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十六國佛教
華方田
東晉十六國時代，南北對峙，中國曆史步入了大分裂的時期。這一時期，在中國的北方，先後有匈奴、羯、鮮卑、氏、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趙、叁秦、四燕、五涼及夏、成(成漢)等十六國。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南方，晉元帝司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東晉政權，直到晉恭帝元熙二年(420)，東晉爲劉宋所取代。這一時期，史稱“東晉十六國”。
東晉十六國的佛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環節。經曆了漢、魏、西晉的早期傳播之後，中國佛教逐漸擺脫了比附黃老等中國固有義理的巢臼，開始了獨立思考、自由闡釋的新階段，邁出了佛教中國化的第一步。這一時期，由于漢譯佛教經典的增多，大量中國佛教著述的出現，統治者的支持和提倡，以及紛亂動蕩的社會環境，使佛教的發展獲得了肥沃的土壤，從而形成了中國佛教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一、十六國佛教
北方十六國的統治者大都對佛教采取了扶植和利用的政策，以便爲鞏固自己的統治服務。其中以石勒、石虎父子的後趙、苻堅的前秦和姚苌、姚弘父子的後秦對佛教尤爲重視。後趙佛教的代表人物是佛圖澄，以神異咒術聞名幹世；佛圖澄的弟子道安則是前秦佛教的代表，他也是建立中國化佛教的第一人。鸠摩羅什主要活動幹後秦，他翻譯的大量佛教經論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北方十六國佛教中最早提倡佛教的是後趙的石勒、石虎。爲了尋求政治統治的理論依據，後趙選擇了對佛教的支持。石虎所說的“佛是戎神，正所應奉”，體現了這麼一種傾向。正是在後趙政權下，漢地信衆可以出家爲僧。
後趙佛教的發展及統治者對佛教的扶持，是與名僧佛圖澄密不可分的。佛圖澄，本姓帛，西域龜茲人。曾到魁賓受學，晉懷帝永嘉四年(310)來洛陽。據稱他能誦經數十萬言，善解文義，且辯才無礙；重視戒學，持戒精嚴，對于古來相傳的戒律，多有考究，並以此教授徒衆。石勒建立後趙政權後，對佛圖澄非常信任，敬奉有加，經常向其請教軍政大事，尊稱其爲“大和上”。他也常以佛教教義及以鬼神方術勸谏石勒石虎“不爲暴虐”，“不害無辜”，並大力向民間傳播佛教。在他的影響下，石趙正式允許漢人出家爲僧，漢人依其出家者甚多。
佛圖澄學識淵博，天竺、康居名僧竺佛調、須菩提等皆不遠萬裏前來從其學習，漢地名僧道安、法雅等也紛紛拜師受教。據《高僧傳》載，其門下受業弟子衆多，身邊常有數百，前後門徒近萬人。著名的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進、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
前秦是繼後趙之後北方佛教最爲興盛的時期，統治者符堅笃信佛教，由于他的提倡，都城長安成爲當時佛教傳播的重鎮，代表人物是佛圖澄的弟子、名僧道安。道安，俗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人。出身大儒世家，早年讀書，通達五經六義。12歲出家，因相貌醜陋，不受師傅重視，但博聞強記，過目成誦。 20歲時受具足戒，並得到師傅允許出外參學。約于公元335年在後趙的邺都(今河北省臨漳縣)遇當時名僧佛圖澄，深得賞識。佛圖澄死後，道安爲避石趙內亂之禍而到山西的镬澤 (今山西臨汾)，輾轉至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太行恒山建立寺塔，弘揚佛法，後又回邺都。在這約15年的時間裏，道安深受北方佛教重視禅定的影響，主要是研習和宣傳禅法。
東晉哀帝興甯叁年(365)，道安到河南。後應襄陽大名士司鑿齒的約請，率衆南下，率弟子慧遠等人到了襄陽。道安在襄陽的十五年，是其一生中最有建樹的時期。他著力于講習般若學；考較《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譯本，注釋經文；創製經錄；製定僧尼規範，從宗教儀式方法到日常修行起居的規定。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堅派苻丕攻占襄陽，道安被請到長安，住五重寺。以後的七年裏，道安領導數千人的大道場，組織並親自參加譯經，兼講經說法，總結了佛經翻譯中的“五失本、叁不易”的情況。道安學說集中在禅學和般若學兩方面。其講求的是小乘禅法。道安又是般若學六家七宗中本無宗的主要代表。他有弟子數百人，其中著名的有慧遠、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願、僧富等。
後秦的佛教比前秦更加興盛，後秦統治者姚興也笃好佛教，著名譯經大師鸠摩羅什及其教團爲後秦佛教譜寫了絢麗的篇章，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産生了劃時代的意義。
鸠摩羅什(Kum a raj I va，344—413)，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意譯“童壽”。祖籍天竺，父鸠摩羅炎原是印度國相，後舍相位遷居龜茲國(今新疆庫車一帶)。羅什生于龜茲，7歲隨母出家，9歲隨母去魁賓遊學，從名德槃頭達多法師學《雜藏》、《中阿含》、《長阿含》等。12歲隨母回龜茲，時遍通小乘經論及世俗文典。後隨莎車王子須利耶蘇摩學《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複從佛陀耶舍授讀《十誦律》等。羅什回龜茲後，廣學大小乘經論，講經說法，成爲中觀大師，名聞西域諸國，在漢地也有傳聞。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堅譴呂光破龜茲，劫羅什至涼州。後秦弘始叁年(401)年，後秦王姚興攻伐後涼，迎羅什至長安，請入住西明閣及逍遙園，待以國師之禮，並在長安組織了規模宏大的譯場，請羅什主持譯經。爾後十余年間，羅什悉心從事譯經和傳法。據《出叁藏記集》載，羅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間，共譯出經論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維摩經》、《阿彌陀經》、《首楞嚴叁昧經》、《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成實論》及《十誦律》等。其所譯經典影響很大，多爲後來中國佛教各宗派所據。羅什門下甚衆，最有名的是僧肇、道生、道融、僧睿。
僧肇(384，一說374—414)俗姓張，京兆 (今陝西西安)人，少年時即遍覽經史，猶善老莊。他在東晉隆安二年(398)，遠赴姑臧(今甘肅武威)師從鸠摩羅什，後隨師到長安，並奉命與僧睿等參與譯場從事譯經，評定經論。鸠摩羅什曾稱贊他說：“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吉藏在《大乘玄論》卷叁中說：“若肇公名肇，可謂玄宗之始。”後人在講關河傳承時，往往什、肇並稱，可見僧肇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僧肇的著作，有《維摩經注》及各種經、論的序，最著名的則爲《肇論》。僧肇對般若學的理解代表了當時中國佛教界的最高水平。僧肇在般若與中觀學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傳統思想範疇，另作闡釋，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
僧叡對般若經典的傳播用力甚勤，他對般若理論在中土發展過程的總結，至今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道生天資獨具，在未見經典原本的情況下，倡“一闡提皆可成佛”與“頓悟成佛說”，是中國佛教義學實現由般若學向涅槃學轉變的關鍵人物。鸠摩羅什死後，僧肇、道融等仍留長安；道生、慧觀、僧叡，僧導等遷居南方，鸩摩羅什所傳大乘經典流布到了江南。
另外，從塢摩羅什始，佛教譯經正式成爲國家的文化事業，由國家出資，組織人力，進行翻譯，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同時，由于鸠摩羅什的影響，後秦首先創立了管理僧尼的國家機構，鸠摩羅什弟子僧被任命爲僧正，僧遷爲悅衆，法欽和慧斌共掌僧錄。此後經北魏至隋唐，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僧官製度。
二、東晉佛教
東晉佛教，秉承西晉玄佛融合的余緒，伴隨著北方士族的大舉南遷，形成了以崇尚清談玄理爲特點的“貴族佛教”。在佛教義理方面，兩晉之際興起的般若學思潮成爲東晉佛教義學的熱點；同時隨著佛教的進一步發展，佛教思想與中國固有文化觀念的沖突日趨激化，佛教的因果報應理論、沙門拜俗之爭以及神滅神不滅之爭都成爲這一時期佛教內外所特別關注的問題。
東晉皇室和享有特權的士族大都崇信佛教，崇尚“清談”，玄學清談與佛教般若學交融在一起，在東晉帝王和土大夫的推崇下，蔚爲風尚。元帝司馬睿、明帝司馬紹部“遊心玄虛，托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元帝“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建業千僧”；明帝也“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孝武帝司馬曜與權臣司馬道子皆佞佛，以致僧尼入朝，幹預政事。丞相王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叁理而已”；王敦“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成、康二帝時的輔君重臣何充性好佛教，熱衷于建佛寺、供養僧尼，而吝于赈濟親友貧困，受到世人譏諷；穆帝時任中軍將軍、假節、都督五州軍事的大名士殷浩精研般若經典，對《維摩經》、大小品《般若經》尤有心得，他一直想向名僧支遁當面請教，因名土王羲之勸阻支遁前往而不得，殷浩終以爲憾事。
兩晉之際，不少名僧士族避亂江東，在江左一帶傳播佛教，這些僧人多與東晉統治者關系密切，與士大夫交往頻繁，麈尾清談，冶遊詩賦，清談玄學性的佛教蔚爲風氣。帛屍梨密多羅、康僧淵，康法暢、竺道潛、支遁、竺法義、幹法蘭、幹法開、幹道邃和慧遠等都是著名的僧人。其中帛屍梨密多羅可以稱作東晉貴族佛教的開創者；支遁作爲名僧與名土的代表，他的活動爲東晉佛教的繁榮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他的佛學思想在魏晉玄學與佛教般若學交融的過程中具有代表性。帛屍梨密多羅，西域人，相傳爲龜茲國王嫡子，讓王位于其弟而出家。西晉永嘉年間 (公元307—312年)來到洛陽，後避戰亂而過江，住建初寺。丞相王導見而奇之，對他十分推崇，因而朝野士人對之尊敬有加。帛屍梨密多羅善于咒術，翻譯了《大孔雀王神咒經》、《孔雀王雜神咒》和《大灌頂神咒經》等經典，最早把密教傳到建康。他將“高聲梵呗”授與弟子覓曆，流傳後世。
支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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