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一輩子，研究來研究去，不斷擴充注釋，幾個字注幾萬字，弄的五經蘊含的原義支離破碎。後又有今古文經之爭，爭來爭去，問題沒有解決。于是應運出現魏晉玄學。玄學的做法就是改變過去那種做法，從整體上、從思想角度來诠釋和概括一部經的思想，文字講究簡而約。當時稱《周易》、《老子》和《莊子》爲叁玄。玄學講本末、動靜、體用，認爲在現象背後有本(本體、本無)，本體與現象是本與末的關系，以本製末，以靜製動。本體與現象、無與有，是主從關系。禅宗實際也就吸收了這種思想，因此士大夫樂意接受。所以唐代、宋代的士大夫很多人接近禅宗，像蘇轼兄弟、黃庭堅都是這樣。我剛才講的龐居士，叢林對龐居士評價，說他穿著儒者的衣服，但是他的心卻超越俗世人間，稱之爲“心遊象外”，“曠情而形符真趣”，性情崇尚自然，一切表現符合本來的實相；“渾迹而卓越人間”，雖然在人間，但是超越一般的人；“實玄學之儒流，乃在家之菩薩”。
下面簡單講一講禅宗爲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唐宋時代，禅宗的興起得到了各地儒者的支持，特別得到了身穿官衣的士大夫，包括擔任地方州、縣長官和觀察使，甚至唐代節度使對禅宗興起幫助很大。一個大的寺院，過去州縣大的寺院一般都是官家的，不是父子廟(師弟私相傳授)。佛教界可以推薦僧人擔任寺院住持，然而最後決定是地方最高長官，經報請朝廷後再任命。普通寺院、民間寺院是不要報請官府、朝廷批准任命住持的。蘇東坡到了杭州，曾選任僧官來幫助他處理佛教事物。大寺院住持的任命他得過問；有的大寺院住持被朝廷召請到京城去當住持，他要去送行等等。唐宋以儒者爲主體的士大夫對禅宗的支持和理解，對禅宗的傳播興盛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剛才講了龐蘊居士，以及丹霞天然，原來都是儒者。這兩個人本來要到京城趕考，走到了湖北漢南，大概就是襄樊附近吧。在一個旅店，看到有個僧人在那兒介紹馬祖道一在南昌傳法的情況，講得活靈活現，說馬祖出世了，在那兒說法，門下出了八十多位善知識，個個都是不得了的人。把他們兩個感動了，經過商量，不到長安了，決定“不求選官，而求選佛”，回過頭來到南昌投到了馬祖門下。後來馬祖對天然說，你應該到南嶽石頭希遷那裏學法。所以天然後來到那邊去了，成爲希遷的弟子。龐居士後來一直是個居士。到現在爲止，禅宗寺院禅堂上寫著“選佛堂”，意爲坐禅是爲了選佛、修補成佛。
禅宗跟儒者關系很密切，與普通民衆也接近。禅宗講平等，《金剛經》有一句話“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什麼“是法平等”？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由各種因緣的聚合來形成的，它的聚就是生，就是存在，它的散就是滅，就是亡，離不開因緣的聚散。既然因緣形成的東西，都是平等的，所以沒有高下之分。一切衆生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禅宗依據在這種價值觀，不把一些人看得高或者是低。用這種觀點對待平民，哪怕是普通的，不識字的、打柴的、種地的、放牛的民衆，皆一樣看待。這樣，禅宗與民衆之間就不能形成隔閡，所以當時禅師與農民的關系都很融洽。在理論上沒有障礙，不因爲他不識字，甚至偶爾殺生而鄙視他。他不殺生不行啊，他要是不宰五畜，怎麼換來錢啊？他不下地，不鋤地怎麼辦呢？所以在理論上、在佛法上，禅宗與民衆的關系比較融洽。禅僧尊重一切人在宇宙中擁有的尊嚴地位，追求最高精神境界的權利，人人皆可以成佛嘛！按照大乘佛法，修行者最高的境界就是成佛。我尊重你，你有達到這個境界的權利，至于達不達得到就是你的事了。所以普通的民衆在禅宗面前沒有感到自卑，自然拉近衆生跟禅宗的距離。
第二，禅宗自百丈懷海製定清規，規定有“普請”的做法。普請，就是一塊幹活，幹農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不幹活就沒有飯吃。這樣就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不是全靠農民施舍，主要靠土地農耕、靠經營山林來滿足寺院的需要。這樣的話便容易與農民搞好關系。不僅如此，在災荒之年，寺院還可以把自己剩余糧食施給農民救災，或者是借給農民。禅宗也勸你出家，慧能講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六祖慧能認爲，東西方的差別，關鍵在自性，不要只追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把我們東方看的很低；即使你在西方，如果你不修行，就是西方心惡之人；如果你修行，那麼當下就是西方。後來禅宗與淨土的結合講的是“唯心淨土，自性彌陀”。既然自性是佛，佛在自心，當然阿彌陀佛也在自性當中。明清時期中國有很多淨土法門，有的是禅淨結合，既可坐禅，也可念佛，但是立足點你首先要修善，自淨自心。
禅宗因爲能符合儒者士大夫和普遍民衆的利益、情趣，能夠適應，所以得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能夠得到傳播和發展。到現在爲止，禅宗還是中國佛教當中最有生命力的一個宗派。
我再說一下，明代以後，實際形成了以禅宗爲主體的融合性佛教。一個寺院雖可稱爲禅寺，但是它已經跟各宗融合了，禅跟淨土、天臺、華嚴密切融合，特別對華嚴的思想已經充分吸收了。這與日本不一樣，日本有外在因素。日本從中國傳入的宗派，它的寺院永遠屬于這個宗派。中國不是這樣，大寺院任用住持不是這個寺院決定的，不受宗派製約。另外，日本17世紀進入江戶時代以後，爲了反對基督教的傳播，幕府下達民衆改宗製度，每家每戶必須到一個寺院登記成爲它的信徒，每一個寺院必須確定自己的本山是什麼？所以各宗形成了上下等級，如同金字塔式的本山末寺的製度，還有嚴格的寺院與信衆的“寺檀”製度。信衆家裏死了人，首先要等寺院來驗屍之以後才能火化，遺骨要安葬所屬寺院，定期給寺院施舍，寺院給信衆先祖做法會。如果到日本去，不僅可以打聽到一個出家人屬于什麼宗什麼派，就是問一個在家裏的人，也可以了解他的祖上是奉什麼宗什麼派的。中國佛教雖也講宗，但是側重于佛法思想的角度。
楊曾文(1939- )山東省即墨縣人，196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曆史系，現任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教授)，佛教史學者。他先後遊學日本、美國等地，致力于中外佛教學術的交流。
《中國禅宗的興起及其主要特色》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