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术语来说则更应是“唯心识学”。
[③] 胡塞尔：《文章与报告》，《胡塞尔全集》XXVII，The Hagu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页128。
[④] 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Bern und München: Frank Verlag 61980, 页270。
[⑤] 固然，与佛教的其他学说相比，如演培法师所说，“法相唯识学，虽不是没有论及到心识本体，但为其说特别放一次异彩的，不在心的本体论方面，而在心的现象论方面。”(演培，《唯识二十颂讲记·八识规矩颂讲记》，台北：天华出版公司，1986年，页106)
[⑥] 参见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四，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页2080。
[⑦] 印顺法师对此有深入浅出的论证。他的结论是：““由心所造”、“随心所变”的唯识思想，是启发于原始佛教的缘起论，极为明白。”他甚至认为，唯识思想就是“缘起论的一种说明。”(参见印顺，《唯识学探源》，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页36、38)
[⑧] 卷第三·分别瑜伽品第六。也译作“诸识所缘，唯识所变”。
[⑨] 卷第三十七·十地品第二十六之四。第一句也译作“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此外，经中所说的“十二支”，与前面所说佛教核心思想“缘起”有关，是指“十二种缘起”，即“十二因缘”。它们分别为：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⑩] 卷第一。
[11] 例如吕瀓曾指出，小乘佛教的经部学说对大乘学说的两个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经部关于“心的自证”的理论。后来陈那将这个理论导入瑜伽系统之内，成为大乘唯识学的理论组成部分(参见《吕瀓佛学论著选集》，卷四，页2151。再如印顺所证小乘犊子部关于“有我”的主张对以后大乘唯识学本识思想的影响(参见印顺，《唯识学探源》，页200)
[12] 正如印顺所说，“部派佛教里，没有本体论上的唯识学，认识上的唯识无境，却已相当的完成了。”(印顺，《唯识学探源》，页200)
[13] 例如参见杨白衣：《唯识要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页3：“唯识思想在印度，虽以瑜伽宗的名下盛传，并已初具纲格，但能把它完成为一学派，而堪与其它宗匹敌的功劳者，即为：我国的慈恩大师窥基”。
[14] 参见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511。
[15] 参见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页2853。
[16] 参见圣严：〈明末的唯识学者及其思想〉，载于：《中华佛学学报》，第一期，1987年，页1、页4。
[17] 参见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页2723。
[18] 参见王肯堂：《成唯识论集解》，载于，《新纂大藏·卍·续藏经》，第五十卷，No. 821，页658：“余闻紫伯大师言，相宗绝传久矣。鲁庵泰法师，行脚避雨，止人家檐下，闻其内说法声，听之则相宗也，亟入见，乃一翁为一妪说。师遂拜请教。因留月余。尽传其学而去。疑此翁妪非凡人，盖圣贤应化而现者。”
[19] 参见圣严：〈明末的唯识学者及其思想〉，载于：同上书，页1。
[20] 这和西方近代开端上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些相似，“文艺复兴”中“复”(Re-)的成分也很少。对古代思想的“复”，常常被用作一种新思想、新运动的支撑，倡导者并非真的愿意完全回返到古代。
[21] 参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载于：《汤用彤全集》卷二，石家庄，二○○○年，页54。
[22] 参见圣严：〈明末的唯识学者及其思想〉，载于：同上书，页1。当然还包括当时发现的《八识规矩颂》，对此后面还会详细论述。
[23] 圣严：〈明末的唯识学者及其思想〉，载于：同上书，页4。
[24] 王肯堂：《成唯识论证义》，载于，《新纂大藏·卍·续藏经》，第五十卷，No. 822，页829。
[25] 对此也可参见吴立民、徐荪铭，《船山佛道思想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29页：“明后期政治腐败，学术空疏，满街都是圣人，到处散布野狐。不但佛学引上歧途，禅学已极混乱；即理学也走至末路，心学更濒绝境。针对狂禅、心学之流弊，佛教兴起一股重新研究法相唯识之风，不少高僧大德参与研讨，仅《八识规矩颂》之注释、论著，就有晋秦《补注》2卷、明煌《证义》1卷……(下列10种，从略)。”
[26] 参见杨仁山：《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页499。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圣严所说，“近代研究唯识的学者们，甚少注意到明末的唯识著作，甚至根本是故意忽略了他们努力的成果。唯一例外是太虚大师。”(参见圣严，〈明末的唯识学者及其思想〉，载于：同上书，页17)在这个意义上，第二次的“唯识学复兴”主要是向唐代唯识学传统的回溯，而没有顾及到明末的唯识学研究脉络，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师承关系。
[27] 参阅佛日：〈法相唯识学复兴的回顾〉，载于：《法音》，第五期，1997年，页10。
[28] 唯识学的这个理论哲学的方法特征和运作风格早已被一些明眼的学者观察到，例如吕澂便指出，唯识学“始终为中国佛学的理论基础，凡是解释名相，分析事象，都不能不取材于慈恩”(《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页2852)。
[29] 笔者曾将这种划时代的特征定义为：“求自识”、“究虚理”。但无论是这种特征定义，还是正文中的相关事实确定，都不带有价值评判的色彩。详细的论述可以参阅笔者的专著：《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2002年，页1-12。
[30] 清代的吴承恩，将这段经历编入小说《西游记》，使玄奘以“唐僧”的形象通过小说而家喻户晓。梁启超曾抱怨说，“玄奘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决不居第二流以下；但是几千年来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伟大，最知道的只有做《圣教序》的唐太宗，其次却轮到做《西游记》的人，说起来可气又可笑。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妇人倒知道有唐三藏！”(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254)
[31] 《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页2721。
[32] 游侠：〈玄奘〉，载于：《中国佛教》，第二卷，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页126。
[33] 周叔迦：“释典丛录”，载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页1057-1058。
[34] 刘保金：《中国佛典通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373。
[35] 吕瀓：〈玄奘法师略传〉，载于：《玄奘大师研究(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页6、页9；原载于：《现代佛学》，一九五六年，第三期。需要指出的是，吕瀓在这里提出的观点以及批评的口吻，都有草率和武断的特征，缺乏学术上的严肃性，并导致后人的以讹传讹，在此评论上有失佛学大师的风范。
[36] 《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卷，页1057-1058。周叔迦的这段评论与吕瀓的相似，在论述方式与风格上存有相同的问题或诟病。
[37] 关于“三量”这个概念本身，在《成唯识论》中既提到“能量、所量、量果”，也提到“现量、比量、非量”。因此，对“三量”做这样两种解释都应当是符合玄奘原意的。
吕瀓自己没有展开对这个论点的陈述。但从他对陈那的“二量”之划分的评说中或许可以了解他的大致思路和基本想法：“陈那以前，外学(如正理派)和古因明师都谈量，不过种类很多，除现比二量外，还有譬喻量、声量、义准量、无体量。……陈那把这些量加以简化，只留现、比二量。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由所量(认识对象)决定的。有几种认识对象就有几种量。对象不外两种︰自相境与共相境。不论什么时间，也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是亲切经验到的就是自相；与概念联系的则是共相。既然所量有二，能量也应有二。认识自相的量是现量；认识共相的量是比量。声量、喻量、义准量、无体量都可以归入比量。陈那把这些量归为二，不仅名目不同，内容也不同了。”(《吕瀓佛学论著选集》，卷三，页1575-1576)在这个意义上，陈那主张“现量”和“比量”的二量划分，而非三量划分。
吕瀓可能据此而认为：由于玄奘在量论基本上遵循陈那的路线，因此玄奘不会认同“现量、比量、非量”的三量划分。
[38] 关于“愚者”，在《成唯识论》中常常出现“愚者”、“愚夫”的概念，大都是指不明佛法的人，也作“愚夫”。按《丁福保佛学大字典》的说法，“愚者”是对梵文“Bamacronla”的翻译。“言愚痴之凡夫也。新译仁王经中曰：“愚夫垢识，染着虚妄。”唯识枢要上本曰：“梵云婆罗，此云愚夫，本错云缚罗，乃言毛道。””
[39] 这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情况相似：在今天被认作真正是柏拉图的三十六篇对话中，只有五篇是从未受到怀疑的。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篇幅巨大，流失较多，因此流传至今的就相对可靠一些，但也还有三分之一被视为托伪之作。
[40] 王恩洋曾与吕瀓一同积极参与了《大乘起性论》之真伪问题的争论，并且非毁其为“梁陈小儿所作，铲绝慧命”，因此而受到印顺的批评(参见印顺，《大乘起性论讲记》，台北：正聞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页4)。但对《八识规矩颂》，王恩洋并不怀疑它的真伪，相反还为之专门著有《八识规矩颂释论》(载于《王恩洋先生论著集》卷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一年)。
[41] 《新纂大藏·卍·续藏经》，第五十五卷，页三八七。
[42] 演培：《唯识二十颂讲记·八识规矩颂讲记》，台北：天华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页122。
[43] 圣严说，“法相唯识学所依的典籍，虽有六部经典及十一部论典，然在中国唯识学的本身，所重视者则为《成唯识论》、《三十唯识颂》、《二十唯识颂》、《百法明门论》、《观所缘缘论》、《八识规矩颂》、《因明入正理论》。明末诸师，便沿袭着这样的路线而写作。”(圣严：〈明末的唯识学者及其思想〉，载于：同上书，页22)
[44] 参见笔者：〈现象学运动的基本意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页78。
《玄奘《八识规矩颂》新译·导言(倪梁康)》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