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新時代的起點追憶弘一大師

　　作者：學誠法師

　　編者按：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法師在“紀念弘一大師圓寂70周年”活動之後，接受弘化社《弘化》雜志專訪。

　　《弘化》記者：弘一大師圓寂至今已70周年，在這70年之中，您認爲中國佛教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弘一大師在近代中國佛教中，占據什麼樣的地位？我們如何去認識？

　　學誠法師：中國佛教在20世紀雖曆經挫折磨難，但憑藉佛教的深厚底蘊與頑強生命力，在廣大佛教徒的努力護持下，終于從荊棘叢生中辟出生路，重振生機，弘教方式正逐步現代化，並有了相當多的實踐經驗和一批成功典範。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叁大語系佛教徒從此有了一個全國性聯合組織。中國佛教協會以“人間佛教”思想爲指南，多年來在政府的支持和四衆弟子的努力下，在寺院管理、僧衆教育以及規範傳戒等方面在全國佛教界發揮了規範及指導作用；通過大災大難時對佛教徒的赈災動員以及參與實際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進一步發揮出佛教界對國家和社會的積極作用；叁屆“世界佛教論壇”的舉辦，進一步凝聚了中國佛教的力量，使之爲促進社會和諧與世界和平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貢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佛教協會多年來的大力倡導和組織下，我國漢傳佛教叁壇大戒的傳授日趨規範和健康，如今的局面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進入21世紀，中國佛教除了進一步完成社會化的轉換以外，還面臨著全球化的挑戰與機遇。如何將佛教傳統的教理教義與最新的現代文明成果相結合，如何讓佛教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這也是新的時代大家需要去認真思考和實踐的。同時，如今佛教受到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寺院商業化現象嚴重，在不少地方也出現僧源不足的現象。弘一大師是我國近代文藝先驅、教育家、著名愛國高僧、律學宗師。太虛大師在弘一大師示寂後寫挽詩贊譽：“以教印心，以律嚴身，內外清淨，菩提之因。”前會長趙樸初居士曾評價：“精持梵行，嚴淨毗尼，著述等身，中外敬仰”,“自清末以來，各宗大德闡教明宗，競擅其美。其以律學名家，戒行精嚴，缁素皈仰，薄海同欽者，當推弘一大師爲第一人”。大師的偉大，不僅體現在其自身品格的嚴明清淨，更體現在他對佛教事業不遺余力的奉獻與發揚上。他戮力纾解，使強占寺院的“廟産興學”運動化爲無殃；創辦佛教養正院，培育法門幼子；深願大行，重樹南山律幢，使南山律學重興于末法時代，奠定了中國佛教複興的堅固基石。大師對國家充滿了深厚感情，在國家社會處于危難之際，爲民族大義挺身而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是其愛國護教思想的高度濃縮。弘一大師有著嚴肅的做人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在所涉及的藝術、教育、宗教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爲後人留下了豐厚的精神文化遺産，在中國文化史和中國佛教史上都有著相當高的地位。

　　《弘化》記者：您的家鄉在福建省，福建自古佛法興盛，被譽爲佛國。弘一大師晚年即在東南(福建)等地輾轉，弘法度生，這對您有著怎樣的影響？弘一大師的弟子圓拙老法師又是您的依止師，能否爲我們開示一下您的出家及修行，和弘一大師的戒行高品又有怎樣的因緣？

　　學誠法師：弘一大師在承天寺時，有一次曾對人講：“弘一是閩南人。”大師希望自己能用弘一這個名字爲閩南人做一點事。大師在閩期間，極力推動僧教育，在大師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感召下，福建佛教的整體形象得到了相應提高。同時，有許多致力于弘揚律學的僧青年，追隨于弘一大師左右，並最終成爲持戒嚴謹、甘于淡泊的人天師範。圓拙老法師堪稱弘一大師的衣缽傳人。1936年老法師入閩南佛學院求學，在養正院親近弘一大師，從大師的言傳身教中，深刻地認識和體會到戒律對佛法住世的重要。尤其將大師教導僧青年應注意的四項——惜福、習勞、持戒、自尊，奉爲圭臬。圓老一開始就非常注重戒律，培養律製人才。現在漢地律學做得比較好的寺廟，都跟圓老有關系。在圓老以身作則的行爲感召下，福建佛學院、莆田廣化寺的學風、道風、寺風建設得到了全國佛教界的認同。我16歲到莆田廣化寺出家，得到他老人家的悉心栽培。我能有今天，與這位老法師有著很深的因緣。以圓拙法師曾經親近過的印光大師、弘一大師兩位來說，印光大師老實，弘一大師認真，所以圓拙法師就教導我既要老實，又要認真。我一直遵照老人家的教導來爲人處世。弘一大師在家的時候，無論是去日本留學也好，在杭州教書也好，出家以後持戒也好，弘法也好，都是非常認真，也就是幹哪一行，就像哪一行，精哪一行，成就哪一行。這也是非常高的境界。

　　《弘化》記者：弘一大師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從事教育事業多年。弘一大師出家之後，也十分注重佛教教育，曾創辦佛教“養正院”，培養法門幼子。您認爲，弘一大師對近代佛教教育的貢獻有哪些？這和他早年的經曆有什麼樣的關聯？

　　學誠法師：弘一大師對近代佛教教育的貢獻，一是弘揚戒律。弘一大師爲近代南山律宗中興之祖，對弘揚律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大師一方面專門培育律學人才，其弟子對大陸及東南亞佛教影響甚大；一方面對律典作了大量整理簡化的工作，如以列表的形式將比丘戒相條理化，爲後人學習戒律提供了方便，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重視僧格。弘一大師終其一生持戒精嚴，世所敬仰，是所有出家人效學的典範。正如大師在辦佛教養正院的開示中說：“要曉得我們出家人，就所謂僧寶”，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大師的行誼風範和悲心宏願，對僧格教育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弘一大師的這些重要貢獻，與他早年教育和教學經曆有著密切聯系。大師幼年便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5歲時便隨母親讀誦名詩格言，7歲時日課《百孝圖》、《返性篇》和《格言聯璧》等。中國傳統教育以培養聖賢爲目標，以人格教育爲核心，注重“禮”的培養。大師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學期間，很好貫徹了這些原則，提倡“器識爲先，文藝爲後”，並且能夠以身作則，教化感染了大批學子，成效卓著。

　　《弘化》記者：近代佛教的複興，離不開多位高僧大德的嘔心瀝血、精勤弘傳。比如太虛大師、虛雲大師、印光大師、弘一大師等等，都從不同的路徑爲近代佛教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弘一大師肩挑複興南山律宗之重任，頭陀苦行，走出一條“毗尼興法”之路。能否談談近代中國佛教複興的關鍵是什麼？在當今社會，弘傳戒律的意義何在？

　　學誠法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近代中國佛教之所以能夠複興，關鍵在于那時出了一批具有高尚僧格的大德，同時他們也非常重視培養他人的僧格。僧格是僧人特有的品格，是在世間優秀德行的基礎上，特具出世精神的人格特質。擁有高尚僧格的僧人，定具有強大的道德感染力和感召力，對佛法住持與興隆起到主要作用。同時，這些大師都有強烈的護教、興教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不忍衆生苦，不忍聖教衰”，從而殚精竭慮尋找複興佛教的途徑。在當今社會，佛教的複興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關鍵的也是僧人的僧格。僧格包含許多方面，如人品端良、信仰純正等。其中，持戒是僧格的關鍵，也是出家人的本分。明末清初以來，戒學不振、定慧偏弘逐步演變爲漢傳佛教的一種普遍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說，佛教界整體上對戒律的重要地位認識不足，正是漢傳佛教遭遇諸多曆史曲折的主要內因。如果說經論是抽象的理論原則，那麼戒律就是具體的實踐規則。抽象的理論必須通過具體的規則才具有可操作性，才能落實爲真實的淨化作用和教化力量。准確理解和把握這一精神，無論是對于個人的修學辦道，還是對于佛教的健康發展，都是極爲關鍵的。元照律師說：“佛法二寶，並假僧弘；僧寶所存，非戒不立。”(《 資 持 記 》)由此可見，僧才建設與戒律弘揚兩者密不可分，相輔相成，實爲一體之兩面。僧才的培養離不開戒律的弘揚，戒律的弘揚必然促進僧才的培養。戒律對個人而言可以止惡防非，另一個重要作用是能夠保持僧團的清淨與和合。是否以戒律作爲行動的准則，不僅事關個人修學，而且關系到團體的和合與發展，這也是“以戒爲師”的重要內涵。上世紀弘一大師重興南山律宗，從而奠定了近代中國佛教複興的基礎。在科技迅速發展的當今社會中，如何將戒律與清規、管理製度相結合，更好地適應複雜多變的社會形勢，從而有利于高尚僧格的培養和佛教團體的健康發展，是目前佛教能否複興的主要因素。

　　記者：您曾在《僧格的養成和完善》一文中提出，當今錯綜複雜的社會環境需要加強僧格教育。在當今社會，僧格的內涵有哪些內容？弘一大師又在哪些方面爲我們做出了震古爍今的表範？您在僧團建設過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問題？如何解決？請爲我們舉出一些實例。

　　學誠法師：如文中提到的，我認爲當今社會，出家人應該具備的僧格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人品端良。優秀的人格是僧格的基礎。大師對母親的感情甚笃，感人至深。大師聽天臺靜權法師宣講《地藏經》時，當著大衆哽咽涕泣如雨，那是追念母愛的天性流露。大師爲人十分謙恭，有那樣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卻從不以師長自居。大師的勤儉也深爲人稱道。第二，信仰純正。這是僧格的根本。最主要是相信佛、法、僧叁寶的功德和相信因果真實不虛，這是大師尤其強調的。第叁，道心堅固。這是僧格的核心。它是出家人與在家人最重要的區別。道心的內涵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志向高遠，出家人應以超脫生死、成就佛道和誓度衆生爲志；二是離欲舍俗，出家人就應決志舍棄種種名聞利養、親友俗情，志存菩提，一心向道。大師在示寂前曾開示道：“出家要自尊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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