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在分类上有明显的特点。它将经律论三藏译本总分为十六个部门：一、阿含，二、本缘，三、般若，四、法华，五、华严，六、宝积，七、涅〖FJF〗NB231〖FJJ〗，八、大集，九、经籍，十、密教，十一、律部，十二、释经论，十三、毗昙，十四、中观，十五、瑜伽，十六、论集。各部的经籍也都比较整齐地重行排列过。从《开元录》的长期支配下汉文大藏上的一套格式，大部分都排除了。不能不算是一大革新。”(《吕澂佛学论着选集》卷三)从这里看出，吕澂对《大正藏》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至于《大正藏》的不足之处，未见他在文字上作明确的表述。但从他要重新编纂汉文大藏经目录来看，似乎他对《大正藏》的编目和各种经典的分类等，还是不很满意的，否则他也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加以彻底重编了。吕澂的《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一文，在肯定《大正藏》在改订方面的优点后，接着又说：“汉文大藏经尽管经过了一再改编，现在看来仍觉得是不够的。像在分门别类，特别是在大乘经的门类方面，是带着以大部经作为标准的意味，所谓华严、大集等都是以容量庞大而予以独立地位(当然由判教的理论说，这些也代表了佛陀说法的某一个阶段，可以用为部门名目)，而合拢了这些部门，仍难看出大乘学说的全盘的体系如何。至于各部门的经典有译失译的复订，好像从来就没有为改编大藏者所注意，更不用说于中会简别出什么疑伪书籍来另作安排了。”(同上)这一大段话，表面上看似乎并未指明是针对《大正藏》而发，但从上下文看，它紧接在评价《大正藏》之文的后面，虽然是不满意现存的所有大藏经，但主要是不满意《大正藏》。从这一点上来说，吕澂还是指出了《大正藏》的不足之处。总之，吕澂对《大正藏》的评价还是比较全面的、客观的。

　　吕澂对于各版大藏经(包括日本《大正藏》)所作的研究，在佛教界和学术界影响都很巨大。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宗教》卷中有关汉文大藏经的条目内容，有许多地方都吸取了吕澂对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三、撰着《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佛教经籍，卷帙浩繁，编次混乱，给后人学习和研究带来种种困难。因此，吕澂很早就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一起，萌发了重编汉文大藏经的念头。从1927年起，他们即在支那内学院组织人员，选择要典，校勘文字，编辑《藏要》。经数十年的努力，共编成《藏要》三辑。这可以说是为《新编汉文大藏经》作准备的。抗日战争期间，欧阳竟无计划编印《精刻大藏经》，选集佛典5000余卷，芟荑疑伪，严别部类，自为缘起。当时吕澂是欧阳竟无的得力助手，所有考订辨伪等工作，都是他做的。遗憾的是这件大事刚筹划完毕不久，欧阳竟无即于1943年病逝，编印工作也就中止。抗战胜利后，吕澂也曾计划想在南京恢复支那内学院，以便继承欧阳竟无遗志，继续编印《精刻大藏经》，终因条件不具，未能成为事实。建国以后，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大事，因此在60年代初就撰着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关于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缘起与目的，吕澂在《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一文的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现在就汉文大藏经中译本部分重作一番整理，另编新目，这对佛学的研究说来，是十分需要的。汉文大藏原以译本为主，从它们的编次上面可以反映出印度佛学体系是怎样组成，各种学说是怎样发展，乃至中国有翻译以来是怎样传播的。不用说这些都可作为佛学史、译经史等研究的重要参考。但是旧有的汉文大藏(这指我国历代刻印的乃至以后日本编印的而言)，总存在着一些缺点。或者是区分部类之不很恰当，或者是弃错了经本之失译与有译，或者是译撰不分而误收了疑伪之书，这就会模糊了读者的认识，使佛学的研究走入歧途。”“因此，对汉文大藏再作整理，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如何进行整理，吕澂指出：“最先要解决的是大乘经更加合理的区分部类问题，其次则为各别经籍有译失译的核实，然后再及其他。”

　　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其基本内容“分为五大类：一、经藏，二、律藏，三、论藏，四、密藏，五、撰述。前四类收译本，后一类收中国撰述”。其中经藏“总688部、2790卷”，律藏“总210部、879卷”，论藏“总196部、1394卷”，密藏“总388部、639卷”，撰述“总582部、4172卷”。这个目录，与过去各种藏经的目录相比较，在编次上有极大的不同。特别是“关于大乘经的分类，是和以前的各种藏经很有出入的”。它使大乘经的部类区分趋于比较合理，同时也对一些有译失译的经本进行了“核实”，即对许多原来失译或缺本新得之书，误题了译名的，一一加以刊定。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虽然至今尚未在实际编纂汉文大藏经中加以运用，但对后人研究汉文大藏经乃至整个佛学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吕澂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