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途徑，吸收魏、晉以後而至隋、唐之間，佛家禅宗修養的長處，建立唐代以後丹道修煉的中心體系，永爲世法，使道教在後世的價值，爲之提升不少，同時也使道家學術思想，普遍流傳到中國民間社會，乃至後來宏揚到亞洲各地區，也都是他的功勞。杜光庭在西蜀，力排佛學，笃信道教，除了收集有關道術的遺書以外，又自動僞造很多的道書，以充實道教的內容，所以後世稱人師心自用，亂造的文字，便有“杜撰”的稱謂。但自唐到五代以後，道教思想內容，純粹研究自然物理功能的變化，而推及人能變化成仙的理論，最著名而最難研究的，便有譚峭的《化書》，亦名《譚子化書》。其次，設想以人力的修爲，吸收太陽光能，變化生理氣質，想要利用人生血肉的身體，變爲光能而飛升直達太陽、月亮之中的，便有道教的《日月奔磷經》的思想産生，後世所謂修道的神仙，吸收B精月華的作用，便由此而來。不管這種虛幻的理想，是否可能成爲事實，但人要向太空追究的理想，和尋求太陽能和月亮究竟的觀念，在中國的學術思想中，早已淵源在叁千年以上，直到唐代，才有這種正式追求方術的出現，凡是科學家的理想，開始都如兒戲，爲什麼我們忘記了自己祖先的兒戲，而不反省警覺，豈非怪事嗎？
2．宋元明清的道教
宋元明清的道教，它的本質，雖然依循唐代道教的源流而來，但是宗派的分立，與正邪混雜的演變，卻大有異同，唯限于時間，不能一一詳細分述。宋代的道教，因爲未真宗開始利用宗教信仰，來掩飾在軍事、政治、外交上種種失敗的恥屏，便奠定後來徽宗、欽宗迷信假道士們的謊言，至于國破家亡的後果。總之，我們要記住中國文化一個不易的原則，要講治國、平天下之道，就不能專以宗教來搞政治，從爲政的立場而言，宗教僅爲輔導治化的一端，如果專以宗教而言治道，鑒之漢、唐、宋、元、明、清的經驗，就未有不敗的先例。如漢末叁國時期的黃巾張角，宋、元之間白蓮教的韓山童，清代的太平天國與紅燈照、義和團等等，都是曆史的殷鑒。但從純粹的道教立場而言，這些得失是非，與正統的道家學術思想，以及道教本身，概不負責，只在領導者睿智的揀擇而已。而道教在宋代，因爲宋徽宗的提倡，卻完成了一件學術上的大事，那便是張君房遴選道教的舊藏道書，分門別類，編輯一部《雲芨七谶》，成爲研究道教學術不世的寶典。
當南、北宋之際，在中國西北部與北方河朔之間，正當夏、遼、金的勢力，互相消長的時期，王重陽在陝西開創全真道，再由他弟子邱長春的繼續宣揚，便普及于山東、河北之間，而建立道教全真派的門庭，明、清以後，成爲道教北派主流龍門派的根源。當元朝崛起蒙古，成吉思汗遠征印度邊境的時期，他爲了邱長春，曾經派兵通過西夏，到山東來請邱長春，間關萬裏，遠出沙漠，在印度北方的邊境見面，後來便給邱長春以鋼符鐵券，做爲信守的契約。當元兵進入中國，凡持有全真道的信符，可以免除殺戮與劫掠，這事是否爲邱長春在事前有先見之明，或後人有指他爲漢奸的嫌疑，實在不可亂下斷語，總之，這是中國文化宗教史上的一個大案，暫時無法多講。但在《元史》，以及元相耶律楚村遺留的資料上，對于邱長春，並無多大的好感，所以有人懷疑邱長春及全真道的價值。其實，所謂全真道的內容，是因襲宋、元以來禅宗的心法，配合丹道家主張清靜專修的方法，它雖然屬于道教的門派，實是融會儒、佛、道叁家精神的新興道術，至于它的作爲，是因邊陲氏族入侵中原的變亂階段當中，民族文化意識，受到重大的刺激，因此形成新興的教派，暗中在作振衰起弊的工作。但是元朝帝室政權，本來就無文化的根基，後來成吉思汗崛起塞外以後，從上到下，自始至終，便以佛教的密宗學術思想做爲重心，耶律楚村不但笃信密法，而且爲鼎力維護佛教的重臣，同時他又學習北方的禅宗，爲其中的能手，所以他對于邱長春等全真道的觀念，不但在政治關系上，當然互相對立，就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自然視爲敵對，我們只要仔細研究《元史》中有關于佛、道兩家文化思想互爭雄長的情形，便可了然于胸了。
明代的道教，與明朝帝室政權的關系，鬧過許多曆史性的醜劇，其間功過是非，一言難盡，在道教本身而言，卻有兩件劃時代的大事，具有特別的價值。(1)便是永樂時代，完成《道藏》的修輯。將漢、唐以來所有關于道教、道家的書籍、經典，仿照沸教《大藏經》的組織，構成叁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輔(太元、太平、太清、正一)，十二類(本義、神符、玉塊、靈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衆術、記傳、贊頌、表奏)，成爲完整保留中國道家傳統文化的一部巨著，其中收羅的豐富，內容的龐雜，實在多足觀者，雖然選材不夠嚴謹，內容太多支離，但道家與道教的本身，本來就是如此複雜，如非窮畢生精力，集思廣益以類別繁蕪，恐怕誰也無法能夠對它清理出具體的系統。(2)便是修煉神仙的丹道學派，從宋、元以後，如萬派朝宗一樣，都歸元宗奉唐代仙人呂純陽爲祖師，到了宋代張紫陽、白玉蟾以後，被稱爲丹道南宗正脈以來，再到明末清初之間，複分爲四派，其中主要的南宗北派；以張紫陽爲主的，稱爲南宗丹法，含有單修性命，與性命雙修，乃至男女夫婦合藉雙修的法派。北派，當然以元初邱長春的全真道爲主，主張清靜專修的丹法。西派以李涵虛爲主，認爲直接傳承呂純陽的丹法，是屬于性命雙修的單修派。東派以陸潛虛爲主，也認爲是直接承受呂純陽的嫡傳口訣，是屬于男女合藉的雙修派。總之，道家的丹法，到了明末四大宗派出現以後，雖然各有專主與所長，但支離蔓蕪，弊漏也隨分派而百出，而且與佛家的禅宗與禅定，始終不無關系。因此到了明末清初階段，路徑愈走愈仄，所有丹法道術，便都以伍沖虛、柳華陽一系的伍柳派爲主，既不知有漢，更逞論魏、晉了，故終滿清以來兩叁百年間，無論道家或道教，都只在鬼畫桃符，與撥弄精神的末流上，隨俗浮沈，了無起色。
九、道家及道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的教育精神
講到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前後，便包括諸子百家所有的學術思想，由戰國末期到秦、漢之間，作爲代表而足以影響上下社會各階層的，應該算是儒、道、墨叁家，到隋、唐以後，便以儒、佛、道爲代表。這個觀念，我要再叁反複說明的理由，就是希望講中國文化，不要偏廢，更不要弄錯方向。關于道家與道教的學術思想，它影響中國曆史文化的巨大和悠久，實在源遠流長，普遍深入每一部分。例如以中國的宗教與哲學而言，佛教經典及佛學內容的翻譯，有許多名詞、術語，以及注釋與疏述，很多地方，都是借重道家學術思想的名辭和義理；當然，後來道家與道教，有很多是采納融會佛教學理的學術思想，那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至于儒家學術，以及侈談玄之又玄的思致辨慧，更離不開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莊子、列子的學問。其他如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學、藝術、工業、農事等等，無不與道教前身的道家學術思想有關。我們爲了盡量簡化來做大概的介紹，列舉最重要，而且最普遍、最熟悉的事，莫如中華民族以及各地方所有的風俗習慣，尤其是過去的農業社會，漁獵社會，平原生活、海洋生活與高原生活，對于五候、六氣、二十四節氣的關系與重視，幾乎與整個的生活打成一片，不可分離，這都由于傳統道家學術思想的影響，直達叁千年之久。其次，如過去民間歲時過年的伏臘、送竈、元旦、祭天地祖宗、正月初七的人日、初九的九皇誕、正月十五的上元節、春社的宴會、二月十二日的花朝、叁月叁日的上墳掃墓、五月端午的插菖蒲、飲雄黃酒、六月六日的曬曝、七月七的乞巧、七月十五的中元鬼節、八月十五的中秋、九月九的登高等等，不盡細說的風俗習慣，都由于道教思想所形成。若在一般民間迷信道教觀念的習慣而言，幾乎每一個月當中，便有大半時間，都在禁忌與信守之中，簡直不敢錯走一步。至于婚喪慶吊等與禮儀有關的習俗，無一不從道家的觀念而來，但是，這些種種的習慣風俗，我們只要試讀《禮記》與《荊楚歲時記》等書，便可知道其淵源久遠，而且是儒、道本不分家的綜合文化，我們因爲生活在道家學術思想之中過的太久了，反而忘其所以，致使自己對于道家內容太過陌生，豈非有違常理。
至于講到道家及道教與中國文化教育的密切關系，更爲重要，我們都只知道中國過去教育的目的，大體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線，爲建立人倫道德，至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教育，所謂功名科第，僅是它的余事而已。然而因爲後儒對于道、佛兩教，素來便有視爲異端的因襲觀念，所以對于道家與道教在中國教育文化上的功勞，都是陰奉陽違，忘其所以。現在在這個階段，總算還有若幹前輩的長老，尚在人世，可以證明我的所說。所以我肯定地說一句話：中國過去的教育，與中國前輩讀書人的知識分子，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大多都以儒家的思想做規範，以道家與道教的精神做基礎，這是什麼理由呢？這便是道教兩本書的力量：(1)《文昌帝君陰骘文》。(2)《太上感應篇》。這兩本書的內容，等于便是道家與道教的戒條，也就是中國文化教人爲善去惡的教育範本，它以天道好還，福善禍淫的因果律做根據，列舉許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條規，由做人做事而直達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爲標准。從漢、魏開始，經晉代抱樸子的提倡，一直流傳到兩叁千年。它主張的道德，是著重在陰德的修養，所謂陰德，便是民間俗話所說的陰功積德；陰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見，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陰德了。由此思想觀念的發展，過去認爲科第功名的中取與否，除了文章學問以外，更重要的，便是靠爲善去惡，陰功積德的結果。因此，很多世代書香的人家，盡管大門口貼著“僧道無緣”的標語…
《禅宗與道家(下)》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