五頁，每頁六行，每行十七字。在各版的第一頁折縫處刻有函號和版號”。呂澂最後指出，《普甯寺版藏經》和思溪、碛砂兩版的關系十分密切。因爲“《普甯寺版藏經》原是仿照思溪版寫刻的，但經如瑩整理過的刻版，就和思溪原式有好多不同，後來碛砂藏依據它來完刻，因而也對原訂的《端平目錄》時有出入”。呂澂的這些考訂，可謂細致而又深刻。
(八)《明初刻南藏》。這是中國明初在京城應天府(今江蘇省南京市)刻成的官版大藏經，通稱爲《南藏》。呂澂經過研究，認爲“《南藏》實際刻過兩次，初刻于洪武年間，再刻于永樂年間。初刻完成不久就遭火災毀滅，印本流傳既少，文獻記載又不分明，因而後人都只將永樂刻本認爲《南藏》，而不知道有刻本兩次的事。真正的洪武初刻，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崇慶的上古寺重新發現”。其“開雕的年代很早，洪武五年(1372年)四方名僧集合于蔣山點校藏經，就已做刻經准備。刻事進行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藏大體完成”。但呂澂又認爲，“刻事的結束”，大概“在洪武末年(1398年)”。“《初刻南藏》全部678函，約7000余卷。其基本部分591函(千字文編號從天到煩)，純系碛砂版藏經的翻刻”。“大體上說，《初刻南藏》還是保存著《碛砂藏》的原來面目的。現存的《碛砂藏》印本不算完全，有了《明初刻南藏》的參校，很多缺略或差錯的地方都可以得到增訂”。特別是“從校勘方面看《初刻南藏》是對《碛砂藏》原本點校過的，還在《般若》等大部經裏更多用一些精校的妙嚴寺刻本，所以它的優點要比《碛砂藏》多。另外，《初刻南藏》收入禅宗語錄一類的書較多，啓發了刻經向這一方面大大的發展，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呂澂對《明初刻南藏》的研究與考證，給後人以很大的啓發。
(九)《明再刻南藏》。這是明永樂時所刻的一部官版藏經。呂澂在文章中說，《明再刻南藏》“開雕的確實年代，未見記載”。但到“永樂十七年(1419年)即已全部完成”。“全部函數有過幾次變動”，最後“經調整定爲636函(到石字號爲止)，6331卷”。呂澂指出：“《明再刻南藏》受了元代《至元法寶錄》的啓發，在全部編次方面作了一大改革。其前各版藏經都以《開元錄》爲據，先分大小乘，再各別細分經律論，並將宋代陸續入藏各書、譯典和著述交互夾雜地附在後面，顯得淩亂無序。《再刻南藏》改變了這一編法，先分經律論，再各分大小乘，而將宋元續入各書分別附在叁藏之末，這就清楚得多了。”經版藏于報恩寺，現在各處保存的印本較多。呂澂最後還說：“這部藏經刻版是在《初刻南藏》的基礎上加以改編的，成爲後來各種刻藏的依據。而和它關系最密切的，要算《明刻北藏》。呂澂對《明再刻南藏》的研究與探討，著墨雖不多，但指出了該藏的價值，並指明了它與《明初刻南藏》和《明刻北藏》的關系，對後人研究明代刻經事業還是有一定的幫助。”
(十)《明刻徑山方冊本藏經》。這是中國晚明開雕的一部私版藏經。呂澂在文中指出，“這部藏經先在各處分刻，最後集中版片藏于徑山(現浙江省余杭縣境內)化城寺，還有它的版式改變了向來沿用的繁重的梵夾式而采取輕便的方冊即一般書本式，因此得名爲《徑山方冊藏》。又此藏後來全部由嘉興楞嚴寺經坊印造流通，所以也稱《嘉興藏》”。關于此藏的雕印經過，呂澂也進行了考定：“此藏刻版發起于明代萬曆七年(1579年)。”于萬曆十七年(1589年)在五臺山紫霞谷妙德庵開雕，“連續四年，刻成正續藏共5200余卷”。“萬曆二十年(1592年)冬南遷徑山寂照庵”繼續刊刻。後又分散在嘉興、吳江、金陵等處募刻，“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完工。康熙十六年(1677年)編刻《方冊正續劃一目錄》”。“康熙十六年以後，方冊藏還續刻了又續藏”。到雍正元年(1723年)又續藏的編刻才結束。“方冊藏經因爲印刷便利，所以流通較廣，現在浙江地方還保存有它的印本好幾部。它全體分爲正藏、續藏、又續藏叁個部分，共352函，約12610卷”。對于該藏的可取之處，呂澂經過研究認爲：“方冊本藏經以《北藏》爲底本，而以《南藏》及少數宋、元本藏經對校比較合理的文字的改訂，遇有疑難，在檢經會上討論決定。這樣校勘方式比較訂得完善。”它“對于以後刻藏的影響，主要是方冊本的格式和藏外典籍的網羅。”呂澂最後指出，“清末金陵刻經處提倡刻經，並引起各地仿刻”，“這些可說都是繼承了方冊藏的優良傳統的”。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評價。
(十一)《清刻藏經》。通常稱爲《龍藏》。這是清代雕刻的一部官版藏經。呂澂經研究，考定其雕印年代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開始“廣集經本，校勘編稿”，雍正“十叁年(1735年)開刻，至乾隆叁年(1738年)完成，僅僅費了四年工夫。版片現還完全存在，國內各寺院所藏印本也極多”。“清藏全部分正藏和續藏兩類”。其中“正藏共485函”，“續藏共239函”，“總計724函，7240卷，收書1670種(外有全藏目錄五卷)”。對于此藏的得失，呂澂認爲：“從所收各書的數量上看，這一版藏經總算是內容豐富的，但其續藏的《此土撰述》部分，隨意取舍，以致經錄割裂不全，音義成爲空白，而臺宗典要也多數殘缺，這樣漫無標准的編纂，比起以前各版藏經來，未免減色多多”。這也是比較中肯的譯述。
二、對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的評價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呂澂對此藏沒有撰寫專文加以論述，但在其他書曾對之加以評論。他在《談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譯本部分的編次》一文中曾指出：“日本從1923—1928年，編印《大正新修大藏經》(基本部分前五十五卷)，對漢文大藏經的編次再度作了改訂。它以清新圓到的編纂爲目標，要在學術基礎上，一新從來經本以混雜排列而使其系統組織明確整齊(見《大正藏》“刊行旨趣”)，這樣就…
《呂澂對漢文大藏經的研究》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