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師與唐太宗、高宗——初唐政教關系的個案研究
宋道發
引 言
衆所周知，玄奘法師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佛經翻譯家，其譯經事業的輝煌成就，是與李唐王朝的支持密不可分的。不過，對于玄奘經由怎樣的努力及付出多大的代價爭取到唐太宗李世民與高宗李治對譯經的支持，恐怕就知者不多了。很多人以爲，玄奘深受太宗與高宗二帝的禮敬，甚至有說玄奘與二帝之間存在親密的友誼關系。通過檢討有關史料，我們發現，玄奘與二帝之間的友誼關系難以成立，二帝對玄奘的禮敬也只是表面現象。
究其實際，玄奘與二帝的關系至爲微妙。一方面，玄奘法師深知，“內闡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在帝王”[i]，遂以如履如臨的謹慎態度，施展其深妙的智慧和無礙的辯才，從容周旋于帝王將相之間，不僅贏得了太宗、高宗二帝的禮敬和王公大臣的傾慕，更得到了朝廷對譯經的人力、物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唐初的宗教政策有所影響。與此同時，玄奘法師雖處朱紫之中，不改素絲之質，始終保持清虛自守的沙門本色和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雖常爲帝王之顧問，卻絕非朝廷的附庸。
另一方面，太宗、高宗二帝對佛教並無深切的體認與誠摯的信仰，他們之待玄奘，遠不如前秦符堅之待道安、後秦姚興之待鸠摩羅什友善；二帝之支持玄奘譯經，更不能和姚興之支持鸠摩羅什相比。二帝欣賞玄奘的才華，欲收歸己用而不能，同時又對這位名振五印、譽滿華夏，具有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法門領袖心存忌憚，遂決定以譯事相牽製，將玄奘置于朝廷的掌握之中，使玄奘的宗教權威不至對帝王的權威構成威脅。在這種情勢之下，玄奘深知，譯經弘法，茲事體大，言行舉止稍有疏忽，就會使譯業頓廢，法雨停注。故而不得不想方設法化解帝王之猜疑，竭力維持朝廷對譯經的有限支持。
玄奘法師與太宗、高宗之間這種複雜而微妙的關系，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初唐政教關系的絕佳範例。以下便以時間爲經、事件爲緯，對玄奘與二帝的關系試作分析，祈請方家教示。
一、玄奘與太宗
玄奘與太宗的關系，最早應從玄奘西行求法說起。
玄奘法師天資穎悟，聰敏絕異。少年出家，遊學各地，遍參時賢名宿，詳考各家之說。佛法本是圓極之理，各家各派卻互有歧異，然皆以聖典爲據，令人無所適從。玄奘遂立志西遊，以問所惑。貞觀元年(627)初，玄奘至長安，准備西行。
“結侶陳表，有敕不許。諸人鹹退，唯法師不屈。”[ii]
玄奘一邊待機而動，一邊加緊鍛煉身體，調伏、堪忍衆苦；努力學習西域各國語言，數日即通一種，繼續爲西行作更充分的准備。至本年八月，天賜良機。因河南隴右時遭霜儉，朝廷允許道俗四出就食，玄奘便混迹于災民，一路西行，沿途得多人之助，潛行出關，開始了“孤身萬裏遊”的求法曆程。因是犯禁出行，故在歸國之時，行至于阗，不得不先行上表，請求太宗赦其偷渡之罪；歸國初見太宗，又受太宗呵責。此是後話。
玄奘到中天竺那爛陀寺，師事戒賢老法師，虛心聽受《瑜伽師地論》等諸部大論，並咨決所疑。在戒賢門下，玄奘後來居上，以其內外通洽、辯才如注，令前來論難的外道及大小乘諸師，無不心悅誠服而去。貞觀十六年(642)臘月，在戒日王爲其召集的曲女大會上，面對來自五印的叁千多名外道及大小乘諸師，玄奘作爲論主稱揚大乘宗義，十八日無人堪與爭鋒。大、小二乘分別贈以“大乘天”和“解脫天”的尊號，名流五印，聲振嶺表，叁學之士，仰之如天。玄奘謝絕了那爛陀寺諸師及印度諸王的挽留，滿載經像返國。
貞觀十七年(643)春夏之際，玄奘到達于阗，便停止不前，原因略如下：一是派人至屈支、疏勒尋訪渡河所失經本，二是于阗王挽留講經，最後、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即等待唐朝皇帝允許歸國的诏令。到于阗後，玄奘乃修表使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人入朝，陳述以前往印度求法，今達于阗的情況，請求皇帝赦其“冒越憲章，私往天竺”之罪。否則，玄奘斷不敢前行。唐太宗爲國史上少見的英明豁達之君，覽玄奘上表，對這位偷渡出境、載譽而歸的留學僧當即表示熱烈歡迎，催其速歸，並令各地官司沿途迎送。玄奘到沙州，又上表太宗。此時的太宗正在洛陽忙于出征遼東的軍事，覽表得知玄奘法師將至長安，敕西京留守房玄齡使有司接待。玄奘爲了趕在大軍出征前見到太宗，于是加速行進。終于在貞觀十九年(645)正月至長安。
玄奘回國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長安百姓誰不想一睹這位譽滿中外的法師的風儀。及玄奘一行至長安西郊的漕上，從漕上到京城朱雀街都亭驿長達二十余的路上，道俗填塞，如值下生。由于負責接待的有司不知迎接威儀，面對前來觀瞻的數十萬衆，茫然無措。玄奘無法入城，只得停于別館，由士兵通夕守衛。玄奘急于到洛陽見太宗，遂將經像送弘福寺保管，而送經像的場面較前番更爲壯觀：
“自朱雀至弘福十余裏，傾都士女，夾道鱗次”，[iii]“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喧嘩，又倍初至。……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iv]
在如此盛大的迎送場面中，卻不見玄奘的身影，此究竟爲何？道宣說出了個中因由：
“奘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v]
道宣此語可謂意味深長。道宣與玄奘是同時代人，曾參與過玄奘的譯經活動。對于王權治下佛教的艱難處境，道宣與玄奘皆心有慽慽焉。中國古之爲帝王者，絕對無法容忍宗教的權威迕及帝王的權威，更何況玄奘冒禁出遊，雖是載譽而歸，畢竟是帶罪之身，言行舉止稍有不慎，不唯無望得到朝廷對譯經的支持，更有陷于王難之虞。
貞觀十九年二月初，玄奘至洛陽宮見太宗。此時太宗“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令引入朝，期暫相見。”[vi]故知诏見屬于禮節的性質。此時的太宗對佛法並無深切的了解與弘揚的熱誠，而玄奘充分利用這次诏見的相會，以自己廣博的學識、無礙的辯才以及摯誠的祈請，終于獲得了太宗對譯經的支持。同時，玄奘也自願接受朝廷的監管，借以消除太宗的疑慮。自此，玄奘與太宗、高宗二帝長達十九年的、貌合神離的微妙關系開始了。
在這次诏見中，太宗與玄奘談話的過程可謂一波叁折。太宗首先半真半假地責備玄奘西行爲何不報，然後詳問玄奘西遊時沿途所曆諸國的山川形勢、氣候物産風俗等事，玄奘既耳聞目見，記憶無遺，酬對皆有條理。太宗驚歎于玄奘的“詞論典雅，風節貞峻”[vii]，視玄奘遠勝過被苻堅稱爲神器的道安，認爲玄奘足堪輔弼之重任，頓有收歸己用之意，勸玄奘還俗輔政。玄奘固辭得免。太宗談興未盡，而大軍出征在即，欲帶玄奘隨師出征，別更敘談。玄奘亦堅辭得免。最後，玄奘提出到少林寺譯經的請求，太宗初不應允，說：
“法師唐梵俱贍，詞理通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viii]
經玄奘固請，太宗雖同意，但于譯經地點，不同意玄奘所提遠離京師的少林寺，而是定在京城的皇家寺院弘福寺。名義上說，是便于召見，陪駕敘談；真實用意則是，朝廷可從容對玄奘處處節製。而玄奘之欲往少林，其意在遠離煩擾，專心譯經，並無他意。然而，玄奘歸至長安時，百姓傾城而出的盛況，肯定早已有人禀報太宗。太宗對這位才智超人、一心譯經弘法，聲望又如日中天的玄奘法師，不免有所忌憚。玄奘是何等的敏銳，豈能不知太宗心機，當即向太宗表明，他志在譯經報國，無意成爲民衆的宗教領袖，更不會構成朝廷的隱憂。玄奘說：
“百姓無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阛阓。非直違觸憲網，亦爲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ix]
太宗一聽，非常高興地說：
“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爲處分。師可叁五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 [x]
在得到玄奘願意接受朝廷監管的承諾之後，太宗這才完全答應支持譯經。從此以後，玄奘法師“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 [xi]，實在是情非得已，並不全是玄奘“性愛怡簡，不好交遊” [xii]的緣故。
在這次诏見中，玄奘還接受了太宗下達的一個政治任務，即將西行所曆筆錄成書，以供太宗披覽，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記》。太宗並非對玄奘西行的經曆有興趣，而是出于政治、軍事及外交上的考量，欲對西域各國的情況有所了解，故而此書述各國山川形勢、氣候物産風俗等事甚詳。從中也可見太宗此時所關注者，主要是軍政之事，對于譯經並無熱忱。
玄奘從洛陽還長安後，即居弘福寺，在譯經所需人、物就緒之後，玄奘即開始了他的譯經生涯。既是奉敕爲國翻譯，故凡有所譯，玄奘都奉請太宗禦覽。爲了使新譯佛經便于流通，貞觀二十年(646)七月十叁日，玄奘上表，請太宗爲新譯經作序，爲太宗所拒絕。後經玄奘固請，太宗雖應允，卻遲遲不見下文。此亦足征太宗之不喜佛。
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夏，太宗對佛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本年六月，太宗在玉華宮诏見玄奘。太宗愛慕玄奘的學業儀韻，一直想逼勸歸俗，共謀朝政。在洛陽宮诏見之時，太宗曾提及此事，爲玄奘所謝絕。這次太宗又舊事重提，玄奘以五義奏對，廣述太宗神武英明之德，請求太宗勿奪其守戒缁門、闡揚遺法之志。太宗聽後大悅，對玄奘說：
“……既欲敷揚妙道，亦不違犯志可努力。今日已後，亦當助師弘道。” [xiii]
太宗在讀了玄奘新翻訖的《瑜伽師地論》之後，對佛教的看法大變，對侍臣歎道：
“朕觀佛經，譬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法師能于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汀滢之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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