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魯派黃帽之起源及其曆史演變探析
宗教服飾是藏族服飾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具有特定的宗教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所以相對于民間服飾依個人喜好隨意設計的特點，其款式變化相對較小。本文主要以格魯派黃帽爲研究對象，通過比較的方法來探討格魯派黃帽與苯教“嘎木則傑”(又稱“勝尖白帽”)兩者之間的聯系，說明格魯派黃帽來源于苯教的“嘎木則傑”，而非印度僧人阿底峽從印度帶來。繼而，進一步探析“嘎木則傑”的曆史演化過程，以便人們更好地了解作爲母體文化的苯教在宗教服飾文化上所表現出的多樣性和特殊性，以及它對後期藏傳佛教服飾文化的影響，從而揭示出一種服飾變更背後所隱藏的文化鬥爭及最終趨于融合的曆史演化過程。
一、格魯派黃帽的特點
格魯派興起于14世紀，創始人宗喀巴·洛桑紮巴(1357—1419)生于今湟中縣塔爾寺附近。嚴格意義上說，他除了嚴持戒律的改革外，基本上繼承了噶當派的教義及思想體系，故格魯派又被稱爲“新噶當派”。宗喀巴曾以頭戴黃帽的形式以示嚴守戒律，格魯派僧侶自此皆戴黃帽，成爲該教派的主要標志之一。格魯派黃色僧帽的款式亦有區別，學富五明的高僧大德戴心形尖頂黃帽(圖1)，藏語稱爲“班夏”，即班智達帽；普通僧人戴雞冠形黃帽，藏語稱爲“孜夏”。班夏呈心髒形，有尖頂，左右各垂一飄帶似的長帽耳，尤以黃色氆氇織成者爲多。班夏分“班仁”、“班同”兩種，兩者形狀相似，但班仁帽的帽耳較長，只有精通大小五明，即十明的班智達才能戴，僅精通五明的只能戴班同。格魯派認爲班夏最早由阿底峽大師傳入藏區，其心形帽尖象征佛法至高無上的中觀道，兩片長帽耳代表二義谛。藏傳佛教僧人戴班夏表示具有最高的學識和學位，除了達賴喇嘛和班禅大師外，還有備大教派的上師和各大寺院的赤巴、堪布以及一些寺院的活佛也可以戴此帽，其他一般的僧人則是不允許戴的。藏傳佛教其他教派也戴類似的僧帽，但唯獨格魯派的僧帽均爲黃色。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屬于噶瑪噶舉派的仁蚌巴家族勢力鼎盛時期，曾一度取締由格魯派主持的傳召法會，禁止僧人戴黃帽。據說當時格魯派僧人把僧帽裏外做成兩種顔色，外黃內紅，在本寺內戴時黃色朝外，而外出時就翻過來紅色朝外。格魯派不僅將戴黃帽納入教規，而且賦予它宗教寓意：“(黃帽)前端合掌雙運齊，釋迦化身著金黃；絨絨冠穗現佛祖，無計冠法八萬；並興福智資糧足，帽片兩塊二義谛；赤紅帽纓似飄仙，鑲邊白線護法在”。①(注：楊清凡：《藏族服飾史》［M］，西甯：青海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12頁。)
二、苯教“嘎木則傑”帽的特點
關于苯教“嘎木則傑”帽(圖2)的原始出處，至今還沒有看到與此有關的具體文獻，只有一些零散的記載其宗教功用和寓意的經文類資料。由于曆史原因，信仰苯教的教徒分散于藏區的各個·地方，因此，隨地域性的差異，“嘎木則傑”帽在形狀、顔色等方面也存在某些細微或明顯的差別。筆者以青海省海南地區的一頂“嘎木則傑”帽做簡要介紹。“嘎木則傑”帽，帽身主體呈白色，心髒形尖頂，頸較長前曲，帽身長約15公分。尖頂的帽筒中露出半截約2公分的用藍布折成的多褶形藍帽穗，帽筒口至向下2公分的帽頸用紅色花紋綢緞做飾。正中的月牙形白色帽身前飾和邊飾，即帽身正中的叁葉瓣狀的叉子形前飾對稱于帽身兩側的兩個蓮花瓣帽耳，帽身的邊飾整體略呈五蓮花瓣狀；其次是貼在叉子形前飾正中的約4公分的圓形銅鏡；叉子形前飾的面飾分別由外圍一圈1公分長的黑布段，然後是一圈藍毛線，最內以深紅色的氆氇面子構成。帽身兩側的兩個蓮花瓣帽耳，明顯大于中間的叉子形前飾。其面飾分別由外圍約1公分的一圈黑布段，其內邊軋一圈紅線，再內又是1公分半的一圈白布段，白布邊又是一圈的藍線，繼而，又是1公分長的黑布段，以蓮花瓣形層層向內推進，最裏就是以紅色花紋型的綢絹爲表。整個帽子的邊飾爲1公分長的黑布段，該帽從側面看像一個昂首起飛的大鵬鳥，因此，又稱“嘎木瓊雪”，即大鵬展翅式。②(注：郭哇格西旦增朱紮：《大乘覺悟道雍仲苯教常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56頁。)
叁、追溯黃帽的起源
關于心形尖頂黃帽的起源，格魯派認爲最早是由阿底峽傳入藏區的，但藏族的許多曆史文獻卻證明班智達帽源自苯教。更敦群培大師在《智遊列國漫記》中說：“在《布頓政教史》中，有貢巴饒色大喇嘛給學成而歸的弟子魯梅送行時，獻上一頂摘取帽耳並塗上黃土的苯教帽子，還囑咐他要時刻戴之這一說。那麼，顯然這是一頂塗上黃顔色，並摘取帽耳的苯教帽子。竹巴班瑪嘎布也稱：從大喇嘛獻上該帽起，就有了戴黃帽的習俗。那麼毫無疑問，我們尖帽的本源是來自苯教的一頂帽子。又如，仲敦巴等諸上師戴上尖頂黃帽，在班塘草原迎接阿底峽大師時，大師驚呼有鬼做驚恐狀，故仲敦巴便把帽子和披風等藏起來的描述在各種傳記中有所記載。那麼，阿底峽驚恐的原因可能是該帽在印度及其中部地區比較罕見。但在孟加拉國東方的級閘工地方，有一位早期佛教消失不到一代的老人就談到，他們年輕時看到僧人們經常頭戴像刺一樣錐形的尖頂帽，這一尖頂帽跟阿底峽大師與布頓大師所說的尖頂帽相吻合，或許這也有可取之處。不管怎樣，我們早期戴的黃、紅等各種尖帽，布頓師徒明確指出，黃帽本來不存在，由于大喇嘛師徒等的傳承和發揚，故把這一傳承的繼承者格魯派又稱之爲黃帽。除外，從該帽的形狀及鈎子形的頂都能明顯看出它是一頂苯教密宗帽子”。③(注：更敦群培：《更敦群培文集》［M］(第二卷)，西北民族大學(內部資料，藏文版)，2003年，第65頁。)筆者贊同更敦群培大師的推斷，因爲這種推斷與苯教典籍《說冠琵琶之音》中的論述相吻合。雖然更敦群培大師沒有指出這種苯教帽子的具體名稱，但通過以上對格魯派黃帽和苯教“嘎木則傑”帽的形狀及特征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他指的就是“嘎木則傑”帽。首先，“嘎木則傑”帽就是一頂苯教密宗帽子，從苯教把自己稱爲“白帽教”這一稱呼中，就不難看出該帽的地位和作用之顯赫，尤其作爲一名苯教持密者，此帽是必備的。其次，我們把“嘎木則傑”帽的帽耳及叉子形前飾摘除後與黃帽比較時，除帽頂有長短外，兩者外形是很接近的，都呈心髒形。另外，依照上引文“摘除帽耳並塗上黃顔色”可知，黃帽的前身是有帽耳的，而且不是黃色的，這又跟嘎木則傑很接近。從時間段上分析，魯梅于公元978年(藏曆土虎年)返回衛藏，這一年也就是藏傳佛教史上所謂的後弘期開端，而阿底峽于1040年第一次到達阿裏等地區。顯然，大喇嘛給魯梅獻帽至阿底峽到藏之間相差62年，經過大喇嘛諸弟子一代人的傳承，想必黃帽已有所普及，所以，阿底峽見黃帽驚呼也就不足爲怪了。
四、“嘎木則傑”的曆史演變過程
苯教典籍中有關“嘎木則傑”帽的記載很少，因此沒有具體的曆史文獻可供參考，但我們可以拿它的“高聳尖頂”等某些特點，用對比的方式在藏族早期的岩畫、壁畫中尋找其縮影。
1、從藏區早期的岩畫及出土器物來看
我們推測早期(暫定爲公元前1000年—公元6世紀)的服飾狀況，可依據的材料大致來自叁個方面①(注：李永憲：《西藏原始藝術》［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6頁。)：一是墓葬或遺址中出土的少量裝飾品、織物印紋及殘片；二是大概屬于這一時期的早期岩畫中所見的人物形象；叁是可能屬于這一時期的部分金屬飾品和小件金屬器物，它們並非出自正規的考古發掘，而多系一些學者所記錄描述。筆者分析的側重點主要是藏區早期的岩畫及小件金屬器物，兼顧一些出土遺物。②(注：湯惠生、張文華：《青海岩畫》［M］，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第167頁。)就目前青藏高原岩畫的考古斷代而言，青海格爾木一帶的野牛溝岩畫點，它的直接考古斷代應在距今3200年。在該處出現的一例(圖3)“鳥蔔巫師”岩畫中③(注：張亞莎：《西藏岩畫中的“鳥圖形”》［J］，《西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2頁，參見其中的圖13、圖15、16、18、19。)，有一個身著長袍、頭戴飾物的人，他的頭飾明顯看出像叁蓮瓣，由叁塊長方形板或其他材料拼湊而成，這使人馬上聯想到“嘎木則傑”帽的叉子形前飾。此畫左上方有日、月，右下方爲一頭駱駝。類似的岩畫在其他地方也多有發現，如藏北納木錯紮西島一幅岩畫中的鳥巫形象，這類巫師並不像西部巫師那樣將羽毛插在頭上，而是在朝上的“丁”字形的帽尖上戴著一個類似于“山”字形的頭飾。青海海西州天峻縣盧山岩畫中，“一位手持弓弩的獵人，頭戴類似“山”字形的頭冠”。對此，筆者認爲他是一位苯教巫師在做法事。從帽子的形狀上看，它跟側立的“嘎木則傑”帽很接近。再看一下藏區岩畫中並非常見的羽飾人物形象：塔康巴岩畫中的一些人物頭部呈叁角形，也可能是戴叁角形冠飾，頭上、腰部都插上和披圍著一些長長的羽毛，有的手中還拿著一個圓形物，估計是一個手持搖鈴或皮鼓的巫師。有的頭上戴著五齒形的冠狀發飾(圖4)，這就讓人聯想到苯教發源地——象雄的“穹”(一種鳥)圖騰。這個神鳥穹的形象，它突出的特點是頭上長角，這種特點同樣反映在國王的頭飾上：“象雄十八王國王以名目繁多的甲茹爲標志，成爲象雄文化獨特的內容之一。“甲”即鳥，這裏特指(百鳥王)，即“穹”鳥；“茹”即角，合起來就是“穹鳥角”，這是古象雄國王們帽子上表示他們權威的一種裝飾。從藏文文獻中看來，甲茹材料質地的不同表示他們的王權和社會地位的不同。在古代象雄，除了國王以外，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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