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界楷模 古今同欽
——仰慧遠大師風範，論現代合格僧才
(2004年5月)
寬見
一、 前言
慧遠大師(公元334～416)是東晉時繼道安後的佛教領袖，是中國佛教淨土宗的先驅，被後人尊爲淨土宗第一代祖師。他的佛教活動和哲學思想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年恰逢大師誕辰1670周年，追憶先人高風，大師可謂“僧界楷模，古今同欽”。大師生逢中國曆史上戰亂頻仍的東晉時期，其時佛教剛傳入中國叁百余年，教典未備，仍處于和本土的儒、道二教碰撞融合的階段。而正是這個時代，出現了一批道德、學問、修持、威儀都堪爲僧界楷模的大師，才使佛教作爲一個外來文化在中國逐漸站穩了腳跟，並爲世人所接受，其生命力一直延續兩千年而迄今不倒。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科技的發達既給人們帶來了生活交通咨訊的便利，同時又給人類帶來了環境惡化、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精神空虛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而且這種思潮也逐漸波及到了僧團內部，拜金主義、注重享受、信仰淡漠、道風不振的現象有所擡頭，這已成爲佛教界日益關注的話題。已故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我們敬愛的趙樸老，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周年》的報告中語重心長地提出：各級佛教協會和全國佛教界都必須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佛教自身建設、提高四衆素質上來。爲此趙樸老向全國佛教界提出五個建設的曆史任務，這就是：加強佛教的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製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趙樸老這番講話過去十一年後，在我們耳邊仍振聾發聩。慧遠大師生處亂世，而能成爲東晉一代佛教領袖，就是因爲他注重對自身和僧團的建設。他信仰純正、道高德隆、學問精深，從不趨炎附勢、爭名逐利，而且非常注重對整個僧團成員的僧格維護與素質培養，從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慧遠大師的僧團贏得了朝廷顯貴和普通百姓的普遍尊重，這對佛教立足中國、後來和儒道二教一起成爲中國的主流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用樸老的話來講，慧遠大師非常注重自身和僧團的建設——用趙樸老的話來說就是“五個建設”，大師不愧爲僧界楷模，古今同欽。
佛教不僅是自利而且是利他的，秉承太虛大師“仰止惟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的人生佛教的宗旨，現代佛教在服務社會、淨化人心方面正努力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這在社會上已經引起了積極的反響。然而當今佛教界同時又面臨著社會市場經濟的沖擊，我們現代僧人不應以人間佛教爲借口而將佛教庸俗化，當以慧遠等古代大師爲榜樣，學習大師的風範，發長遠心，不僅要注重對現實社會的關注，同時也應在加強自身建設上多用些功夫，才能真正成爲這個時代佛教界的棟梁。如果有衆多合格的現代僧才，就能使佛教重新煥發本有的生命力，成爲當今中國社會道德和文化重建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 慧遠大師的風範
慧遠大師，俗姓賈，是雁們樓煩(今山西代縣)人，大師所處的時代背景——漢末魏晉年間，是一個中國曆史上極爲動蕩的年代。東漢末年，群雄逐鹿，而成魏蜀吳叁國鼎立的局面。後來司馬炎于公元265年建立建立晉朝，史稱西晉，不久統一叁國，然而才過52年，由于內有“八王之亂”，外有北方“五胡亂華”，中國又重新陷入分裂動蕩，西晉于是滅亡。公元317年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東晉，然而政治黑暗，統治集團內部勾心鬥角，桓玄、殷仲堪等各路軍閥割據一方，互相混戰不已，至420年，劉裕廢晉立宋，東晉滅亡。大師的一生就是與東晉(公元317～420)相始終的。在這樣一個動亂的年代，由于大師信仰純正，道高德隆，學問精深，尊嚴自己的僧格，以弘法護教爲己任，才使佛教在亂世中沒有遭受大的沖擊，因而被世人尊爲一代佛教領袖，爲佛教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作出了突出貢獻。
1、 信仰純正，嚴持戒律
大師二十一歲時，恰逢後趙神僧佛圖澄的弟子彌天釋道安在太行恒山(河北曲陽西北)住持弘法，聰慧好學的少年慧遠仰慕道安大師，前往恒山恭敬求教，聞師講《般若經》後感歎說“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就和他的弟弟慧持毅然落發出家。由此可見他是因爲認識到佛法的可貴，爲了追求真理才出家的，大師的佛教信仰和出家動機可謂純正無僞矣。大師出家以後，“曆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他非常尊重自己的信仰，堅定地承擔起和自己出家身份相符的責任，即：做出家人，就應當以“弘法爲家務，利生爲事業”作爲自己追求的目標，嚴格要求自己。他因而精勤苦學，深得其師的器重，道安常感歎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道安這時就已看出慧遠必將成爲今後弘揚佛法的法匠了。
由于佛法初傳中國，東晉時佛教典籍多不完備，因此大師致力于推動梵典佛經的翻譯。經雲：佛涅槃後，當以戒爲師。持戒與否是佛教興衰的關鍵，而持戒當依律典。在佛經翻譯方面，律典未備而亟需翻譯，大師對此極爲關注。姚秦弘始叁年(公元401年)精于《十誦律》(即：部派佛教薩婆多部的廣律)的罽賓國沙門弗若多羅來到長安，與羅什法師合作欲把《十誦律》翻譯成漢文，可惜才完成了叁分之二，弗若多羅就去世了。大師常引以爲憾。後弘始七年(公元405年)昙摩流支法師也來到長安，他精通律藏並攜有梵本《十誦律》，大師馬上派弟子昙邕赴長安祈請，促成昙摩流支與羅什法師合作終于翻譯出完備的《十誦律》，從而使《十誦律》在東晉得以盛行並流傳至今，大師實在是功不可沒。大師除了對律典在中國的翻譯傳播有大貢獻，同時他自身也非常重視對戒律的修持。東晉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大師示疾，耆德長老都勸他喝豉酒以治病，慧遠大師說有違戒律堅持不喝；又請他喝米湯，仍說日已過午不喝；大家又獻蜜水請他喝，大師仍恐犯戒令弟子查尋律典可否開許，卷未半，大師就溘然長辭。大師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犯過午不食齋戒，其持戒之嚴謹可見一斑。
2、 道高德馨，維護僧格
據《高僧傳》載，由于大師的道業成就、德行隆盛，一生中有許多不可思議的神迹發生，因此深得僧俗大衆的敬仰。前秦建元九年(公元373年)，由于戰亂，慧遠大師與其師釋道安分離，帶領弟子數十人輾轉來到浔陽(江西九江)，見廬山清淨，遂在這裏建立龍泉精舍居住，由于用水不便，大師以杖扣地，遂有一股清泉涓涓流出成溪；又有一次浔陽大旱，大師率衆誦《海龍王經》，忽然有一條巨蛇從池中騰上虛空，不久大雨傾盆而下；公元375年，大師因開講《涅槃經》感得山神顯靈，資助材木，雷雨辟地，刺使桓伊聞此靈瑞，大爲敬仰，于是上奏朝廷爲大師建東林寺，其殿就命名爲神運殿；陶侃在廣州任刺史，海中有神光，漁人打撈上來後，發現是一尊阿育王所造的金文殊像，陶侃將此像恭奉在武昌寒溪寺，後遭火災，只有此像及恭奉的殿堂得以幸免。後陶侃到江州作官時，派數十人欲迎請阿育王像，誰知剛擡上船就沈入水中，無法打撈。當時有諺語流傳：“(阿育王像)可以誠至，難以力招。”東林寺建成後，大師虔誠祈請，此像竟輕飄飄地浮出水面，順利地運抵東林寺供奉，其德行感召如此，衆人對大師更加敬重了。就連外國衆僧，也“鹹稱漢地有大乘道士(菩薩)，每至燒香禮拜，辄東向稽首，獻心廬嶽。”聞名天下的鸠摩羅什也對大師稱贊備至：“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勖哉仁者，善弘其事！夫才有五備：福、戒、博聞、辨才、深智，兼之者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之矣。”尊大師爲五才兼備的東方護法菩薩。
大師德行淳至，厲然不群。住廬山叁十余年，從不出山，行止出塵脫俗，“神韻嚴肅，容止方棱”，因此凡是想要拜見或是問難大師的人“莫不心形戰栗”。有沙門慧義法師，年輕氣盛，聽說慧遠大師爲世人推崇，很不服氣，然而到了廬山見大師在講《法華經》，“每欲難問，辄心悸汗流，竟不敢語。”遂爲折服。
大師是繼釋道安之後的佛教界領袖，他非常注重對僧格的維護。他雖然隱遁東林，影不出山，且從不趨炎附勢，貪名逐利，這反而更贏得了衆人的景仰，因此和他結交的達官貴顯，文人學士乃爲曆代諸高僧之冠。當時任都督兼荊州刺史的殷仲堪，赴荊州走馬上任路經浔陽時，因久慕慧遠高風，便親自登上廬山與大師會見，共臨北澗，討論《易》學之根本。相與傾談之後，殷仲堪深深佩服，當面贊歎大師說：“識信深明，實難爲庶。”晉朝權臣桓玄任江州刺史時，攻打荊州刺史殷仲堪。在他途經廬山之時，也不得不親自入山見大師，言語之間，大師不卑不亢，從容應對，而桓玄則“所懷問難，不敢複言”。桓玄出山後對左右隨從說：“大師實在是我生平所未見的人啊。” 元興元年(公元402年)，威震人主的桓玄重提沙門應敬王者的舊議，但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寫信請教慧遠大師。大師在回信中說：“袈裟非朝宗之服，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桓玄斟酌後采納了大師的意見。後大師爲此又作《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于是一場爭論就此罷休，從而保住了佛教的傳統，維護了沙門的僧格。又東晉大將軍謝玄之孫，康樂公謝靈運，以文章名聞江東。他負才傲俗，少有推崇，但一見大師，便肅然起敬，心悅誠服。由此可見大師在當時多麼德高望重。
大師秉持佛教“情無取舍”的平等處事態度，不分朝野順逆、貴賤士庶，也不分華夷南北、儒釋道玄，皆平等交往，從不厚此薄彼，除上文所舉之人外，還有劉宋武帝、秦主姚興、晉安帝、司徒王谧、護軍王默、尚書令何充、仆射褚昱、諸葛惔，甚至東晉末年農民大起義的首領之一的盧循等，都曾和大師來往，傾慕大師的風範德行。大師的高尚德行風範和平等處事態度，不但使僧團的弘法實力得以保存，也令他的清譽永傳後世。
3、 精勤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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