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南方开雕的私刻大藏之一”。他说：由于“思溪版印本上题记极少，所以曾经被人误认为官刻本。但已经发现的题记有背字函《解脱道论》卷一尾记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王冲远写经开版，又有槐字函《菩提行经》卷一尾记靖康元年七月王永从写刻”等字样，所以应该是私刻大藏经。他从这一题记上断定，““思溪版”是湖州为安县乡居致仕前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捐款所刻(上面提到王冲元即系王永从的长子)，劝缘为平江府大悲院住持净梵(据《释门正统》卷六，净梵早于建炎二年去世，题记是后来追记的)，那劝缘是圆觉禅院住持怀深”。他还进一步推定，其初刻时间至少在“宋政和的末年(1117年)”，一直“到了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全藏大体完成将近550函”。他又指出：“《思溪版藏经》圆觉院本原为548函，约5873卷(日前日僧据圆觉本目录粗计为5824卷)。内容依照福州版改编，并略去一般入藏着述。”由于它“以福州版为底本，而校刊时仍用未经校订的蜀版作参照，所以在大藏经各种版本上有它独立的价值”。而“它的一些特征，如对于着述的精简，宋代新译的拾遗等，也给各版以相当的影响”。吕澂的这些研究和考证，都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
(六)《碛砂版藏经》。吕澂认为，这“是南宋时代私刻大藏最后的一种。刻版地点在平江府陈湖中碛砂洲延圣院(现在江苏省吴县境内)，后来改名碛砂禅寺(见清代康熙《苏州府志》卷三十九)，因而通称这部藏经为碛砂版”。它开雕的缘起不很明了，但吕澂推定“显然是受了思溪藏的刺激而发起的”。其“始刻的年代，也没有记载”，吕澂假定是绍定元年至五年(1229—1232年)就已开刻了。至于刻成的年代，“现在碛砂版刻本上的年代题记，到至治二年(1322年)为止，全藏刻成大概即在此时”。其内容“大体同于思溪版”。“现存全藏印本591函，比原目增加43函”。总计“约1517部，6328卷(现行影印本总计为1532部，6362卷，其中有重复计算以及将合卷本分开计算等情形)”。吕澂还认为，“《碛砂版藏经》开始是准备依照思溪圆觉禅院本写刻好，中间一度停顿后，又参照元代普宁寺版大藏经续刻，因此，它和这两种刻版的密切关系，可想而知”。他最后指出：“元末，经过了兵乱，南方各种大藏经版都损失了，只剩碛砂版比较完全，明初洪武年间(1397年前后)刻成的《南藏》(初刻本)就纯粹用它为底本增订而重刻。这样，碛砂版有些特点就又通过《南藏》而影响于以后各版藏经。”吕澂的这些见解，无疑有其独到之处。
(七)《元刻普宁寺版藏经》。它“是中国元代私刻的大藏经”。因“刻版地点在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现浙江省余杭县境内)”，因而一般通称《普宁藏》。吕澂指出：“普宁寺的前身普安寺，原为白云宗创立者北宋清觉逝世后所建白云塔院的遗址(清嘉庆《余抗县志》卷十五，引明万历《杭州府志》说，绍兴间改为传灯院，又改称普安寺，淳熙七年即1880年改称普宁寺)。白云宗在宋元之间颇为盛行，普宁寺之设局刻藏，当和白云宗的兴起有关。”至于“实际开雕年代”，吕澂认为，“大约在南宋景炎年间(1276—1278年)”，因为“当时缁素们有鉴于碛砂延圣院刻藏事业于咸淳八年(1272年)以后中断，因而就继续来发起重刻”。到了“元至元十六年(1289年)普宁寺大藏刻到微字函(见《中观释论》卷四刊记)，大约不久……就已全部完成”。以后还续有补刻。其“基本内容，同于思溪版。后来补充和改刻的部分，则和碛砂版互有影响。全藏以千字文编号计算，共591函”。“总计约1532部，5996卷”。其“版式和思溪版大致相同，每版五页，每页六行，每行十七字。在各版的第一页折缝处刻有函号和版号”。吕澂最后指出，《普宁寺版藏经》和思溪、碛砂两版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普宁寺版藏经》原是仿照思溪版写刻的，但经如莹整理过的刻版，就和思溪原式有好多不同，后来碛砂藏依据它来完刻，因而也对原订的《端平目录》时有出入”。吕澂的这些考订，可谓细致而又深刻。
(八)《明初刻南藏》。这是中国明初在京城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刻成的官版大藏经，通称为《南藏》。吕澂经过研究，认为“《南藏》实际刻过两次，初刻于洪武年间，再刻于永乐年间。初刻完成不久就遭火灾毁灭，印本流传既少，文献记载又不分明，因而后人都只将永乐刻本认为《南藏》，而不知道有刻本两次的事。真正的洪武初刻，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崇庆的上古寺重新发现”。其“开雕的年代很早，洪武五年(1372年)四方名僧集合于蒋山点校藏经，就已做刻经准备。刻事进行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藏大体完成”。但吕澂又认为，“刻事的结束”，大概“在洪武末年(1398年)”。“《初刻南藏》全部678函，约7000余卷。其基本部分591函(千字文编号从天到烦)，纯系碛砂版藏经的翻刻”。“大体上说，《初刻南藏》还是保存着《碛砂藏》的原来面目的。现存的《碛砂藏》印本不算完全，有了《明初刻南藏》的参校，很多缺略或差错的地方都可以得到增订”。特别是“从校勘方面看《初刻南藏》是对《碛砂藏》原本点校过的，还在《般若》等大部经里更多用一些精校的妙严寺刻本，所以它的优点要比《碛砂藏》多。另外，《初刻南藏》收入禅宗语录一类的书较多，启发了刻经向这一方面大大的发展，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吕澂对《明初刻南藏》的研究与考证，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
(九)《明再刻南藏》。这是明永乐时所刻的一部官版藏经。吕澂在文章中说，《明再刻南藏》“开雕的确实年代，未见记载”。但到“永乐十七年(1419年)即已全部完成”。“全部函数有过几次变动”，最后“经调整定为636函(到石字号为止)，6331卷”。吕澂指出：“《明再刻南藏》受了元代《至元法宝录》的启发，在全部编次方面作了一大改革。其前各版藏经都以《开元录》为据，先分大小乘，再各别细分经律论，并将宋代陆续入藏各书、译典和着述交互夹杂地附在后面，显得凌乱无序。《再刻南藏》改变了这一编法，先分经律论，再各分大小乘，而将宋元续入各书分别附在三藏之末，这就清楚得多了。”经版藏于报恩寺，现在各处保存的印本较多。吕澂最后还说：“这部藏经刻版是在《初刻南藏》的基础上加以改编的，成为后来各种刻藏的依据。而和它关系最密切的，要算《明刻北藏》。吕澂对《明再刻南藏》的研究与探讨，着墨虽不多，但指出了该藏的价值，并指明了它与《明初刻南藏》和《明刻北藏》的关系，对后人研究明代刻经事业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十)《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这是中国晚明开雕的一部私版藏经。吕澂在文中指出，“这部藏经先在各处分刻，最后集中版片藏于径山(现浙江省余杭县境内)化城寺，还有它的版式改变了向来沿用的繁重的梵夹式而采取轻便的方册即一般书本式，因此得名为《径山方册藏》。又此藏后来全部由嘉兴楞严寺经坊印造流通，所以也称《嘉兴藏》”。关于此藏的雕印经过，吕澂也进行了考定：“此藏刻版发起于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开雕，“连续四年，刻成正续藏共5200余卷”。“万历二十年(1592年)冬南迁径山寂照庵”继续刊刻。后又分散在嘉兴、吴江、金陵等处募刻，“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完工。康熙十六年(1677年)编刻《方册正续划一目录》”。“康熙十六年以后，方册藏还续刻了又续藏”。到雍正元年(1723年)又续藏的编刻才结束。“方册藏经因为印刷便利，所以流通较广，现在浙江地方还保存有它的印本好几部。它全体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个部分，共352函，约12610卷”。对于该藏的可取之处，吕澂经过研究认为：“方册本藏经以《北藏》为底本，而以《南藏》及少数宋、元本藏经对校比较合理的文字的改订，遇有疑难，在检经会上讨论决定。这样校勘方式比较订得完善。”它“对于以后刻藏的影响，主要是方册本的格式和藏外典籍的网罗。”吕澂最后指出，“清末金陵刻经处提倡刻经，并引起各地仿刻”，“这些可说都是继承了方册藏的优良传统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评价。
(十一)《清刻藏经》。通常称为《龙藏》。这是清代雕刻的一部官版藏经。吕澂经研究，考定其雕印年代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始“广集经本，校勘编稿”，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刻，至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仅仅费了四年工夫。版片现还完全存在，国内各寺院所藏印本也极多”。“清藏全部分正藏和续藏两类”。其中“正藏共485函”，“续藏共239函”，“总计724函，7240卷，收书1670种(外有全藏目录五卷)”。对于此藏的得失，吕澂认为：“从所收各书的数量上看，这一版藏经总算是内容丰富的，但其续藏的《此土撰述》部分，随意取舍，以致经录割裂不全，音义成为空白，而台宗典要也多数残缺，这样漫无标准的编纂，比起以前各版藏经来，未免减色多多”。这也是比较中肯的译述。
二、对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的评价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吕澂对此藏没有撰写专文加以论述，但在其他书曾对之加以评论。他在《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一文中曾指出：“日本从1923—1928年，编印《大正新修大藏经》(基本部分前五十五卷)，对汉文大藏经的编次再度作了改订。它以清新圆到的编纂为目标，要在学术基础上，一新从来经本以混杂排列而使其系统组织明确整齐(见《大正藏》“刊行旨趣”)，这样就…
《吕澂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