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与唐太宗、高宗——初唐政教关系的个案研究
宋道发
引 言
众所周知，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其译经事业的辉煌成就，是与李唐王朝的支持密不可分的。不过，对于玄奘经由怎样的努力及付出多大的代价争取到唐太宗李世民与高宗李治对译经的支持，恐怕就知者不多了。很多人以为，玄奘深受太宗与高宗二帝的礼敬，甚至有说玄奘与二帝之间存在亲密的友谊关系。通过检讨有关史料，我们发现，玄奘与二帝之间的友谊关系难以成立，二帝对玄奘的礼敬也只是表面现象。
究其实际，玄奘与二帝的关系至为微妙。一方面，玄奘法师深知，“内阐住持，由乎释种；外护建立，属在帝王”[i]，遂以如履如临的谨慎态度，施展其深妙的智慧和无碍的辩才，从容周旋于帝王将相之间，不仅赢得了太宗、高宗二帝的礼敬和王公大臣的倾慕，更得到了朝廷对译经的人力、物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唐初的宗教政策有所影响。与此同时，玄奘法师虽处朱紫之中，不改素丝之质，始终保持清虚自守的沙门本色和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虽常为帝王之顾问，却绝非朝廷的附庸。
另一方面，太宗、高宗二帝对佛教并无深切的体认与诚挚的信仰，他们之待玄奘，远不如前秦符坚之待道安、后秦姚兴之待鸠摩罗什友善；二帝之支持玄奘译经，更不能和姚兴之支持鸠摩罗什相比。二帝欣赏玄奘的才华，欲收归己用而不能，同时又对这位名振五印、誉满华夏，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法门领袖心存忌惮，遂决定以译事相牵制，将玄奘置于朝廷的掌握之中，使玄奘的宗教权威不至对帝王的权威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势之下，玄奘深知，译经弘法，兹事体大，言行举止稍有疏忽，就会使译业顿废，法雨停注。故而不得不想方设法化解帝王之猜疑，竭力维持朝廷对译经的有限支持。
玄奘法师与太宗、高宗之间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初唐政教关系的绝佳范例。以下便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对玄奘与二帝的关系试作分析，祈请方家教示。
一、玄奘与太宗
玄奘与太宗的关系，最早应从玄奘西行求法说起。
玄奘法师天资颖悟，聪敏绝异。少年出家，游学各地，遍参时贤名宿，详考各家之说。佛法本是圆极之理，各家各派却互有歧异，然皆以圣典为据，令人无所适从。玄奘遂立志西游，以问所惑。贞观元年(627)初，玄奘至长安，准备西行。
“结侣陈表，有敕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ii]
玄奘一边待机而动，一边加紧锻炼身体，调伏、堪忍众苦；努力学习西域各国语言，数日即通一种，继续为西行作更充分的准备。至本年八月，天赐良机。因河南陇右时遭霜俭，朝廷允许道俗四出就食，玄奘便混迹于灾民，一路西行，沿途得多人之助，潜行出关，开始了“孤身万里游”的求法历程。因是犯禁出行，故在归国之时，行至于阗，不得不先行上表，请求太宗赦其偷渡之罪；归国初见太宗，又受太宗呵责。此是后话。
玄奘到中天竺那烂陀寺，师事戒贤老法师，虚心听受《瑜伽师地论》等诸部大论，并咨决所疑。在戒贤门下，玄奘后来居上，以其内外通洽、辩才如注，令前来论难的外道及大小乘诸师，无不心悦诚服而去。贞观十六年(642)腊月，在戒日王为其召集的曲女大会上，面对来自五印的三千多名外道及大小乘诸师，玄奘作为论主称扬大乘宗义，十八日无人堪与争锋。大、小二乘分别赠以“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尊号，名流五印，声振岭表，三学之士，仰之如天。玄奘谢绝了那烂陀寺诸师及印度诸王的挽留，满载经像返国。
贞观十七年(643)春夏之际，玄奘到达于阗，便停止不前，原因略如下：一是派人至屈支、疏勒寻访渡河所失经本，二是于阗王挽留讲经，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等待唐朝皇帝允许归国的诏令。到于阗后，玄奘乃修表使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人入朝，陈述以前往印度求法，今达于阗的情况，请求皇帝赦其“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之罪。否则，玄奘断不敢前行。唐太宗为国史上少见的英明豁达之君，览玄奘上表，对这位偷渡出境、载誉而归的留学僧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催其速归，并令各地官司沿途迎送。玄奘到沙州，又上表太宗。此时的太宗正在洛阳忙于出征辽东的军事，览表得知玄奘法师将至长安，敕西京留守房玄龄使有司接待。玄奘为了赶在大军出征前见到太宗，于是加速行进。终于在贞观十九年(645)正月至长安。
玄奘回国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长安百姓谁不想一睹这位誉满中外的法师的风仪。及玄奘一行至长安西郊的漕上，从漕上到京城朱雀街都亭驿长达二十余的路上，道俗填塞，如值下生。由于负责接待的有司不知迎接威仪，面对前来观瞻的数十万众，茫然无措。玄奘无法入城，只得停于别馆，由士兵通夕守卫。玄奘急于到洛阳见太宗，遂将经像送弘福寺保管，而送经像的场面较前番更为壮观：
“自朱雀至弘福十余里，倾都士女，夹道鳞次”，[iii]“京邑僧众，竞列幢帐，助运庄严。四部喧哗，又倍初至。……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废业，七众归承。当此一期，倾仰之高，终古罕类也。”[iv]
在如此盛大的迎送场面中，却不见玄奘的身影，此究竟为何？道宣说出了个中因由：
“奘虽逢荣问，独守馆宇，坐镇清闲，恐陷物议，故不临对。”[v]
道宣此语可谓意味深长。道宣与玄奘是同时代人，曾参与过玄奘的译经活动。对于王权治下佛教的艰难处境，道宣与玄奘皆心有慽慽焉。中国古之为帝王者，绝对无法容忍宗教的权威迕及帝王的权威，更何况玄奘冒禁出游，虽是载誉而归，毕竟是带罪之身，言行举止稍有不慎，不唯无望得到朝廷对译经的支持，更有陷于王难之虞。
贞观十九年二月初，玄奘至洛阳宫见太宗。此时太宗“军事忙迫，闻法师至，令引入朝，期暂相见。”[vi]故知诏见属于礼节的性质。此时的太宗对佛法并无深切的了解与弘扬的热诚，而玄奘充分利用这次诏见的相会，以自己广博的学识、无碍的辩才以及挚诚的祈请，终于获得了太宗对译经的支持。同时，玄奘也自愿接受朝廷的监管，借以消除太宗的疑虑。自此，玄奘与太宗、高宗二帝长达十九年的、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开始了。
在这次诏见中，太宗与玄奘谈话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太宗首先半真半假地责备玄奘西行为何不报，然后详问玄奘西游时沿途所历诸国的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俗等事，玄奘既耳闻目见，记忆无遗，酬对皆有条理。太宗惊叹于玄奘的“词论典雅，风节贞峻”[vii]，视玄奘远胜过被苻坚称为神器的道安，认为玄奘足堪辅弼之重任，顿有收归己用之意，劝玄奘还俗辅政。玄奘固辞得免。太宗谈兴未尽，而大军出征在即，欲带玄奘随师出征，别更叙谈。玄奘亦坚辞得免。最后，玄奘提出到少林寺译经的请求，太宗初不应允，说：
“法师唐梵俱赡，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viii]
经玄奘固请，太宗虽同意，但于译经地点，不同意玄奘所提远离京师的少林寺，而是定在京城的皇家寺院弘福寺。名义上说，是便于召见，陪驾叙谈；真实用意则是，朝廷可从容对玄奘处处节制。而玄奘之欲往少林，其意在远离烦扰，专心译经，并无他意。然而，玄奘归至长安时，百姓倾城而出的盛况，肯定早已有人禀报太宗。太宗对这位才智超人、一心译经弘法，声望又如日中天的玄奘法师，不免有所忌惮。玄奘是何等的敏锐，岂能不知太宗心机，当即向太宗表明，他志在译经报国，无意成为民众的宗教领袖，更不会构成朝廷的隐忧。玄奘说：
“百姓无知，见玄奘从西方来，妄相观看，遂成阛阓。非直违触宪网，亦为妨废法事。望得守门，以防诸过。”[ix]
太宗一听，非常高兴地说：
“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当为处分。师可三五日停憩还京，就弘福安置。诸有所须，一共玄龄平章。” [x]
在得到玄奘愿意接受朝廷监管的承诺之后，太宗这才完全答应支持译经。从此以后，玄奘法师“一入道场，非朝命不出” [xi]，实在是情非得已，并不全是玄奘“性爱怡简，不好交游” [xii]的缘故。
在这次诏见中，玄奘还接受了太宗下达的一个政治任务，即将西行所历笔录成书，以供太宗披览，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太宗并非对玄奘西行的经历有兴趣，而是出于政治、军事及外交上的考量，欲对西域各国的情况有所了解，故而此书述各国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俗等事甚详。从中也可见太宗此时所关注者，主要是军政之事，对于译经并无热忱。
玄奘从洛阳还长安后，即居弘福寺，在译经所需人、物就绪之后，玄奘即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既是奉敕为国翻译，故凡有所译，玄奘都奉请太宗御览。为了使新译佛经便于流通，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十三日，玄奘上表，请太宗为新译经作序，为太宗所拒绝。后经玄奘固请，太宗虽应允，却迟迟不见下文。此亦足征太宗之不喜佛。
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夏，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本年六月，太宗在玉华宫诏见玄奘。太宗爱慕玄奘的学业仪韵，一直想逼劝归俗，共谋朝政。在洛阳宫诏见之时，太宗曾提及此事，为玄奘所谢绝。这次太宗又旧事重提，玄奘以五义奏对，广述太宗神武英明之德，请求太宗勿夺其守戒缁门、阐扬遗法之志。太宗听后大悦，对玄奘说：
“……既欲敷扬妙道，亦不违犯志可努力。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 [xiii]
太宗在读了玄奘新翻讫的《瑜伽师地论》之后，对佛教的看法大变，对侍臣叹道：
“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
《玄奘法师与唐太宗、高宗——初唐政教关系的个案研究(宋道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