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 [xiv]
敕令有司书写《瑜伽师地论》九部,颁赐九州,展转流通。经玄奘重启,太宗很快撰成《大唐三藏圣教序》置于经首,太子李治亦制《述圣记》附于经后。
太宗与太子的这两篇序文,对新译佛经的弘传影响之巨大,一如释彦悰所说:
“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 [xv]
这几件事都发生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可见太宗已初步兑现了“助师弘道”的诺言。从此,太宗益信佛法,福田功德不绝于口,与玄奘无暂相离,二人关系进入了最为密切的阶段。这年九月,太宗又做了一件“助师弘法”的大事,即度僧。事情起因于太宗之问:“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对以“度僧为最”。[xvi]太宗即下诏,京城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共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受隋末天下大乱之摧残而将绝之法侣,因此一度又蔚然成众。佛教蒙润,无以言表。
然而数月之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驾崩。经由玄奘之努力,刚刚建立起来的有力外护旋又失去,令人惋惜。四月,太宗在翠微宫与玄奘谈玄论道时,对玄奘所说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芳故迹,皆深信纳。太宗也许预感将不久于人世,几次对玄奘攘袂怅叹道:“朕共法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 [xvii]太宗此语当是肺腑之言,诚如曾子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xviii]
太宗崩后,高宗即位。从此,玄奘不得不与英明睿智、胸襟气度远逊于太宗的高宗皇帝打交道,终于没能逃脱朝廷的樊笼,而圆寂于最后的译场玉华宫之中。
二、玄奘与高宗
高宗做太子时,即受太宗之影响而留心佛典,并撰有《述圣记》和《菩萨藏经后序》。即位之后,上承太宗对玄奘的器重,礼敬逾隆:不断派朝臣慰问,频施财物,派御医替玄奘治病等等,可谓关怀备至。然而,这些皆是表面文章。究其实际,高宗对玄奘本人的控制远甚于对译经的支持。玄奘以其深妙智慧与方便善巧,与高宗虚与委蛇十数载,最终也没能做到全身而退,足见高宗对玄奘戒惧之深,监管之严。
贞观二十二年(648)十月,高宗时为太子,替其已故之母长孙皇后追福,建慈恩寺成,别造翻经院,将玄奘译场从弘福寺移至此地,并请太宗敕令玄奘担任上座之职。玄奘以“奉敕翻译,恐不能卒业”为由恳辞,终不能获免。可见太子李治心系福田,对译经之事不甚萦怀。
自太宗崩后,玄奘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白天有事,务必兼夜完成。三更才眠,五更复起。除译经外,每日讲经答疑,处理寺务,与诸德高谈剧论,逢迎诸王卿相等。虽诸务缠身,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可见其精敏强力异于常人,然长此以往,色身之衰败势所不免。另外,玄奘之译经,不比当年的鸠摩罗什,既得秦主姚兴的全力支持,又有什门四哲、八骏[xix]为译经之良助,更有能文之臣执笔润文。玄奘之译经,得唐朝廷的支持委实有限。太宗当初能同意支持译经,已属不易,至于高宗,对译经更乏热忱。故玄奘不敢奢望高宗给予更多的支持。显庆元年(656)正月,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参谒玄奘,问及古来翻经仪式,玄奘说,自苻坚、姚兴以来,翻译经论,除僧以外,还有君臣赞助,唯独而今没有。玄奘特请二人代为奏请高宗,派些能文之臣润色译文。此请虽蒙高宗恩准,全赖薛、李二人之力。高宗早年既留心佛典,前朝翻经仪范岂能不知。倘重视译经,必遴选润文之臣,何需赖二公奏请。
太宗在贞观十一年(637)春,曾下敕曰:
“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 [xx]
当时虽有法常、普应等数百僧众抗辩于朝堂,未获改正。玄奘归国后,多次内奏太宗,太宗许有商量,未果而崩。到了永徽六年(655),高宗又下敕,僧道等犯罪依俗法推勘,致使边远之官,对僧人过无大小,动辄枷杖,毁辱为甚。玄奘一直为此二事忧心。若玄奘与高宗关系密切,奏请高宗停废二事即可,何必如此犯愁。此益可为玄奘与高宗关系疏远之反证。
玄奘法师当年西游,度雪山时,曾得寒疾,频年屡发,加之长年劳顿,无一日之喘息,数年以来,唯药是赖。显庆元年五月,因热追凉,旧疾复发,生命垂危。高宗闻报,遣御医专看,至十月方全愈。玄奘于命在旦夕之际,担心不能再见高宗,乃请人代为陈奏,述前二事对于国不利。高宗见奏,同意停废僧等依俗法推勘这一条,对于更为关键的佛道名位问题,高宗以“先朝处分,事须平章”为由拒不改正。由此可知,玄奘对太宗、高宗两朝的宗教政策虽有影响,但极其有限。
玄奘经此大病之后,气力不复如前,翻译每感力不从心,且居京洛,杂事甚烦,遂生厌离京洛、入山修禅之心。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玄奘上表,请求入少林寺修禅与翻译。玄奘在表中,述自己近年身力疲竭衰弱,不堪翻译之重任,不愿再冒受皇恩;希望毕命山林,成就禅观以报国恩;愿在禅观之余继续翻译。这样可以“绝嚣尘于众俗,卷影迹于人间。……外不累于皇风,内有增于行业。”[xxi]
玄奘此表措词婉转,态度恳切,读之催人泪下。高宗却无动于衷,览表之后,决然不许,并于次日亲自给玄奘复信,足见高宗对此事之重视。高宗信中虽多用褒奖之词,实是包藏祸心,略曰:“……法师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灯,定凝意水。非情尘之所翳,岂识浪之能惊?然道德所居,何必太华叠岭。空寂可舍,岂独少室重峦。幸戢来言,勿复陈请。则市朝大隐,不独贵于昔贤;见闻弘益,更可珍于即代。”[xxii]接到高宗的敕书,玄奘虽不复敢言入山之事,但在谢启之中,还是向高宗表明其归隐林泉之愿。
玄奘之所以孜孜以求隐居少林,原因是多方面的。年老多病,不堪译经,入山林以养老,此其一;常年与帝王卿相交接,虽名声增腾,实于清誉有损,故入山林,以避攀附朱紫之嫌,此其二;断伏烦恼,必须定慧相资。玄奘以前专精教义,又为译经及诸杂事所扰,无暇修定,而今欲敛迹山中,成就定学,此其三。三者任择其一,其入山的理由都可谓充分。而高宗之所以对玄奘的请求不予恩准,主要还是出于对玄奘的不信任。玄奘越是表现出其志在出世、成就行业的宗教品格,高宗愈是放心不下。玄奘一旦入山修禅,三学齐备而四众归信,必然成为事实上的法门领袖,这是高宗不愿意看到的。将其困于京城内宫、皇家寺院,以译事相牵,以杂事相扰,以公卿与之交接,使其既无修定之余暇,又无行动之自由,法门之领袖自然就徒有其名。这正是高宗所期望的。
入山之志既不得酬,玄奘不得不强撑老弱之躯,在积翠宫继续译经,无时暂缀,又一次积气成疾。这次病重,玄奘自忖断无生机,便自作主张,从积翠宫返回寺院,延医诊治。高宗闻报,很不高兴,派御医宣敕慰问,并允许玄奘出外休养。玄奘知高宗不悦,即速上表谢罪。表中称自己这次病情严重,准备离开内宫,到外面悄悄死掉算了,因怕惊动皇上,所以没有立即奏闻。经医生治疗,能够保全性命,实是侥幸。
“……还顾专辄之罪,自期粉墨之诛。伏惟日月之明,久谅愚拙;江海之泽,每肆含容。岂可移幸于至微,屈法于常典。望申公道,以穆宪司。枉狱为轻,伏鈇是俟。”[xxiii]
玄奘以重病之身,私自出宫,回寺延医诊治,仅因没有及时上奏,竟似犯了滔天大罪。从“日月之明,久谅愚拙;江海之泽,每肆含容”一句来看,高宗对玄奘的言行早已心怀不满了。所以,这次玄奘以必死之心,等待高宗的严惩。由此益可知,玄奘虽名为在宫中译经,实几与坐牢无异,行动无丝毫自由。高宗见玄奘既已知罪,也就不再追究,迎请供养数日后,仍送玄奘还积翠宫翻译,必使玄奘油尽灯枯而后已。高宗以一代帝王之尊,为人何其不忍!
玄奘晚年最重要的译著是《大般若经》。玄奘以疲病之身,之所以仍能完成此浩浩六百卷的鸿篇巨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显庆四年(659)十月,经玄奘的多次请求,高宗准其到离京城稍远的山中道场玉华宫翻译。由玄奘的《重请入山表》中“并乞卫士五人,依旧防守”一语可知,玄奘在玉华宫翻译的数年,依然处在朝廷的监管之下。纵使没有完全脱出樊笼,总算离开了京城的内宫禁苑,转到了山中的寺院。可以将此视为玄奘与高宗抗争所取得的一个不完全的胜利吧。
从显庆五年(660)正月始,到龙朔三年(663)十月止,《大般若经》译毕。麟德元年(664)正月,众人请求翻《大宝积经》,玄奘翻数行,便合起梵本,告诉众人说:
“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xxiv]
遂往兰谷等处,礼辞佛像,还寺后专精行道,译业遂绝。二月五日夜半,一代译经大师圆寂于玉华宫中。
高宗闻玄奘亡,哀恸伤感,为之罢朝,说:“朕失国宝矣。” [xxv]文武百官,莫不悲哽流涕。高宗对玄奘虽一直心存忌惮,但对玄奘的去世也深感痛惜。
玄奘灵枢置于慈恩寺翻经堂内,京城道俗奔赴哭泣者,日数百千;安葬之日,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此足见玄奘法师归国以来,虽久困于深宫寺院,依然道标宇内,德格人天。这难道不是对处心积虑以求控制玄奘的二位唐朝皇帝的莫大讽刺吗?
结 语
玄奘求法返国,虽恰逢初唐之盛世,然所遇之人君,对佛法既不深信,对玄奘又心怀猜忌,纵使襄助译经,也是事出勉强,并非尽心竭力。玄奘既要与诸翻经大德勠力译经,又要与帝王将相巧妙周旋,甚至以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换取帝王对译经的支持。虽然从中可见玄奘精神之无畏、意志之坚定、智慧之超拔、弘法之善巧和辩才之无碍,同时表明,在帝王专制的时代条件下,译经弘法事业是如此的艰难,实在令人不胜感叹之至。设想太宗、高宗若能全力支持玄奘,少一点猜疑与烦扰,多一点照顾与体谅,其译经事业必会更加辉煌,会为后人留下更为丰富的精神宝藏,道宣也不会发出“恨其经部不翻,犹涉过半”[xxvi]的浩叹了!
主要参考文献
1.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大正藏》第50册。
2.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大正藏》第50册。
3.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一卷,《卍续藏经》第150册。
4.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卍续藏经》第150册。
5.《寺沙门玄奘上表记》一卷,《大正藏》第52册。
6.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八《玄奘传》,《大正藏》第55册。
7.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 《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8.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唐太宗与佛教》等,《汤用彤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9.冉云华:《玄奘大师与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华冈佛学学报》第八期,1985年7月出版。
[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八,《大正藏》第50册第266页上。。
[ii]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卍续藏经》第150册第152页上。
[iii] 《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卍续藏经》第150册第166页上。
[iv] 《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454页下。
[v] 同上。
[v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六,《大正藏》第50册第253页中。
[vii] 同上。
[viii] 《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455页上。
[ix]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六,《大正藏》第50册,第253页下。
[x] 同上。
[x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十,《大正藏》第50册,第277页中。
[xii] 同上。
[xii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六,《大正藏》第50册,第255页下。
[xiv] 同上,第256页上。
[xv]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七,《大正藏》第50册,第257页下。
[xvi] 同上,第259页上。
[xvii] 同上,第260页上。
[xviii] 《论语·泰伯第八》
[xix] 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即所谓什门四哲,加上昙影、道恒、慧观、慧严,称为什门八骏。
[xx]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九,《大正藏》第50册,第270页上。
[xxi] 同上,第274页上。
[xxii] 《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457页下。
[xxii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九,《大正藏》第50册,第274页下。
[xxiv]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十,《大正藏》第50册,第276页下。
[xxv] 同上,第278页上。
[xxvi] 《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458页下。
《玄奘法师与唐太宗、高宗——初唐政教关系的个案研究(宋道发)》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