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術語來說則更應是“唯心識學”。
[③] 胡塞爾：《文章與報告》，《胡塞爾全集》XXVII，The Hagu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頁128。
[④] 舍勒：《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質料的價值倫理學》，Bern und München: Frank Verlag 61980, 頁270。
[⑤] 固然，與佛教的其他學說相比，如演培法師所說，“法相唯識學，雖不是沒有論及到心識本體，但爲其說特別放一次異彩的，不在心的本體論方面，而在心的現象論方面。”(演培，《唯識二十頌講記·八識規矩頌講記》，臺北：天華出版公司，1986年，頁106)
[⑥] 參見呂澂，《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四，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頁2080。
[⑦] 印順法師對此有深入淺出的論證。他的結論是：““由心所造”、“隨心所變”的唯識思想，是啓發于原始佛教的緣起論，極爲明白。”他甚至認爲，唯識思想就是“緣起論的一種說明。”(參見印順，《唯識學探源》，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36、38)
[⑧] 卷第叁·分別瑜伽品第六。也譯作“諸識所緣，唯識所變”。
[⑨] 卷第叁十七·十地品第二十六之四。第一句也譯作“叁界虛妄，但是一心作”。此外，經中所說的“十二支”，與前面所說佛教核心思想“緣起”有關，是指“十二種緣起”，即“十二因緣”。它們分別爲：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⑩] 卷第一。
[11] 例如呂瀓曾指出，小乘佛教的經部學說對大乘學說的兩個主要影響之一就是經部關于“心的自證”的理論。後來陳那將這個理論導入瑜伽系統之內，成爲大乘唯識學的理論組成部分(參見《呂瀓佛學論著選集》，卷四，頁2151。再如印順所證小乘犢子部關于“有我”的主張對以後大乘唯識學本識思想的影響(參見印順，《唯識學探源》，頁200)
[12] 正如印順所說，“部派佛教裏，沒有本體論上的唯識學，認識上的唯識無境，卻已相當的完成了。”(印順，《唯識學探源》，頁200)
[13] 例如參見楊白衣：《唯識要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3：“唯識思想在印度，雖以瑜伽宗的名下盛傳，並已初具綱格，但能把它完成爲一學派，而堪與其它宗匹敵的功勞者，即爲：我國的慈恩大師窺基”。
[14] 參見陳寅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511。
[15] 參見呂澂：《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五，頁2853。
[16] 參見聖嚴：〈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載于：《中華佛學學報》，第一期，1987年，頁1、頁4。
[17] 參見呂澂：《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五，頁2723。
[18] 參見王肯堂：《成唯識論集解》，載于，《新纂大藏·卍·續藏經》，第五十卷，No. 821，頁658：“余聞紫伯大師言，相宗絕傳久矣。魯庵泰法師，行腳避雨，止人家檐下，聞其內說法聲，聽之則相宗也，亟入見，乃一翁爲一妪說。師遂拜請教。因留月余。盡傳其學而去。疑此翁妪非凡人，蓋聖賢應化而現者。”
[19] 參見聖嚴：〈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載于：同上書，頁1。
[20] 這和西方近代開端上的“文藝複興”(Renaissance)有些相似，“文藝複興”中“複”(Re-)的成分也很少。對古代思想的“複”，常常被用作一種新思想、新運動的支撐，倡導者並非真的願意完全回返到古代。
[21] 參見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載于：《湯用彤全集》卷二，石家莊，二○○○年，頁54。
[22] 參見聖嚴：〈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載于：同上書，頁1。當然還包括當時發現的《八識規矩頌》，對此後面還會詳細論述。
[23] 聖嚴：〈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載于：同上書，頁4。
[24] 王肯堂：《成唯識論證義》，載于，《新纂大藏·卍·續藏經》，第五十卷，No. 822，頁829。
[25] 對此也可參見吳立民、徐荪銘，《船山佛道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29頁：“明後期政治腐敗，學術空疏，滿街都是聖人，到處散布野狐。不但佛學引上歧途，禅學已極混亂；即理學也走至末路，心學更瀕絕境。針對狂禅、心學之流弊，佛教興起一股重新研究法相唯識之風，不少高僧大德參與研討，僅《八識規矩頌》之注釋、論著，就有晉秦《補注》2卷、明煌《證義》1卷……(下列10種，從略)。”
[26] 參見楊仁山：《楊仁山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頁499。但值得注意的是，如聖嚴所說，“近代研究唯識的學者們，甚少注意到明末的唯識著作，甚至根本是故意忽略了他們努力的成果。唯一例外是太虛大師。”(參見聖嚴，〈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載于：同上書，頁17)在這個意義上，第二次的“唯識學複興”主要是向唐代唯識學傳統的回溯，而沒有顧及到明末的唯識學研究脈絡，沒有建立起直接的師承關系。
[27] 參閱佛日：〈法相唯識學複興的回顧〉，載于：《法音》，第五期，1997年，頁10。
[28] 唯識學的這個理論哲學的方法特征和運作風格早已被一些明眼的學者觀察到，例如呂澂便指出，唯識學“始終爲中國佛學的理論基礎，凡是解釋名相，分析事象，都不能不取材于慈恩”(《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五，頁2852)。
[29] 筆者曾將這種劃時代的特征定義爲：“求自識”、“究虛理”。但無論是這種特征定義，還是正文中的相關事實確定，都不帶有價值評判的色彩。詳細的論述可以參閱筆者的專著：《自識與反思——近現代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2002年，頁1-12。
[30] 清代的吳承恩，將這段經曆編入小說《西遊記》，使玄奘以“唐僧”的形象通過小說而家喻戶曉。梁啓超曾抱怨說，“玄奘是中國第一流學者，決不居第二流以下；但是幾千年來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偉大，最知道的只有做《聖教序》的唐太宗，其次卻輪到做《西遊記》的人，說起來可氣又可笑。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婦人倒知道有唐叁藏！”(梁啓超，《中國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254)
[31] 《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五，頁2721。
[32] 遊俠：〈玄奘〉，載于：《中國佛教》，第二卷，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年，頁126。
[33] 周叔迦：“釋典叢錄”，載于：《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057-1058。
[34] 劉保金：《中國佛典通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373。
[35] 呂瀓：〈玄奘法師略傳〉，載于：《玄奘大師研究(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6、頁9；原載于：《現代佛學》，一九五六年，第叁期。需要指出的是，呂瀓在這裏提出的觀點以及批評的口吻，都有草率和武斷的特征，缺乏學術上的嚴肅性，並導致後人的以訛傳訛，在此評論上有失佛學大師的風範。
[36] 《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上卷，頁1057-1058。周叔迦的這段評論與呂瀓的相似，在論述方式與風格上存有相同的問題或诟病。
[37] 關于“叁量”這個概念本身，在《成唯識論》中既提到“能量、所量、量果”，也提到“現量、比量、非量”。因此，對“叁量”做這樣兩種解釋都應當是符合玄奘原意的。
呂瀓自己沒有展開對這個論點的陳述。但從他對陳那的“二量”之劃分的評說中或許可以了解他的大致思路和基本想法：“陳那以前，外學(如正理派)和古因明師都談量，不過種類很多，除現比二量外，還有譬喻量、聲量、義准量、無體量。……陳那把這些量加以簡化，只留現、比二量。爲什麼要這樣做？這是由所量(認識對象)決定的。有幾種認識對象就有幾種量。對象不外兩種︰自相境與共相境。不論什麼時間，也不論什麼地方，只要是親切經驗到的就是自相；與概念聯系的則是共相。既然所量有二，能量也應有二。認識自相的量是現量；認識共相的量是比量。聲量、喻量、義准量、無體量都可以歸入比量。陳那把這些量歸爲二，不僅名目不同，內容也不同了。”(《呂瀓佛學論著選集》，卷叁，頁1575-1576)在這個意義上，陳那主張“現量”和“比量”的二量劃分，而非叁量劃分。
呂瀓可能據此而認爲：由于玄奘在量論基本上遵循陳那的路線，因此玄奘不會認同“現量、比量、非量”的叁量劃分。
[38] 關于“愚者”，在《成唯識論》中常常出現“愚者”、“愚夫”的概念，大都是指不明佛法的人，也作“愚夫”。按《丁福保佛學大字典》的說法，“愚者”是對梵文“Bamacronla”的翻譯。“言愚癡之凡夫也。新譯仁王經中曰：“愚夫垢識，染著虛妄。”唯識樞要上本曰：“梵雲婆羅，此雲愚夫，本錯雲縛羅，乃言毛道。””
[39] 這與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情況相似：在今天被認作真正是柏拉圖的叁十六篇對話中，只有五篇是從未受到懷疑的。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因篇幅巨大，流失較多，因此流傳至今的就相對可靠一些，但也還有叁分之一被視爲托僞之作。
[40] 王恩洋曾與呂瀓一同積極參與了《大乘起性論》之真僞問題的爭論，並且非毀其爲“梁陳小兒所作，鏟絕慧命”，因此而受到印順的批評(參見印順，《大乘起性論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4)。但對《八識規矩頌》，王恩洋並不懷疑它的真僞，相反還爲之專門著有《八識規矩頌釋論》(載于《王恩洋先生論著集》卷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一年)。
[41] 《新纂大藏·卍·續藏經》，第五十五卷，頁叁八七。
[42] 演培：《唯識二十頌講記·八識規矩頌講記》，臺北：天華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頁122。
[43] 聖嚴說，“法相唯識學所依的典籍，雖有六部經典及十一部論典，然在中國唯識學的本身，所重視者則爲《成唯識論》、《叁十唯識頌》、《二十唯識頌》、《百法明門論》、《觀所緣緣論》、《八識規矩頌》、《因明入正理論》。明末諸師，便沿襲著這樣的路線而寫作。”(聖嚴：〈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載于：同上書，頁22)
[44] 參見筆者：〈現象學運動的基本意義〉，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四期，頁78。
《玄奘《八識規矩頌》新譯·導言(倪梁康)》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