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玄奘研究综述

　　黄夏年

　　玄奘是我国最著名的翻译家、旅行家和佛教理论家，曾对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交流与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自他于7世纪游学印度，载誉回国以后，历史上有关他的传记和文学故事一直流传，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小说《西游记》，唐僧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可以这样说，凡是一个中国人恐怕没有不知道唐僧这个人的。佛教界对玄奘的推崇更是有之而不及，佛教徒将其所著的书和译著手抄印刷或镌版，辗转流传，历代大藏经都有所收。他们还将玄奘奉为神明，置于罗汉之列，对他所创立的唯识宗加以传承研习。

　　一

　　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等国的殖民地开发，世界东方学蔚然兴起，玄奘的著作因之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为之注疏、翻译、研究和引用者络绎不绝，对玄奘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也就从这时起，玄奘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外国学术界最早对玄奘的研究，不是因他的译经事业和有新译的特点，也不是因他在唐朝建立了法相宗，弘扬了佛教，而是因为他到印度求学取经后回来撰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介绍了不少南亚地区各国的情况，对古印度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按照我国已故著名的玄奘研究专家杨廷福先生提供的资料，西方国家最早开展了《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其中以德国和英国为首。1834年德国学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介绍玄奘的著作之一。1851年法国学者M·斯坦拉·儒莲翻译出版了《慧立、彦(宗)的玄奘传及其629—645年旅行》(即《慈恩传》)一书。以后又在此书的基础上，于1857年法译了《大唐西域记》一书，此书的出版在东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因为它开创了玄奘的研究的新时期。例如，1837年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国官员亚历山大·枯宁汉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处等地发现了石刻铭文，1854年他将这些铭文收集后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部长官。幸运的是，由于有了 M·斯坦拉·儒莲法译的《大唐西域记》，使枯宁汉姆根据玄奘的记载，核实了发掘考古资料，确定了石柱的铭文性质，指出了他们都是佛教的遗物，出版了考古报告。到1885年，他已经写出24卷的《印度考古调查报告》，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研究阿育王敕柱铭文的内容。枯宁汉姆主持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这部法译本的出版，与之内容相配的地图也被绘出来。1862年俄国学者Klass0sky根据法译本又转译成俄文本出版。英译本的出版则是由S·比尔在1884年将儒莲的法译本译出后而完成的。1904至1905年托马斯·瓦特(Thomas Watters)再译《大唐西域记》。正是由于《大唐西域记》的被相继译出各种文字，与此相关的学术争论和有关资料也受到重视，如针对儒莲的译文与后出的R·Grousset法译本的译文比较，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各种相关资料的研究专著不断出版，而有关的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不可计数。日本学者的研究稍晚于欧洲，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玄奘三藏年谱》，是为最早的论文。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了《大唐西域记考异》，2年后堀谦德出版了《解说西域记》一书，是为日本最早的专著出版。1926年高桑驹吉出版过《大唐西域记》与东南印度地理研究的书，之后到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了《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卷本，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以后直到1972年后，此书才由水谷真成译注的《大唐西域记》所取代。1983年野村耀昌又重译《大唐西域记》。近年来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所以从《大唐西域记》开始，玄奘为世界学术界注目，百年过去，至今仍然受到重视，这在世界学术界是不多的。这所取得的一切，无不与玄奘的成就有重要的关联，所以重视玄奘及其对中世纪历史文化的贡献，早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资源之一，研究玄奘已经超出了佛教的本身，成为整个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二

　　我国学术界对玄奘的研究与国外的重视是分不开的。1904年，当时在《史学界》第6卷2期上曾经刊出了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撰写的《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见到的都货罗国和〈汉书·西域传〉中所见到的月氏国之考证》一文，这大概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与玄奘研究有关的文章，虽然此文为外国学者撰写，但是它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揭示了国外对玄奘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国，正在引起国内学界人士的注意。

　　1915年学者丁谦在《方志月刊》六卷二期至六期发表了《西域记考证》，此文于1934在年南京出版﹐后收入在《浙江图书馆丛书集成》第二集之“蓬莱轩地理學丛书”中。到50年代前，国内学者发表了有关与《西域记》地理有关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陈寅恪、陈垣和冯承均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又以冯承均的研究最集中。此外国内学者还译介了一批国外学者的著作。梁启超是一位视角敏锐，求知求新的国学大师，他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就谈到了玄奘研究的问题，当南京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完成了校注本《慈恩传》后，192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7期上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把已经形成的一些想法，重新提了出来。在这篇文章里，梁先生对玄奘的年龄提出了置疑，开了20世纪研究玄奘年龄之先，对后世起过重要的影响。已故的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曾对玄奘大师从人格、学问、事业三个方面做了阐说，指出玄奘在人格上能不杂埃尘，匡振愦纲，涉风波而不倦，对万乘而愈高：在学问上有知识分子的诚实，知识分子勇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事业上欲使佛学在中国扎根，翻经旨在另外创立哲学语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佛学在我国一度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欧阳竟无领导的南京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与韩清净领导的北平三时学会都对唯识理论和典籍做了深入地研究和整理、印刷流通。章太炎、梁启超、梁漱冥、熊十力等人还借助于唯识理论，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至于与玄奘法师有关的唯识学研究，则在这一时期一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学问，因它属于佛教思想的范畴，因此不在这里论述了，可参考笔者专文。[1]总之，1950年以前，有关玄奘本人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太多，但是研究的成果比较显著，因之为后来的研究找下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到1956年时，我国的政治生活局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术界的活动也较为繁荣。1957年后，我国政治生活受到了来自“左”倾思想的干扰，与玄奘研究有密切关系的佛教被视为唯心主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佛教的研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许多领域被人们视为禁区，而不敢涉入。但是玄奘的研究却时而有之，据笔者所见，到1960年以前，大陆学术界出版的有关玄奘的书籍约26种，以后不再见到过这方面的书目。在这些书籍中，有的是通俗介绍性读物，有的是过去的名著再版，用新的观点来撰写的书，主要是田光烈的《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和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田著从“缘起论”、“中道观”和“因明学”三方面入手，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阐明玄奘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任著则介绍和分析了法相宗的哲学思想，肯定了其“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谓最忠实于印度大乘有宗的哲学体系的”特征。此外，中国佛教协会的三时学会于1959年油印了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论汇编》，共100卷，对深入唯识学的研究做了贡献。还出版了英文版的《玄奘法师传》。岑仲勉的有关突厥史料补厥及考证的书、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1953年)和贺昌群翻译的日本学者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一书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53年以后，全国最重要的佛教专业刊物--《现代佛学》刊载了吕澂、向达、郭元兴等人撰写的与玄奘有关的文章约10余篇，加上各地报纸和一些学术刊物刊出的文章，大概在50篇左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学术研究的活动基本停止，佛教乃至玄奘研究的活动不再进行，直到1978年后才彻底改变。

　　总之，从1949年到1978年约30年间，中国大陆出版了佛教书籍几十种，与玄奘有关的占了三分之二，所发表的佛学文章约550篇左右，与玄奘有关的约占十分之一。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目录都收集在《玄奘论集》[2]附录中，可供参考。

　　1950年代以后，玄奘的研究开始在大陆和台湾省两地都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大陆因受政治的影响，玄奘是被作为一名佛教文化名人的面貌出现的，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被佛教界认可，并将其作为与南亚各国和日本佛教界之间友好联系的使者。这些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和局部内产生，远没有走上社会。在台湾，一些学者和僧界人士主要是对玄奘的生平研究非常感兴趣，作了各种考证，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全部被张曼涛先生收入其编的书中。大陆学者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因受种种影响，这些成果在当时有好多没有得到机会发表，十分可惜。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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