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師弘律因緣探究》——溫金玉
弘一法師(1880—1942)爲近代南山律中興之祖，一生持律嚴謹，對律學的弘揚貢獻良多。以戒爲師可以說是法師在其僧侶生涯中始終奉行的准則。持戒是其僧格的完美寫照，弘律則是其生死以之的事業。法師的出家因緣不管後人有如何的演繹，但披剃爲僧卻是不爭的事實。同樣，弘一法師的弘律雖是世人共矚，然其間的因緣曲直亦是耐人尋味。
民國七年(1918)，弘一法師39歲時，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未久即于杭州靈隱寺受具足戒，法名演音，號弘一。晚年號晚晴老人，[1]又號二一老人[2]。初出家時，便讀《梵網經合注》、《靈峰宗論》，有感于僧界之所以爲世所诟病者，以不守戒律之故，乃發願畢生精研戒法。更因閱讀馬一浮居士所贻見月律師的《傳戒正範》和蕅益大師的《毗尼事義集要》，知諸緣不具，實不得戒。他是一個事事認真、處處用心之人，遂發心學戒，深究毗尼。出家初期居住嘉興精嚴寺、西湖玉泉寺閱藏，因俗友門生來訪頻繁，不便修道，遂至浙江新城貝山掩關，披閱《四分律》與南山律疏。後又至西湖玉泉寺，得見義淨所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及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他說：“庚申(1920年)之夏，余居錢塘玉泉龛舍(玉泉寺)，習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又閱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3]並贊歎義淨“博學強記，貫通律學精微，非至印度之其他僧人所能及，實空前絕後的中國大律師。”[4]這是他初出家時閱律的經曆與感受。他認爲有部律較舊律爲善，在《余弘律之因緣》一文中回憶說：“庚申之春，自日本請得古版南山、靈芝叁大部，計八十余冊。辛酉之春，始編《戒相表記》。六月，第一次草稿乃訖。以後屢經修改，手抄數次。是年閱藏，得見義淨所譯《有部律》及《南海寄歸內法傳》，深爲贊歎，謂較之舊律爲善。故《四分律戒相表記》……屢引義淨之說，以糾正南山。其後自悟輕謗古德有所未可，遂塗抹之。……以後雖未敢謗毀南山，但于叁大部仍未用心窮研，故即專習《有部律》，二年之中，編有《有部犯相摘記》一卷，《自行抄》一卷”。[5]從中看出，弘一法師最初接觸的是南山律，但最後是傾心于有部律的，並對有部律用功甚深，用時甚久。其時從日本請回中國久已失傳的南山宗叁大部的徐蔚如居士聞知後，力勸弘一法師改學南山律。弘一法師後來說：“徐蔚如居士，創刻經處于天津，專刻《南山宗律書》……曆十余年，乃漸完成。徐居士其時聞余宗有部而輕南山，嘗規勸之，以吾國千余年來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宏律，宜仍其舊貫，未可更張，余于是有兼學南山之意。爾後此意漸次增進，至辛未(1931年)二月十五日，乃于佛前發願：棄舍有部，專學南山，隨力弘揚，以贖昔年輕謗之罪。”[6]從1921年初次涉獵有部律，至1931年他在橫塘鎮法界寺佛前發願舍棄有部而專心于南山律，已是悠悠十年的光陰。
從此，弘一法師撇開用心十年的有部律，潛心于南山律。1931年弘一法師在《學南山律誓願文》中寫道：“弟子演音，敬于佛前發弘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際，誓舍身命，願護弘揚南山律宗，願以今生盡此形壽，悉心竭誠，熟讀窮研《南山律鈔》及《靈芝記》，精進不退，誓求貫通，編述《表記》，流傳後代，冀以上報叁寶深恩，速證無上正覺。”[7]更于1933年，在泉州承天寺，偕同“南山律苑”12位師生，在佛前焚化《南山律苑住衆學律發願文》：“誓盡心爲宣揚七百余年淹沒不傳之南山佛教，流布世間。”此後的十多年中，幾乎無日不在律藏中，研討探究，發揚深顯，致力于弘揚南山律。
依法師年譜來看，他接觸南山律應早于有部律，但起先十年爲什麼會崇有部而貶南山呢？弘一法師鍾情于義淨律師所推崇的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兩位大師爲什麼會同具慧眼，懷抱不異？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的殊勝之處何在？弘一大師又爲何最後放棄有部律去弘宣南山宗呢？真的如一般資料所說是在徐蔚如居士勸導幾句後就能改變嗎？說一切有部律與南山律到底有哪些區別之處？中國律宗從道宣至弘一法師一脈相承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首先來看當事人自己的解釋。弘一法師在1935年的講演中回憶說：“關于《有部律》，我個人起初見之甚喜，研究多年；以後朋友勸告，即改習南山律。其原因是：南山律依《四分律》而成，又稍有變化，能適應我國僧衆之根器。”[8]並說“此余由“新律家”而變爲“舊律家”之因緣，亦即余發願弘南山之因緣也。”[9]臺灣研究弘一法師的權威學者陳慧劍居士在《弘一大師論》一書中認爲“弘一大師在這篇文章(《余弘律之因緣》)中，已清楚地將他爲何“由《有部律》轉爲學《南山律》的原因”說得很清楚了。”[10]其實仔細研讀，從這一篇不足600字的短文中我們還是不太明了大師爲何要有這樣的轉變,換一種說法，也就是我們欲知其改習南山律的深層文化因由究竟是什麼？
律法在中國的流傳自古有五部之說。在五部律中，最先譯出的是《十誦律》。《十誦律》是薩婆多部的廣律。姚秦弘始六年(404)，專精《十誦律》的沙門弗若多羅來長安，與鸠摩羅什共譯《十誦律》。律文尚未譯完，弗若多羅便逝世。後有昙摩流支攜此律梵本來長安，複與羅什共譯，成58卷。譯文尚未刪改整理，羅什又逝世。再後有卑摩羅叉來長安，對譯本重加校訂，改最後一誦爲《毗尼誦》，並譯出《十誦律毗尼序》放在最末，始開爲61卷。這就是現行的《十誦律》。昙無德部廣律《四分律》，于弘始十年(408)，由善誦昙無德部律的佛陀耶舍誦出梵文，竺佛念譯爲秦言，初成44卷，今開爲60卷。《僧祇律》梵本是由法顯從印度求來，于義熙十四年(418)在道場寺與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成40卷。彌沙塞部的廣律《五分律》亦經佛陀什和竺道生于劉宋景平二年(424)譯出，成30卷。至于迦葉遺部，至東魏定武元年(543)，由般若流支譯出《解脫戒經》1卷，其廣律始終沒有譯就。隨著廣律的譯出，解釋廣律的論著也陸續譯出，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毗尼母論》8卷、《摩得勒伽論》10卷、《善見論》18卷、《薩婆多論》9卷、《明了論》1卷。這就是中國律學的“四律五論”。
自廣律譯出以來，除《五分律》未曾弘通外，《十誦律》、《僧祇律》曾盛行于宋、齊、梁之間。江南一帶多尊崇《十誦律》，關中及其它地方，則多尚《僧祇律》。其中，《十誦律》最爲盛行，曾獨領風騷數百年。但在中國佛教史上，最後能弘通獨盛、蔚成一宗的，只有《四分律》。
道宣(596—667)，唐代律僧，爲南山律宗創立者。後人因他長期居終南山，並于山中研究弘宣《四分律》，創立了他的律學範疇體系，即稱他所傳弘的《四分律》學爲南山宗，並稱他爲南山律師。其所著《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四分律拾毗尼義鈔》、《四分律比丘尼鈔》，稱爲南山律學五大部，對《四分律》進行了劃時代的歸納整理，闡發了他爲律學開宗的見解，奠定中國律宗萬世不拔之基業，至今漢地僧團仍以其南山律爲行持的楷模。
佛教流傳過程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僧團的戒律問題。僧團的綱紀是“以戒爲師”，但中國佛教早期對戒律的理解與诠釋卻存在著種種不同的分歧，在實踐上更是各行其是。如道宣就指出：“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戒，並誦法正之文，至于行護隨相，多委師資相襲，緩急任其去取，輕重互而裁斷。”[11]有鑒于此，許多法師西出陽關，就是要實地考察印度本土僧團的修行實踐，從東晉法顯至唐時義淨，莫不如此。義淨(635—713)西行求法就是想用印度“正統”的典範來修正或規約當時中土僧團的偏失。回國後他系統翻譯了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典達200余卷。這就是弘一法師所稱的“新律家”。在中國律學史上所謂“新律”，便是指義淨叁藏所譯《有部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因《有部律》是由梵文漢譯中國律典中最後一部新典，有別于《四分律》等四部舊譯，所以稱爲“新律”。其實，義淨在未回國之前，便寫有《南海寄歸內法傳》4卷，詳細地記載了自己曆時25年、遊經30余國所見所聞的印度佛教的僧伽製度和戒律規範，先行寄回國。《南海寄歸內法傳》的每一章在介紹印度僧團某一方面的情況後，幾乎總要對比中國僧團的情形，直接或間接地對當時中國寺院的狀況進行批評。義淨回國之際，正是諸部雜弘、而道宣南山律宗逐漸盛行之時，義淨面對當時持律者諸部互牽，混淆派別，律家章疏繁雜，不切踐行的狀況，提出了批評：“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盛。而雲《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夾，以爲題目。詳觀四部之差，律儀殊異，重輕懸隔，開製迢然。出家之侶，各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己重條，用製開文，見嫌余製。若爾則部別之義不著，許遮之理莫分。”[12]其矛頭有時直指南山一系：“且神州持律，諸部互牽，而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五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犯持，顯而還隱，遂使覆一篑而情息，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髭而成；中下之徒，白首甯就。律本自然落漠，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爲成則。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考其功也，實致爲山之勞；核其益焉，時有海珠之潤。”[13]義淨表達了他對當時律法混雜弘布的不滿。
反觀南山律宗，其事理正是義淨抨擊之處。佛教史上評《四分》創宗者道宣在律學上的主要成就，即在于他對于《四分律》的開宗弘化，以及他生平力學、綜攬諸部、會通大小以成一家之言的創見。道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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