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弘律因缘探究》——温金玉
弘一法师(1880—1942)为近代南山律中兴之祖，一生持律严谨，对律学的弘扬贡献良多。以戒为师可以说是法师在其僧侣生涯中始终奉行的准则。持戒是其僧格的完美写照，弘律则是其生死以之的事业。法师的出家因缘不管后人有如何的演绎，但披剃为僧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样，弘一法师的弘律虽是世人共瞩，然其间的因缘曲直亦是耐人寻味。
民国七年(1918)，弘一法师39岁时，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未久即于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年号晚晴老人，[1]又号二一老人[2]。初出家时，便读《梵网经合注》、《灵峰宗论》，有感于僧界之所以为世所诟病者，以不守戒律之故，乃发愿毕生精研戒法。更因阅读马一浮居士所贻见月律师的《传戒正范》和蕅益大师的《毗尼事义集要》，知诸缘不具，实不得戒。他是一个事事认真、处处用心之人，遂发心学戒，深究毗尼。出家初期居住嘉兴精严寺、西湖玉泉寺阅藏，因俗友门生来访频繁，不便修道，遂至浙江新城贝山掩关，披阅《四分律》与南山律疏。后又至西湖玉泉寺，得见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及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他说：“庚申(1920年)之夏，余居钱塘玉泉龛舍(玉泉寺)，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又阅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3]并赞叹义净“博学强记，贯通律学精微，非至印度之其他僧人所能及，实空前绝后的中国大律师。”[4]这是他初出家时阅律的经历与感受。他认为有部律较旧律为善，在《余弘律之因缘》一文中回忆说：“庚申之春，自日本请得古版南山、灵芝三大部，计八十余册。辛酉之春，始编《戒相表记》。六月，第一次草稿乃讫。以后屡经修改，手抄数次。是年阅藏，得见义净所译《有部律》及《南海寄归内法传》，深为赞叹，谓较之旧律为善。故《四分律戒相表记》……屡引义净之说，以纠正南山。其后自悟轻谤古德有所未可，遂涂抹之。……以后虽未敢谤毁南山，但于三大部仍未用心穷研，故即专习《有部律》，二年之中，编有《有部犯相摘记》一卷，《自行抄》一卷”。[5]从中看出，弘一法师最初接触的是南山律，但最后是倾心于有部律的，并对有部律用功甚深，用时甚久。其时从日本请回中国久已失传的南山宗三大部的徐蔚如居士闻知后，力劝弘一法师改学南山律。弘一法师后来说：“徐蔚如居士，创刻经处于天津，专刻《南山宗律书》……历十余年，乃渐完成。徐居士其时闻余宗有部而轻南山，尝规劝之，以吾国千余年来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宏律，宜仍其旧贯，未可更张，余于是有兼学南山之意。尔后此意渐次增进，至辛未(1931年)二月十五日，乃于佛前发愿：弃舍有部，专学南山，随力弘扬，以赎昔年轻谤之罪。”[6]从1921年初次涉猎有部律，至1931年他在横塘镇法界寺佛前发愿舍弃有部而专心于南山律，已是悠悠十年的光阴。
从此，弘一法师撇开用心十年的有部律，潜心于南山律。1931年弘一法师在《学南山律誓愿文》中写道：“弟子演音，敬于佛前发弘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愿护弘扬南山律宗，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律钞》及《灵芝记》，精进不退，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深恩，速证无上正觉。”[7]更于1933年，在泉州承天寺，偕同“南山律苑”12位师生，在佛前焚化《南山律苑住众学律发愿文》：“誓尽心为宣扬七百余年淹没不传之南山佛教，流布世间。”此后的十多年中，几乎无日不在律藏中，研讨探究，发扬深显，致力于弘扬南山律。
依法师年谱来看，他接触南山律应早于有部律，但起先十年为什么会崇有部而贬南山呢？弘一法师钟情于义净律师所推崇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两位大师为什么会同具慧眼，怀抱不异？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殊胜之处何在？弘一大师又为何最后放弃有部律去弘宣南山宗呢？真的如一般资料所说是在徐蔚如居士劝导几句后就能改变吗？说一切有部律与南山律到底有哪些区别之处？中国律宗从道宣至弘一法师一脉相承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当事人自己的解释。弘一法师在1935年的讲演中回忆说：“关于《有部律》，我个人起初见之甚喜，研究多年；以后朋友劝告，即改习南山律。其原因是：南山律依《四分律》而成，又稍有变化，能适应我国僧众之根器。”[8]并说“此余由“新律家”而变为“旧律家”之因缘，亦即余发愿弘南山之因缘也。”[9]台湾研究弘一法师的权威学者陈慧剑居士在《弘一大师论》一书中认为“弘一大师在这篇文章(《余弘律之因缘》)中，已清楚地将他为何“由《有部律》转为学《南山律》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了。”[10]其实仔细研读，从这一篇不足600字的短文中我们还是不太明了大师为何要有这样的转变,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我们欲知其改习南山律的深层文化因由究竟是什么？
律法在中国的流传自古有五部之说。在五部律中，最先译出的是《十诵律》。《十诵律》是萨婆多部的广律。姚秦弘始六年(404)，专精《十诵律》的沙门弗若多罗来长安，与鸠摩罗什共译《十诵律》。律文尚未译完，弗若多罗便逝世。后有昙摩流支携此律梵本来长安，复与罗什共译，成58卷。译文尚未删改整理，罗什又逝世。再后有卑摩罗叉来长安，对译本重加校订，改最后一诵为《毗尼诵》，并译出《十诵律毗尼序》放在最末，始开为61卷。这就是现行的《十诵律》。昙无德部广律《四分律》，于弘始十年(408)，由善诵昙无德部律的佛陀耶舍诵出梵文，竺佛念译为秦言，初成44卷，今开为60卷。《僧祇律》梵本是由法显从印度求来，于义熙十四年(418)在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成40卷。弥沙塞部的广律《五分律》亦经佛陀什和竺道生于刘宋景平二年(424)译出，成30卷。至于迦叶遗部，至东魏定武元年(543)，由般若流支译出《解脱戒经》1卷，其广律始终没有译就。随着广律的译出，解释广律的论著也陆续译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毗尼母论》8卷、《摩得勒伽论》10卷、《善见论》18卷、《萨婆多论》9卷、《明了论》1卷。这就是中国律学的“四律五论”。
自广律译出以来，除《五分律》未曾弘通外，《十诵律》、《僧祇律》曾盛行于宋、齐、梁之间。江南一带多尊崇《十诵律》，关中及其它地方，则多尚《僧祇律》。其中，《十诵律》最为盛行，曾独领风骚数百年。但在中国佛教史上，最后能弘通独盛、蔚成一宗的，只有《四分律》。
道宣(596—667)，唐代律僧，为南山律宗创立者。后人因他长期居终南山，并于山中研究弘宣《四分律》，创立了他的律学范畴体系，即称他所传弘的《四分律》学为南山宗，并称他为南山律师。其所著《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比丘尼钞》，称为南山律学五大部，对《四分律》进行了划时代的归纳整理，阐发了他为律学开宗的见解，奠定中国律宗万世不拔之基业，至今汉地僧团仍以其南山律为行持的楷模。
佛教流传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僧团的戒律问题。僧团的纲纪是“以戒为师”，但中国佛教早期对戒律的理解与诠释却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分歧，在实践上更是各行其是。如道宣就指出：“自律部东阐六百许年，传度归戒，多迷体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见纷其交杂。海内受戒，并诵法正之文，至于行护随相，多委师资相袭，缓急任其去取，轻重互而裁断。”[11]有鉴于此，许多法师西出阳关，就是要实地考察印度本土僧团的修行实践，从东晋法显至唐时义净，莫不如此。义净(635—713)西行求法就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修正或规约当时中土僧团的偏失。回国后他系统翻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典达200余卷。这就是弘一法师所称的“新律家”。在中国律学史上所谓“新律”，便是指义净三藏所译《有部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因《有部律》是由梵文汉译中国律典中最后一部新典，有别于《四分律》等四部旧译，所以称为“新律”。其实，义净在未回国之前，便写有《南海寄归内法传》4卷，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历时25年、游经30余国所见所闻的印度佛教的僧伽制度和戒律规范，先行寄回国。《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每一章在介绍印度僧团某一方面的情况后，几乎总要对比中国僧团的情形，直接或间接地对当时中国寺院的状况进行批评。义净回国之际，正是诸部杂弘、而道宣南山律宗逐渐盛行之时，义净面对当时持律者诸部互牵，混淆派别，律家章疏繁杂，不切践行的状况，提出了批评：“然东夏大纲，多行法护。关中诸处，僧祇旧兼。江南岭表，有部先盛。而云《十诵》、《四分》者，多是取其经夹，以为题目。详观四部之差，律仪殊异，重轻悬隔，开制迢然。出家之侣，各依部执，无宜取他轻事，替己重条，用制开文，见嫌余制。若尔则部别之义不著，许遮之理莫分。”[12]其矛头有时直指南山一系：“且神州持律，诸部互牵，而讲说撰录之家，遂乃章钞繁杂。五篇七聚，易处更难。方便犯持，显而还隐，遂使覆一篑而情息，听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苍髭而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律本自然落漠，读疏遂至终身。师弟相承，用为成则。论章段则科而更科，述结罪则句而还句。考其功也，实致为山之劳；核其益焉，时有海珠之润。”[13]义净表达了他对当时律法混杂弘布的不满。
反观南山律宗，其事理正是义净抨击之处。佛教史上评《四分》创宗者道宣在律学上的主要成就，即在于他对于《四分律》的开宗弘化，以及他生平力学、综揽诸部、会通大小以成一家之言的创见。道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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