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溟渤耳。而世雲叁教齊致，此妄談也。” [xiv]

　　敕令有司書寫《瑜伽師地論》九部，頒賜九州，展轉流通。經玄奘重啓，太宗很快撰成《大唐叁藏聖教序》置于經首，太子李治亦製《述聖記》附于經後。

　　太宗與太子的這兩篇序文，對新譯佛經的弘傳影響之巨大，一如釋彥悰所說：

　　“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外揄揚，未浃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回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 [xv]

　　這幾件事都發生在短短的兩叁個月之內，可見太宗已初步兌現了“助師弘道”的諾言。從此，太宗益信佛法，福田功德不絕于口，與玄奘無暫相離，二人關系進入了最爲密切的階段。這年九月，太宗又做了一件“助師弘法”的大事，即度僧。事情起因于太宗之問：“欲樹功德，何最饒益？”玄奘對以“度僧爲最”。[xvi]太宗即下诏，京城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共計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余人。受隋末天下大亂之摧殘而將絕之法侶，因此一度又蔚然成衆。佛教蒙潤，無以言表。

　　然而數月之後，貞觀二十叁年(649)五月，太宗駕崩。經由玄奘之努力，剛剛建立起來的有力外護旋又失去，令人惋惜。四月，太宗在翠微宮與玄奘談玄論道時，對玄奘所說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深信納。太宗也許預感將不久于人世，幾次對玄奘攘袂怅歎道：“朕共法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xvii]太宗此語當是肺腑之言，誠如曾子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xviii]

　　太宗崩後，高宗即位。從此，玄奘不得不與英明睿智、胸襟氣度遠遜于太宗的高宗皇帝打交道，終于沒能逃脫朝廷的樊籠，而圓寂于最後的譯場玉華宮之中。

　　二、玄奘與高宗

　　高宗做太子時，即受太宗之影響而留心佛典，並撰有《述聖記》和《菩薩藏經後序》。即位之後，上承太宗對玄奘的器重，禮敬逾隆：不斷派朝臣慰問，頻施財物，派禦醫替玄奘治病等等，可謂關懷備至。然而，這些皆是表面文章。究其實際，高宗對玄奘本人的控製遠甚于對譯經的支持。玄奘以其深妙智慧與方便善巧，與高宗虛與委蛇十數載，最終也沒能做到全身而退，足見高宗對玄奘戒懼之深，監管之嚴。

　　貞觀二十二年(648)十月，高宗時爲太子，替其已故之母長孫皇後追福，建慈恩寺成，別造翻經院，將玄奘譯場從弘福寺移至此地，並請太宗敕令玄奘擔任上座之職。玄奘以“奉敕翻譯，恐不能卒業”爲由懇辭，終不能獲免。可見太子李治心系福田，對譯經之事不甚萦懷。

　　自太宗崩後，玄奘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課程，若白天有事，務必兼夜完成。叁更才眠，五更複起。除譯經外，每日講經答疑，處理寺務，與諸德高談劇論，逢迎諸王卿相等。雖諸務纏身，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可見其精敏強力異于常人，然長此以往，色身之衰敗勢所不免。另外，玄奘之譯經，不比當年的鸠摩羅什，既得秦主姚興的全力支持，又有什門四哲、八駿[xix]爲譯經之良助，更有能文之臣執筆潤文。玄奘之譯經，得唐朝廷的支持委實有限。太宗當初能同意支持譯經，已屬不易，至于高宗，對譯經更乏熱忱。故玄奘不敢奢望高宗給予更多的支持。顯慶元年(656)正月，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參谒玄奘，問及古來翻經儀式，玄奘說，自苻堅、姚興以來，翻譯經論，除僧以外，還有君臣贊助，唯獨而今沒有。玄奘特請二人代爲奏請高宗，派些能文之臣潤色譯文。此請雖蒙高宗恩准，全賴薛、李二人之力。高宗早年既留心佛典，前朝翻經儀範豈能不知。倘重視譯經，必遴選潤文之臣，何需賴二公奏請。

　　太宗在貞觀十一年(637)春，曾下敕曰：

　　“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先。” [xx]

　　當時雖有法常、普應等數百僧衆抗辯于朝堂，未獲改正。玄奘歸國後，多次內奏太宗，太宗許有商量，未果而崩。到了永徽六年(655)，高宗又下敕，僧道等犯罪依俗法推勘，致使邊遠之官，對僧人過無大小，動辄枷杖，毀辱爲甚。玄奘一直爲此二事憂心。若玄奘與高宗關系密切，奏請高宗停廢二事即可，何必如此犯愁。此益可爲玄奘與高宗關系疏遠之反證。

　　玄奘法師當年西遊，度雪山時，曾得寒疾，頻年屢發，加之長年勞頓，無一日之喘息，數年以來，唯藥是賴。顯慶元年五月，因熱追涼，舊疾複發，生命垂危。高宗聞報，遣禦醫專看，至十月方全愈。玄奘于命在旦夕之際，擔心不能再見高宗，乃請人代爲陳奏，述前二事對于國不利。高宗見奏，同意停廢僧等依俗法推勘這一條，對于更爲關鍵的佛道名位問題，高宗以“先朝處分，事須平章”爲由拒不改正。由此可知，玄奘對太宗、高宗兩朝的宗教政策雖有影響，但極其有限。

　　玄奘經此大病之後，氣力不複如前，翻譯每感力不從心，且居京洛，雜事甚煩，遂生厭離京洛、入山修禅之心。顯慶二年九月二十日，玄奘上表，請求入少林寺修禅與翻譯。玄奘在表中，述自己近年身力疲竭衰弱，不堪翻譯之重任，不願再冒受皇恩；希望畢命山林，成就禅觀以報國恩；願在禅觀之余繼續翻譯。這樣可以“絕囂塵于衆俗，卷影迹于人間。……外不累于皇風，內有增于行業。”[xxi]

　　玄奘此表措詞婉轉，態度懇切，讀之催人淚下。高宗卻無動于衷，覽表之後，決然不許，並于次日親自給玄奘複信，足見高宗對此事之重視。高宗信中雖多用褒獎之詞，實是包藏禍心，略曰：“……法師津梁叁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然道德所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複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于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于即代。”[xxii]接到高宗的敕書，玄奘雖不複敢言入山之事，但在謝啓之中，還是向高宗表明其歸隱林泉之願。

　　玄奘之所以孜孜以求隱居少林，原因是多方面的。年老多病，不堪譯經，入山林以養老，此其一；常年與帝王卿相交接，雖名聲增騰，實于清譽有損，故入山林，以避攀附朱紫之嫌，此其二；斷伏煩惱，必須定慧相資。玄奘以前專精教義，又爲譯經及諸雜事所擾，無暇修定，而今欲斂迹山中，成就定學，此其叁。叁者任擇其一，其入山的理由都可謂充分。而高宗之所以對玄奘的請求不予恩准，主要還是出于對玄奘的不信任。玄奘越是表現出其志在出世、成就行業的宗教品格，高宗愈是放心不下。玄奘一旦入山修禅，叁學齊備而四衆歸信，必然成爲事實上的法門領袖，這是高宗不願意看到的。將其困于京城內宮、皇家寺院，以譯事相牽，以雜事相擾，以公卿與之交接，使其既無修定之余暇，又無行動之自由，法門之領袖自然就徒有其名。這正是高宗所期望的。

　　入山之志既不得酬，玄奘不得不強撐老弱之軀，在積翠宮繼續譯經，無時暫綴，又一次積氣成疾。這次病重，玄奘自忖斷無生機，便自作主張，從積翠宮返回寺院，延醫診治。高宗聞報，很不高興，派禦醫宣敕慰問，並允許玄奘出外休養。玄奘知高宗不悅，即速上表謝罪。表中稱自己這次病情嚴重，准備離開內宮，到外面悄悄死掉算了，因怕驚動皇上，所以沒有立即奏聞。經醫生治療，能夠保全性命，實是僥幸。

　　“……還顧專辄之罪，自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諒愚拙；江海之澤，每肆含容。豈可移幸于至微，屈法于常典。望申公道，以穆憲司。枉獄爲輕，伏鈇是俟。”[xxiii]

　　玄奘以重病之身，私自出宮，回寺延醫診治，僅因沒有及時上奏，竟似犯了滔天大罪。從“日月之明，久諒愚拙；江海之澤，每肆含容”一句來看，高宗對玄奘的言行早已心懷不滿了。所以，這次玄奘以必死之心，等待高宗的嚴懲。由此益可知，玄奘雖名爲在宮中譯經，實幾與坐牢無異，行動無絲毫自由。高宗見玄奘既已知罪，也就不再追究，迎請供養數日後，仍送玄奘還積翠宮翻譯，必使玄奘油盡燈枯而後已。高宗以一代帝王之尊，爲人何其不忍！

　　玄奘晚年最重要的譯著是《大般若經》。玄奘以疲病之身，之所以仍能完成此浩浩六百卷的鴻篇巨製，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顯慶四年(659)十月，經玄奘的多次請求，高宗准其到離京城稍遠的山中道場玉華宮翻譯。由玄奘的《重請入山表》中“並乞衛士五人，依舊防守”一語可知，玄奘在玉華宮翻譯的數年，依然處在朝廷的監管之下。縱使沒有完全脫出樊籠，總算離開了京城的內宮禁苑，轉到了山中的寺院。可以將此視爲玄奘與高宗抗爭所取得的一個不完全的勝利吧。

　　從顯慶五年(660)正月始，到龍朔叁年(663)十月止，《大般若經》譯畢。麟德元年(664)正月，衆人請求翻《大寶積經》，玄奘翻數行，便合起梵本，告訴衆人說：

　　“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複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xxiv]

　　遂往蘭谷等處，禮辭佛像，還寺後專精行道，譯業遂絕。二月五日夜半，一代譯經大師圓寂于玉華宮中。

　　高宗聞玄奘亡，哀恸傷感，爲之罷朝，說：“朕失國寶矣。” [xxv]文武百官，莫不悲哽流涕。高宗對玄奘雖一直心存忌憚，但對玄奘的去世也深感痛惜。

　　玄奘靈樞置于慈恩寺翻經堂內，京城道俗奔赴哭泣者，日數百千；安葬之日，京邑及諸州五百裏內，送者百余萬人。此足見玄奘法師歸國以來，雖久困于深宮寺院，依然道標宇內，德格人天。這難道不是對處心積慮以求控製玄奘的二位唐朝皇帝的莫大諷刺嗎？

　　結 語

　　玄奘求法返國，雖恰逢初唐之盛世，然所遇之人君，對佛法既不深信，對玄奘又心懷猜忌，縱使襄助譯經，也是事出勉強，並非盡心竭力。玄奘既要與諸翻經大德勠力譯經，又要與帝王將相巧妙周旋，甚至以犧牲自己的行動自由，換取帝王對譯經的支持。雖然從中可見玄奘精神之無畏、意志之堅定、智慧之超拔、弘法之善巧和辯才之無礙，同時表明，在帝王專製的時代條件下，譯經弘法事業是如此的艱難，實在令人不勝感歎之至。設想太宗、高宗若能全力支持玄奘，少一點猜疑與煩擾，多一點照顧與體諒，其譯經事業必會更加輝煌，會爲後人留下更爲豐富的精神寶藏，道宣也不會發出“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xxvi]的浩歎了！

　　主要參考文獻

　　1．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十卷，《大正藏》第50冊。

　　2．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大正藏》第50冊。

　　3．冥祥：《大唐故叁藏玄奘法師行狀》一卷，《卍續藏經》第150冊。

　　4．劉轲：《大唐叁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卍續藏經》第150冊。

　　5．《寺沙門玄奘上表記》一卷，《大正藏》第52冊。

　　6．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八《玄奘傳》，《大正藏》第55冊。

　　7．梁啓超：《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關于玄奘年譜之研究》， 《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8．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唐太宗與佛教》等，《湯用彤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9．冉雲華：《玄奘大師與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華岡佛學學報》第八期，1985年7月出版。

　　[i]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第八，《大正藏》第50冊第266頁上。。

　　[ii] 《大唐故叁藏玄奘法師行狀》，《卍續藏經》第150冊第152頁上。

　　[iii] 《大唐叁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卍續藏經》第150冊第166頁上。

　　[iv] 《續高僧傳》卷四，《大正藏》第50冊第454頁下。

　　[v] 同上。

　　[vi]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第六，《大正藏》第50冊第253頁中。

　　[vii] 同上。

　　[viii] 《續高僧傳》卷四，《大正藏》第50冊第455頁上。

　　[ix]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第六，《大正藏》第50冊，第253頁下。

　　[x] 同上。

　　[xi]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第十，《大正藏》第50冊，第277頁中。

　　[xii] 同上。

　　[xiii]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第六，《大正藏》第50冊，第255頁下。

　　[xiv] 同上，第256頁上。

　　[xv]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第七，《大正藏》第50冊，第257頁下。

　　[xvi] 同上，第259頁上。

　　[xvii] 同上，第260頁上。

　　[xviii] 《論語·泰伯第八》

　　[xix] 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即所謂什門四哲，加上昙影、道恒、慧觀、慧嚴，稱爲什門八駿。

　　[xx]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第九，《大正藏》第50冊，第270頁上。

　　[xxi] 同上，第274頁上。

　　[xxii] 《續高僧傳》卷四，《大正藏》第50冊，第457頁下。

　　[xxiii]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第九，《大正藏》第50冊，第274頁下。

　　[xxiv]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第十，《大正藏》第50冊，第276頁下。

　　[xxv] 同上，第278頁上。

　　[xxvi] 《續高僧傳》卷四，《大正藏》第50冊，第458頁下。

《玄奘法師與唐太宗、高宗——初唐政教關系的個案研究(宋道發)》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