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
高振农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是批判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勇猛斗士，同时也是一个“畅演”佛教“宗风”、崇信佛学的人物。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少年时受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五岁受书”，“十五学诗，二十学文”(《三十自纪》，《谭嗣同全集》1981年版。以下凡引《全集》均只注篇名)。平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既学儒家经典，也读墨家、庄子的着作；既爱金石、算学、自然等学，尤好剑术和兵法。对张载、王夫之等人的哲学着作，曾潜心研习，学有心得。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竟悉弃旧学，主张变法维新。特别是在1896年北游访学后，转向佛学，“昼夜精治佛咒”，研讨佛教哲理，逐步形成了以佛学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谭嗣同由原来反对改良而主张变法维新，并向民主主义前进，最后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经历着一条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由唯物向唯心倒退，后者由改良主义向民主主义前进。这种分析，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一致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人政治上进步，哲学上一定是唯物主义，相反政治上反动，哲学上必然是唯心主义。关于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恩格斯就说过：“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谭嗣同则与之相反，他在哲学上特别是在北游访学以后，已是一个佛学唯心主义的崇拜者，但在政治上却成为一个“冲决”封建“网罗”的勇士。为什么谭嗣同在哲学上是一个佛学唯心主义者，却能在政治上成为一个反封建专制制度的闯将
他为维新、救国而献身的精神，与佛学唯心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想就这些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一
任何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尽管在本质上是落后的意识形态，但其中总有一些积极的思想资料，可以为一些先进人物所利用。马克思曾经说过：“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是说，唯心主义在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方面，有时会比唯物主义还要好些。当然，马克思也同时指出，唯心主义由于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因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但是却说明了在唯心主义体系中，是会有一些主观能动作用的。这种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为一些进步思想家批判地吸收，用以作为思想武器。谭嗣同之提倡佛学，崇信佛教，其目的正是想利用佛学思想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作用，作为他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当然，亦同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谭嗣同在运用这种唯心主义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一些脱离实际，无〖BF〗视当时客观条件，片面地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缺点。同时，我们说佛学思想是谭嗣同的哲学基础和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并不排斥他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某种唯物主义因素，也不排斥他吸收西方文明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事实上，他是想用西学来充实佛学，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佛学唯心主义的。
谭嗣同提倡佛学，崇信佛教，并非是消极地逃遁空门，取得精神上的安慰，以求个人成佛。他想以佛学思想为武器，从中吸取力量，奋发有为，改造社会。这一点可以从他写《仁学》的目的中得到证明。《仁学》的创作，据他自称，是受了他的佛学导师吴雁舟的嘱托，为的是“畅演”佛教的“宗风”，“敷陈”变法之“大义”。他说：“去年吴雁舟到金陵，述卓如兄言，有韩无首大善知识，将为香港《民报》，嘱嗣同畅演宗风，敷陈大义，斯事体大，未敢率尔，且亦不暇也。近始操觚为之，孤心万端，触绪分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便觉刺刺不能体，已得数十篇矣。”(《仁学》)可见他写《仁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扬佛学，同时也是为维新运动提供理论根据。因为“畅演”佛教“宗风”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敷陈”变法之“大义”。
此外，谭嗣同之崇尚佛学唯心主义，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可看到他以佛学唯心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一斑。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在甲午战争后，思想为之一变，积极投入了维新变法活动。他自己也说：甲午之变，使他“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与唐绂丞书》)。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民族灾难深重。面对这种危难的局面，他大声疾〖KG*9〗呼：“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
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
”“舐糠既及米矣，剥麻则又切肤矣”。又说：“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壮飞治事十篇
湘粤》)他一面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决心致力于变法图强，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争战；一面向国人发出强有力的呼吁，认为不能“坐为异邦隶役”，不能丧失“自主主权”，应该起来救亡，用自强的办法来争民族生存的权力，争民族的完全独立，指出：“殷鉴不远，复车在前，吾人益不容不谋自强矣。”(同上)此外，他还痛恨清政府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号召大家起来打到纲常名教，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谭嗣同这种迫切要求维新变法的愿望，受到了来自封建顽固派的压制。在那十分困难的境地，他深深感到，维新变法迫切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去抵抗封建顽固派的压迫，维新变法活动才能顺利地进行。因此，他1896年的北游访学，既是为了宣传他的维新变法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为维新变法寻找思想武器。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还没有唯物史观的先进思想，就连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也还没有传入。马克思主义的着作，是在谭嗣同因为维新事业牺牲若干年之后，才翻译成汉文传入中国的。谭嗣同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物，和历史上许多追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一样，没有能找到当时世界上已经创立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找到了当时较为流行的佛学思想。就是这种佛学思想，他也不是随手拣来的，而是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才选定的。他对当时存在的耶稣教、民间的“在理教”与佛教作了种种比较，认为佛学理论比其他教派的理论学说要好，能够用以救中国。在他看来，耶稣教将来必将为佛教所代替，因此很欣赏美士阿尔格特的说法：“他日耶教衰歇，足以代兴者，其佛乎
”(《仁学》)对于“在理教”，他感到“其书浮浅，了无精义，乃刺取佛教、回教、耶教之粗者而为之”(同上)。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意义。只有佛教，理论上最玄妙。他还考察了佛学思想在日本维新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日本变法之易，系惟佛教隐为助力”(同上)。谭嗣同对佛学思想作了研究对比后，天真地把它当作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认为是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他真诚地认为佛教唯心主义是“对”的，佛学是“灵”的，“教”能“保国”、“保种”。
在谭嗣同的心目中，佛学思想是当时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比拟的。他认为佛学无所不包：“佛法之大，固无所不包涵也。”(《仁学》)他在《致汪康年书》中还明确指出：“教能包括各专门之学，而各专门之学不能包括教。”在《仁学》中也说：“盖教能包政学，而政学不能包教。教能包无数，而无教不能包教。”这里的教主要是指佛教。他虽然也鼓吹孔、孟之道，并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但总认为“佛能统孔、耶”。“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西学皆源于佛学”。(《仁学》)他还认为，当时西方自然科学所能达到的水平，佛书中早就有了。他说：“格致家恃器数术得诸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同上)正因为谭嗣同把佛学思想看做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在他看来，佛教的地位是最高的，佛学的理论是最先进的。他说：“佛教纯者极纯，广者极广，不可为典要。惟教所适，极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经诸子百家，虚如名理，实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闻见，为人思力所仅能到，乃至思力所必不到，无不异量而兼容，殊条而共贯。”并且断言：“今将笼众教而合之，……斯教之大权，必终授诸佛教。”(同上)在他看来，佛教的威力也是不可限量的。他说：“佛教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球星球，尽虚空界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微尘世界。尽虚世界，何况此区区之一地球。故言佛教，则地球之教，可合而为一。”(同上)佛学思想竟有如此之威力，所以谭嗣同要把它看做是“天地万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同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世界的起源，只有佛才能解释清楚，所谓“无明起处，唯佛能知”。(同上)谭嗣同在这里把佛学唯心主义说得如此神乎其神，简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这当然是过于夸大了佛学思想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如此推崇佛学，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其目的不外乎告诉人们：佛学这种思想，高深莫测，威力无穷，运用它，可以御外侮，救中国，以此来增强人们的勇气，鼓舞人们的斗志，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进行变法维新。可见他是想利用佛学思想中的一些积极因素，来为他的维新变法事业服务。
二
谭嗣同作为一个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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