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界楷模 古今同钦
——仰慧远大师风范，论现代合格僧才
(2004年5月)
宽见
一、 前言
慧远大师(公元334～416)是东晋时继道安后的佛教领袖，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先驱，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他的佛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年恰逢大师诞辰1670周年，追忆先人高风，大师可谓“僧界楷模，古今同钦”。大师生逢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的东晋时期，其时佛教刚传入中国三百余年，教典未备，仍处于和本土的儒、道二教碰撞融合的阶段。而正是这个时代，出现了一批道德、学问、修持、威仪都堪为僧界楷模的大师，才使佛教作为一个外来文化在中国逐渐站稳了脚跟，并为世人所接受，其生命力一直延续两千年而迄今不倒。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科技的发达既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交通咨讯的便利，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环境恶化、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这种思潮也逐渐波及到了僧团内部，拜金主义、注重享受、信仰淡漠、道风不振的现象有所抬头，这已成为佛教界日益关注的话题。已故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我们敬爱的赵朴老，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周年》的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提出：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为此赵朴老向全国佛教界提出五个建设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加强佛教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赵朴老这番讲话过去十一年后，在我们耳边仍振聋发聩。慧远大师生处乱世，而能成为东晋一代佛教领袖，就是因为他注重对自身和僧团的建设。他信仰纯正、道高德隆、学问精深，从不趋炎附势、争名逐利，而且非常注重对整个僧团成员的僧格维护与素质培养，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慧远大师的僧团赢得了朝廷显贵和普通百姓的普遍尊重，这对佛教立足中国、后来和儒道二教一起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用朴老的话来讲，慧远大师非常注重自身和僧团的建设——用赵朴老的话来说就是“五个建设”，大师不愧为僧界楷模，古今同钦。
佛教不仅是自利而且是利他的，秉承太虚大师“仰止惟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的宗旨，现代佛教在服务社会、净化人心方面正努力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积极的反响。然而当今佛教界同时又面临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现代僧人不应以人间佛教为借口而将佛教庸俗化，当以慧远等古代大师为榜样，学习大师的风范，发长远心，不仅要注重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应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多用些功夫，才能真正成为这个时代佛教界的栋梁。如果有众多合格的现代僧才，就能使佛教重新焕发本有的生命力，成为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重建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 慧远大师的风范
慧远大师，俗姓贾，是雁们楼烦(今山西代县)人，大师所处的时代背景——汉末魏晋年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年代。东汉末年，群雄逐鹿，而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建立建立晋朝，史称西晋，不久统一三国，然而才过52年，由于内有“八王之乱”，外有北方“五胡乱华”，中国又重新陷入分裂动荡，西晋于是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然而政治黑暗，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桓玄、殷仲堪等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互相混战不已，至420年，刘裕废晋立宋，东晋灭亡。大师的一生就是与东晋(公元317～420)相始终的。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由于大师信仰纯正，道高德隆，学问精深，尊严自己的僧格，以弘法护教为己任，才使佛教在乱世中没有遭受大的冲击，因而被世人尊为一代佛教领袖，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
1、 信仰纯正，严持戒律
大师二十一岁时，恰逢后赵神僧佛图澄的弟子弥天释道安在太行恒山(河北曲阳西北)住持弘法，聪慧好学的少年慧远仰慕道安大师，前往恒山恭敬求教，闻师讲《般若经》后感叹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就和他的弟弟慧持毅然落发出家。由此可见他是因为认识到佛法的可贵，为了追求真理才出家的，大师的佛教信仰和出家动机可谓纯正无伪矣。大师出家以后，“历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他非常尊重自己的信仰，坚定地承担起和自己出家身份相符的责任，即：做出家人，就应当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他因而精勤苦学，深得其师的器重，道安常感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道安这时就已看出慧远必将成为今后弘扬佛法的法匠了。
由于佛法初传中国，东晋时佛教典籍多不完备，因此大师致力于推动梵典佛经的翻译。经云：佛涅槃后，当以戒为师。持戒与否是佛教兴衰的关键，而持戒当依律典。在佛经翻译方面，律典未备而亟需翻译，大师对此极为关注。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精于《十诵律》(即：部派佛教萨婆多部的广律)的罽宾国沙门弗若多罗来到长安，与罗什法师合作欲把《十诵律》翻译成汉文，可惜才完成了三分之二，弗若多罗就去世了。大师常引以为憾。后弘始七年(公元405年)昙摩流支法师也来到长安，他精通律藏并携有梵本《十诵律》，大师马上派弟子昙邕赴长安祈请，促成昙摩流支与罗什法师合作终于翻译出完备的《十诵律》，从而使《十诵律》在东晋得以盛行并流传至今，大师实在是功不可没。大师除了对律典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有大贡献，同时他自身也非常重视对戒律的修持。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大师示疾，耆德长老都劝他喝豉酒以治病，慧远大师说有违戒律坚持不喝；又请他喝米汤，仍说日已过午不喝；大家又献蜜水请他喝，大师仍恐犯戒令弟子查寻律典可否开许，卷未半，大师就溘然长辞。大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犯过午不食斋戒，其持戒之严谨可见一斑。
2、 道高德馨，维护僧格
据《高僧传》载，由于大师的道业成就、德行隆盛，一生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迹发生，因此深得僧俗大众的敬仰。前秦建元九年(公元373年)，由于战乱，慧远大师与其师释道安分离，带领弟子数十人辗转来到浔阳(江西九江)，见庐山清净，遂在这里建立龙泉精舍居住，由于用水不便，大师以杖扣地，遂有一股清泉涓涓流出成溪；又有一次浔阳大旱，大师率众诵《海龙王经》，忽然有一条巨蛇从池中腾上虚空，不久大雨倾盆而下；公元375年，大师因开讲《涅槃经》感得山神显灵，资助材木，雷雨辟地，刺使桓伊闻此灵瑞，大为敬仰，于是上奏朝廷为大师建东林寺，其殿就命名为神运殿；陶侃在广州任刺史，海中有神光，渔人打捞上来后，发现是一尊阿育王所造的金文殊像，陶侃将此像恭奉在武昌寒溪寺，后遭火灾，只有此像及恭奉的殿堂得以幸免。后陶侃到江州作官时，派数十人欲迎请阿育王像，谁知刚抬上船就沉入水中，无法打捞。当时有谚语流传：“(阿育王像)可以诚至，难以力招。”东林寺建成后，大师虔诚祈请，此像竟轻飘飘地浮出水面，顺利地运抵东林寺供奉，其德行感召如此，众人对大师更加敬重了。就连外国众僧，也“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菩萨)，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闻名天下的鸠摩罗什也对大师称赞备至：“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勖哉仁者，善弘其事！夫才有五备：福、戒、博闻、辨才、深智，兼之者隆，未具者凝滞，仁者备之矣。”尊大师为五才兼备的东方护法菩萨。
大师德行淳至，厉然不群。住庐山三十余年，从不出山，行止出尘脱俗，“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因此凡是想要拜见或是问难大师的人“莫不心形战栗”。有沙门慧义法师，年轻气盛，听说慧远大师为世人推崇，很不服气，然而到了庐山见大师在讲《法华经》，“每欲难问，辄心悸汗流，竟不敢语。”遂为折服。
大师是继释道安之后的佛教界领袖，他非常注重对僧格的维护。他虽然隐遁东林，影不出山，且从不趋炎附势，贪名逐利，这反而更赢得了众人的景仰，因此和他结交的达官贵显，文人学士乃为历代诸高僧之冠。当时任都督兼荆州刺史的殷仲堪，赴荆州走马上任路经浔阳时，因久慕慧远高风，便亲自登上庐山与大师会见，共临北涧，讨论《易》学之根本。相与倾谈之后，殷仲堪深深佩服，当面赞叹大师说：“识信深明，实难为庶。”晋朝权臣桓玄任江州刺史时，攻打荆州刺史殷仲堪。在他途经庐山之时，也不得不亲自入山见大师，言语之间，大师不卑不亢，从容应对，而桓玄则“所怀问难，不敢复言”。桓玄出山后对左右随从说：“大师实在是我生平所未见的人啊。”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威震人主的桓玄重提沙门应敬王者的旧议，但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请教慧远大师。大师在回信中说：“袈裟非朝宗之服，盂非廊庙之器，尘外之容不应致敬王者”，桓玄斟酌后采纳了大师的意见。后大师为此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于是一场争论就此罢休，从而保住了佛教的传统，维护了沙门的僧格。又东晋大将军谢玄之孙，康乐公谢灵运，以文章名闻江东。他负才傲俗，少有推崇，但一见大师，便肃然起敬，心悦诚服。由此可见大师在当时多么德高望重。
大师秉持佛教“情无取舍”的平等处事态度，不分朝野顺逆、贵贱士庶，也不分华夷南北、儒释道玄，皆平等交往，从不厚此薄彼，除上文所举之人外，还有刘宋武帝、秦主姚兴、晋安帝、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尚书令何充、仆射褚昱、诸葛惔，甚至东晋末年农民大起义的首领之一的卢循等，都曾和大师来往，倾慕大师的风范德行。大师的高尚德行风范和平等处事态度，不但使僧团的弘法实力得以保存，也令他的清誉永传后世。
3、 精勤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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