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十六国佛教
华方田
东晋十六国时代，南北对峙，中国历史步入了大分裂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北方，先后有匈奴、羯、鲜卑、氏、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南方，晋元帝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直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东晋为刘宋所取代。这一时期，史称“东晋十六国”。
东晋十六国的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环节。经历了汉、魏、西晋的早期传播之后，中国佛教逐渐摆脱了比附黄老等中国固有义理的巢臼，开始了独立思考、自由阐释的新阶段，迈出了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一时期，由于汉译佛教经典的增多，大量中国佛教著述的出现，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以及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佛教的发展获得了肥沃的土壤，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一、十六国佛教
北方十六国的统治者大都对佛教采取了扶植和利用的政策，以便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其中以石勒、石虎父子的后赵、苻坚的前秦和姚苌、姚弘父子的后秦对佛教尤为重视。后赵佛教的代表人物是佛图澄，以神异咒术闻名干世；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则是前秦佛教的代表，他也是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人。鸠摩罗什主要活动干后秦，他翻译的大量佛教经论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北方十六国佛教中最早提倡佛教的是后赵的石勒、石虎。为了寻求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后赵选择了对佛教的支持。石虎所说的“佛是戎神，正所应奉”，体现了这么一种倾向。正是在后赵政权下，汉地信众可以出家为僧。
后赵佛教的发展及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是与名僧佛图澄密不可分的。佛图澄，本姓帛，西域龟兹人。曾到魁宾受学，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洛阳。据称他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且辩才无碍；重视戒学，持戒精严，对于古来相传的戒律，多有考究，并以此教授徒众。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对佛图澄非常信任，敬奉有加，经常向其请教军政大事，尊称其为“大和上”。他也常以佛教教义及以鬼神方术劝谏石勒石虎“不为暴虐”，“不害无辜”，并大力向民间传播佛教。在他的影响下，石赵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为僧，汉人依其出家者甚多。
佛图澄学识渊博，天竺、康居名僧竺佛调、须菩提等皆不远万里前来从其学习，汉地名僧道安、法雅等也纷纷拜师受教。据《高僧传》载，其门下受业弟子众多，身边常有数百，前后门徒近万人。著名的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
前秦是继后赵之后北方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统治者符坚笃信佛教，由于他的提倡，都城长安成为当时佛教传播的重镇，代表人物是佛图澄的弟子、名僧道安。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出身大儒世家，早年读书，通达五经六义。12岁出家，因相貌丑陋，不受师傅重视，但博闻强记，过目成诵。 20岁时受具足戒，并得到师傅允许出外参学。约于公元335年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省临漳县)遇当时名僧佛图澄，深得赏识。佛图澄死后，道安为避石赵内乱之祸而到山西的镬泽 (今山西临汾)，辗转至飞龙山(今山西浑源西南)、太行恒山建立寺塔，弘扬佛法，后又回邺都。在这约15年的时间里，道安深受北方佛教重视禅定的影响，主要是研习和宣传禅法。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道安到河南。后应襄阳大名士司凿齿的约请，率众南下，率弟子慧远等人到了襄阳。道安在襄阳的十五年，是其一生中最有建树的时期。他着力于讲习般若学；考较《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译本，注释经文；创制经录；制定僧尼规范，从宗教仪式方法到日常修行起居的规定。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派苻丕攻占襄阳，道安被请到长安，住五重寺。以后的七年里，道安领导数千人的大道场，组织并亲自参加译经，兼讲经说法，总结了佛经翻译中的“五失本、三不易”的情况。道安学说集中在禅学和般若学两方面。其讲求的是小乘禅法。道安又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宗的主要代表。他有弟子数百人，其中著名的有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
后秦的佛教比前秦更加兴盛，后秦统治者姚兴也笃好佛教，著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及其教团为后秦佛教谱写了绚丽的篇章，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鸠摩罗什(Kum a raj I va，344—413)，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父鸠摩罗炎原是印度国相，后舍相位迁居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罗什生于龟兹，7岁随母出家，9岁随母去魁宾游学，从名德槃头达多法师学《杂藏》、《中阿含》、《长阿含》等。12岁随母回龟兹，时遍通小乘经论及世俗文典。后随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学《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复从佛陀耶舍授读《十诵律》等。罗什回龟兹后，广学大小乘经论，讲经说法，成为中观大师，名闻西域诸国，在汉地也有传闻。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谴吕光破龟兹，劫罗什至凉州。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后秦王姚兴攻伐后凉，迎罗什至长安，请入住西明阁及逍遥园，待以国师之礼，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尔后十余年间，罗什悉心从事译经和传法。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间，共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及《十诵律》等。其所译经典影响很大，多为后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据。罗什门下甚众，最有名的是僧肇、道生、道融、僧睿。
僧肇(384，一说374—414)俗姓张，京兆 (今陕西西安)人，少年时即遍览经史，犹善老庄。他在东晋隆安二年(398)，远赴姑臧(今甘肃武威)师从鸠摩罗什，后随师到长安，并奉命与僧睿等参与译场从事译经，评定经论。鸠摩罗什曾称赞他说：“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吉藏在《大乘玄论》卷三中说：“若肇公名肇，可谓玄宗之始。”后人在讲关河传承时，往往什、肇并称，可见僧肇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僧肇的著作，有《维摩经注》及各种经、论的序，最著名的则为《肇论》。僧肇对般若学的理解代表了当时中国佛教界的最高水平。僧肇在般若与中观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另作阐释，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僧叡对般若经典的传播用力甚勤，他对般若理论在中土发展过程的总结，至今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道生天资独具，在未见经典原本的情况下，倡“一阐提皆可成佛”与“顿悟成佛说”，是中国佛教义学实现由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变的关键人物。鸠摩罗什死后，僧肇、道融等仍留长安；道生、慧观、僧叡，僧导等迁居南方，鸩摩罗什所传大乘经典流布到了江南。
另外，从坞摩罗什始，佛教译经正式成为国家的文化事业，由国家出资，组织人力，进行翻译，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同时，由于鸠摩罗什的影响，后秦首先创立了管理僧尼的国家机构，鸠摩罗什弟子僧被任命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和慧斌共掌僧录。此后经北魏至隋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
二、东晋佛教
东晋佛教，秉承西晋玄佛融合的余绪，伴随着北方士族的大举南迁，形成了以崇尚清谈玄理为特点的“贵族佛教”。在佛教义理方面，两晋之际兴起的般若学思潮成为东晋佛教义学的热点；同时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观念的冲突日趋激化，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沙门拜俗之争以及神灭神不灭之争都成为这一时期佛教内外所特别关注的问题。
东晋皇室和享有特权的士族大都崇信佛教，崇尚“清谈”，玄学清谈与佛教般若学交融在一起，在东晋帝王和土大夫的推崇下，蔚为风尚。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部“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元帝“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孝武帝司马曜与权臣司马道子皆佞佛，以致僧尼入朝，干预政事。丞相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王敦“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成、康二帝时的辅君重臣何充性好佛教，热衷于建佛寺、供养僧尼，而吝于赈济亲友贫困，受到世人讥讽；穆帝时任中军将军、假节、都督五州军事的大名士殷浩精研般若经典，对《维摩经》、大小品《般若经》尤有心得，他一直想向名僧支遁当面请教，因名土王羲之劝阻支遁前往而不得，殷浩终以为憾事。
两晋之际，不少名僧士族避乱江东，在江左一带传播佛教，这些僧人多与东晋统治者关系密切，与士大夫交往频繁，麈尾清谈，冶游诗赋，清谈玄学性的佛教蔚为风气。帛尸梨密多罗、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干法兰、干法开、干道邃和慧远等都是著名的僧人。其中帛尸梨密多罗可以称作东晋贵族佛教的开创者；支遁作为名僧与名土的代表，他的活动为东晋佛教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佛学思想在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过程中具有代表性。帛尸梨密多罗，西域人，相传为龟兹国王嫡子，让王位于其弟而出家。西晋永嘉年间 (公元307—312年)来到洛阳，后避战乱而过江，住建初寺。丞相王导见而奇之，对他十分推崇，因而朝野士人对之尊敬有加。帛尸梨密多罗善于咒术，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和《大灌顶神咒经》等经典，最早把密教传到建康。他将“高声梵呗”授与弟子觅历，流传后世。
支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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