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教，這是大乘佛教的高明之處，即不離度生方便而達至究竟覺悟。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中說：“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花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是故菩提，屬于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這段話形象地說明了菩薩與衆生的關系：大乘佛教的菩薩是不能脫離衆生而得解脫的，六度、四攝等修行目的都是爲了救渡衆生，菩薩也只有在利益衆生的過程中才能真正成就自我。

　　 與菩薩慈悲濟世、普渡衆生相聯系，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論表現就是世間與出世間的圓融統一。《維摩诘經》中說：“不盡有爲，不住無爲”,菩薩既不離大慈不舍大悲，教化衆生而不厭倦，同時又修學空、無相、無作，而不以空、無相、無作爲證，也就是說菩薩爲了救度衆生，既不欣仰涅槃，也不厭離世間。(《維摩诘所說經·菩薩行品》)《中論》中也說：“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厘差別。”

　　 然而，這種人世與出世圓融無礙的思想，以及菩薩不離衆生積極進取的精神，在具有濃厚出世傾向的印度並未形成風氣。英國學者渥德爾曾指出：“根據現有的證明，印度大多數佛教徒無論什麼時候都尊奉早期部派，反之大乘自始至終只是一種少數派的運動；只是在印度之外的某些國家(中國和西藏和其它從大乘佛徒引入佛教的國家)中大乘完全取代了較早的佛教。”

　　 佛教在兩千多年的流傳過程中，由于順應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風俗習慣，順應了不同時代的發展，所以佛教才保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中國佛教接受了印度傳來的大乘佛教，使其在中國得到了發揚光大，隋唐的佛教宗派，爲人類文化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佛教傳人中國後，開始並沒有區分大小乘，至南北朝以後出現了判教理論。判教體現了中國人的智慧，反映了中國人對印度佛教的自覺選擇和吸收。判教的結果是中國人接受了大乘佛教，特別強調了出世與人世的統一。大乘佛教産生于印度，卻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地傳播和發展，其中具有曆史的必然性。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儒家思想中則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主張于世間完成道德人格，不離世間日用而成賢聖，儒家這一思想與大乘菩薩精神具有一致性。人間佛教思想是深深紮根于中國佛教的土壤之中，它既是中國佛教優秀傳統的繼承，同時又是在新時代契和時機的創新與發展。

　　 大乘佛教中的世間與出世間圓融無礙的思想，在中國佛教各宗派中都影響很大，這是人間佛教最重要的思想源頭。圓融精神是中國佛教中的一個重要特色。叁論宗講真俗二谛圓融，最高境界即是“俗不礙真，真不礙俗”、“俗即是真，真即是俗”；天臺宗講“叁谛圓融”、“煩惱即菩提”，“一念叁千”；華嚴宗講“六相圓融”以及“理事無礙”、“事事無礙”。都強調了現象與本體、世間與出世間等等的差別與對立都是互相融通而不相妨礙。

　　 禅宗的興起，對于圓融的精神更爲重視。禅宗六祖慧能講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尋兔角”，這一思想已爲後來的中國佛教所普遍接受。禅宗的“平常心是道”也是對這一思想的發揮。《景德傳燈錄》卷十記載，趙州從谂問南泉普願：“如何是道

　　”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叫這是禅宗最基本的精神，也是人間佛教的根本精神的重要體現。真正的佛法，就體現在乎常的日用生活之中，要在現實的人生中體會高深的佛法，這表現出中國佛教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強烈的人世精神。百丈創立清規，倡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結合我國的國情，創立了獨具特色的叢林製度，並逐步形成了我國佛教“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禅宗的世間出世間圓融、“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等思想，使佛教真正發揮人間的積極精神，具有顯著的人間佛教特點。禅宗將修行融人日常生活之中，打破世間與出世間的界限，行住坐臥，皆不離禅，擔柴運水，無非妙道。以其簡約易行、廣接群機的靈活特性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可以說禅宗興盛揭開了中國佛教史上最輝煌、最精彩的一頁。

　　 叁、中國佛教史上的慈善事業

　　 從中國佛教史上看，曆代高僧大德無不秉承大乘菩薩精神，積極實踐著慈悲利他事業，致力于赈災濟困，興辦各項慈善公益事業，這是中國大乘佛教精神的重要體現。這方面的事例在曆代高僧傳(如“興福科”)中隨處可見。當遭受自然災害或人爲的戰爭時，佛教界積極協助政府赈災救難，不少僧人們往往舍寺院的衣食以拯救災民，收埋遺骸，甚至有“舍身以赈貧餓”的感人之事。在和平時期，佛教徒也努力興辦了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如築施診濟藥(如“悲田養病坊”)、築路修道，鋪橋造船、沒涼亭茶庵、旅社、義井、放生等，具有卓著的成績。中國佛教界的慈善事業，爲服務社會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形成了優良的傳統。

　　 第一，赈災救難。

　　 佛教講人生是苦，除了自己的生老病死苦之外，外界的自然災害和人爲的戰爭等也是無法避免的。每當天災人禍發生之時，中國佛教徒本著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積極對受災的百姓進行救濟。

　　 佛教曆史上曾出現過僧祗戶製度，用以救赈當時幾乎長期發生的饑荒。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476)，沙門統昙曜上奏在州鎮設立了“僧祗戶”製度：“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谷六十斛人僧曹者，即爲僧只戶，粟爲僧只粟，至于儉歲，赈給饑民。”“平齊戶”是被課以極重賦稅的軍戶，改爲僧祗戶後變爲寺院依附人口，每年向各州郡僧曹繳納六十斛谷子，所交的谷子爲各州郡縣僧團共同所有，遇災荒之年，用以赈放給饑民。這是佛教輔助國家進行救災的一種社會慈善事業。

　　 除了製度性赈災的僧祗戶外，中國佛教史上還湧現出不少赈災救難的感人事迹。南北朝時期僧人釋法進，涼州張掖人，爲北涼沮渠蒙遜及其子景環、安周所尊崇。安周即位後發生嚴重饑荒，死者無數。爲救饑餓百姓，法進舍身救饑，將自己身體淨洗後，攜帶刀和鹽，來到窮困饑餓百姓所聚居之處。法進自割身肉，用鹽腌製施舍給餓人，第二日才去世。此事感動了官府，安周下令以叁百斛麥施與餓者，又開國家糧倉赈濟貧民。(《高僧傳》卷十二)隋朝大業年間，蒲州一帶人民因爲發生嚴重的饑餓災害，屍骸滿地，甚至出現吃人肉的情況。仁壽寺道懸與另外一僧人道宗不辭辛勞，籌糧救濟災民，受其所施糧物而得存活者無數。(《續高僧傳》卷十四)法喜，俗姓李，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人，以爲百姓治病著稱。武德四年(621)，右仆射蕭瑪于藍田造津梁寺，因仰慕法喜道德高尚而請他住持。當時正遇災荒，四方饑餓的災民紛紛湧至寺門，法喜便撤衣資以供給災民，爲人所稱贊。(《續高僧傳》卷第十九)元代僧人正因，杭州仁和金浦人，元軍攻克杭州城以後，人民生活困苦，正因每日施粥給饑民達千人。(《補續高僧傳》卷十二)明末清初時，福建興化、福清、長樂一帶遭遇戰亂，饑民甚衆，鼓山湧泉寺永覺元賢禅師率僧衆設粥赈濟，又以棺葬死者二千余人，曆時五十天。清乾隆二年(1737)，鎮江大旱，焦山寺住持僧福毅，到揚州募米二萬四千擔，用以赈濟災民。在中國佛教史上，佛教僧人像這樣自發地赈災救難事例可謂不勝枚舉，因此受到時人的稱道。

　　 第二，貧困救濟。

　　 在和平年代，中國佛教徒還積極從事赈施食物、周濟衣物等救濟貧困等善行。這種行爲源于菩薩行中的布施，是菩薩爲利益衆生而修行的六波羅蜜之一。六波羅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根據大乘佛教理論，這是菩薩成佛所必須修行的善行，其中布施行對于衆生的利益最大。在佛教看來，真正的布施目的不是爲了自己得到善的回報，而是出于自己的憐憫心、慈悲心，是爲了給他人帶來安樂。

　　 中國佛教“無盡藏院”的設置，始于南北朝，而盛行于唐代。這一製度最初設立的目的，即在于用于社會救濟和福利，即將信徒施舍的錢糧由寺院庫藏，然後布施或借貸給貧苦信徒，或供修繕寺塔經藏之用。借貸時不須立字據，利息極低，而且歸還時間也不加限定。如隋唐叁論宗吉藏大師“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余，乃充十五盡藏，委付昙獻，資于悲、敬。”：“悲、敬”，即布施于貧窮孤老的“悲田”與佛法僧叁寶的“敬田”，可見無盡藏的設立，在社會救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唐代時有的寺院還專門設立悲田院(俗作“卑田院”)，又稱養濟院，用于收養鳏寡孤獨窮民。宋代時沿襲這一傳統，設立“福田院”。北宋嘉佑初年，即于京師東西設立了兩個福田院，嘉佑八年又增設了南北福田院，主要是安頓一般老幼貧疾和沒有依靠之人。無盡藏院、悲田院、福田院的出現，體現了佛教救助悲苦衆生的的菩薩精神，受到了國家的肯定和社會的贊譽。

　　 第叁，施舍醫藥，救濟貧病。

　　 唐代時設置養病坊，是佛教寺院爲救濟貧病之人，而設病坊于寺內，曰養病坊。養病坊源于悲田院，因施濟貧困的重點是殘疾重病，故稱此名。養病坊把貧窮患病無力求醫瀕死者、爲老而無養所惱者、貧窮流落街頭者、幼失所親而孤苦者集中起來，供給其衣物。武則天、唐玄宗時分別加強對養病坊的管理，改爲官辦，“置使專知”，即由朝廷提供經費並派官員負責，但具體的事務仍由寺院僧人操理。“會昌滅佛”後才由佛教的“悲田養病坊”完全改爲官辦的“養病坊”。由僧尼出于宗教慈悲精神而自發組織的“悲田養病坊”在救濟貧病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宋徽宗時設置安濟坊製度，是依寺廟而立的醫院兼療養院，募僧主之，爲貧病無力求醫者治病並收住養療。爲考核僧醫的治療成績，還給每個病人建立了病曆(“手曆”)，紀錄病情治療情況，這是中國最早的病曆製度。政府鼓勵寺院慈…

《中國大乘佛教傳統與人間佛教實踐——以慈善事業爲中心(紀華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