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位伟人，海峡两岸的人士都对玄奘的评价很高，而且表达的言语几乎雷同，这说明玄奘是一名超越了政治的伟人。

　　1978年党中央实行拨乱反正，学术界开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佛教的研究开始繁荣起来，于是有关玄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主要课题，并且围绕玄奘的研究及其作品形成了多学科的研究，涉及了广泛领域。最早发表成果的仍是有关《西域记》的内容，继之是有关佛经翻译与理论的文章，再后就是玄奘和唯识学，以及因明等方面的文章，到1990年代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了直接与玄奘有关的论著约34本，论文至少130篇。如果加上间接与玄奘有关的著作或论文，恐怕不下500篇。90年代以后，玄奘研究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2年8月，玄奘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我国玄奘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大陆召开了两届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学者参加，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泊尔等9个国家。中国大陆有关玄奘的研究专著和刊物《玄奘研究》，以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玄奘研究》等都得到出版，一个研究玄奘的热潮正在兴起，与此相关的唯识学研究也开始随之兴起。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推动玄奘研究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宗教界，而是由学术界发起的，台湾省也在90年代佛教界成立了玄奘大学，但是这个学校却没有研究玄奘的机构。

　　总之，20世纪我国对玄奘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50年代以前，学术界开始受到国外学术成果的影响，对《大唐西域记》和中亚地理进行研究，开创了现代玄奘研究的风气；这一时期，佛学在我国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玄奘所建立的唯识法相学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50年代以后，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和著名的文化使者，玄奘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尊敬，召开纪念会和刻印《玄奘全集》成为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主要特色。台湾张曼涛主编，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00卷中的第2卷和第36卷两册收入了玄奘研究的34篇论文，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玄奘研究的精华与集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80年代以后，随着佛教的复兴，玄奘的价值再一次被人们重新认识，特别是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的成立，使玄奘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玄奘是一个世界文化名人，其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鲁迅称他为中国人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玄奘研究成果将会不断涌出。

　　三

　　1979年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出版，标志着现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了中国佛教史的通史性研究。玄奘作为中国佛教史中划时代的人物，受到了佛教史学家的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吕澂认为，“但公正的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唐玄奘这一家。”(同书，第186页)与此同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汤用彤等人也出版了有关唐代佛教史的著作，郭朋撰写了《隋唐佛教》，方立天等人发表了有关佛教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著作。上述学者不管他们对佛教采取什么观点，但应该肯定，凡是阐述有关唐代佛教的，不可能把玄奘排除在外，他对佛教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虽然当时各家对玄奘的“唯心主义”之唯识说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然对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基本上给予了一个积极的评价。如范文澜说：“玄奘战胜五天竺佛学者，取得无上荣誉，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超越天竺。”(《唐代佛教》，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个观点从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讲，为中国僧人和佛教取得了荣誉，应该给予肯定，但从佛学本身来看，玄奘仍然是忠实地传授印度佛学，虽然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当时印度一般学者的水平，可是还并不能说明他代表了“中国佛学”，所以，玄奘在佛学上继承和发展了印度佛学理论，对中国佛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中一般从事佛学研究工作者的态度。总之，由于玄奘对佛学的贡献，以及他在唐代佛教的地位，早就引起了佛教史家的重视，称他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是决不过分的。

　　印度学者曾说“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不远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1982年，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出版，表示我国学术界再次开始了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越二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在考证和研究，作者对《西域记》里所载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人文、地理史等各种现象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对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做了精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资料运用上，也较为丰富，既有中国历代古籍，也有欧、日等国的著名学者和著作，还辑录了各种观点，便利于学者通盘地鸟瞰。如在“(去曷)盘陀国考”节里，作者不仅列举了各种资料对此地的称谓，着重指出，该地现在所在的位置，而且还将(去曷)盘国与迦含罗国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的区别，强调“玄奘所述葱岭，虽范围较广，但仍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脉)区别开来。”(第194页)以说明葱岭与雪山有时也是特定的二个不同的山岭，不能混淆。作者最后认为，现存各种版本的《西域记》里都题为：“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辨机撰”或题“唐释玄奘译　辨机撰”，应改为“唐释率奘撰　辨机编次”为妥。季羡林等人集体合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其特点是主要表现在校注精到，详释，在版本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参加本书具体工作的学者均为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体现了现阶段学术研究集思广益，发扬集体力量的优势，改变了过去学术界总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况。范祥雍所写的“校勘例言”对现存的各种版本做了较好的概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引用了很多西文著作，特别是南亚地区人士的专著。又由于出版年代新，故在资料的集辑方面，具有新的特点。但是，该书在介绍国内外《西域记》研究情况方面还很不够，读者不能了解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发展过和程和线索，太遗憾了。倒是谢方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将整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8年试刊)一文对此有些简略介绍，可弥补《校注》一书的不足。我国对《西域记》的研究始于清代的丁谦。笔者认为，还可将年限往前推一些，以乾隆年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发端。此外，季羡林等人还对《大唐西域记》做了今译，章巽、芮传明等做了导读等有益的工作。有关《西域记》的藏文资料也有论文面世。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常年刊有这方面的文章。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书都提出了一些地理名词，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成为近代科学地理命名的先导，有的直到今天仍被采用。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大唐西域记》以空间描写的完整真实感见长，《佛国记》则以其时间概念明晰，历史感浓厚而著称。所以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如果这个感觉是对的，那么，《西域记》便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台湾学者李志夫曾对玄奘在印度游学与《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之参学相关路线做了缜密的考察和比较研究。指出，“善财童子之参学地区，不但是说明佛教，乃至大乘初期的印度南方展开之事实：也说明了，此一地区在古今印度都是重要的；更是印度文化向东南亚发展之发源地。而玄奘大师所西游之路线，乃是印度先期各时代殖民、以及部派佛教、乃至大乘发展路线所做之巡礼。也是印度文化经由西北转入东方之路线。善财童子之参学，影响了中国华严宗的成立；玄奘大师之游学形成了中国之法相宗。华严学在佛学史之综合上，超越上，都是世界哲学史上之最；而唯识学在分析上、至少在各宗派上，也是比较更有体系的。”

　　1984年马祖毅出版了《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对中国最早的译经事业做了较系统的论述。玄奘是中国四大释译家之一，因此该书对玄奘“五不翻”的翻译理论和“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介绍外，转引了印度柏乐天(P·Pradhan)和张建木的观点，强调玄奘的翻译技巧有：①运用补充法；②运用省略法；③运用变位法；④运用分合法；⑤运用译名假借法；⑥运用代词还原法。(同书第59--60页)杨廷福强调，“如果从学术文化上着眼，玄奘的不朽业迹，还在译著事业上。”(《玄奘论集》第90--91页)所以玄奘既是“新译”的创始人，也是划时代的翻译家。继而认为，他的翻译特色在于：①集体翻译，分工负责，有计划地进行；②态度谨严，着笔审慎，译前广罗各本，校勘异同，择善而从；③语文精确，切合原籍，直译意译，不拘一例；④重译经论，参考旧译，订正前史，使之益臻完善。吕澂指出，“其实论翻译，都要它能做到达意的地步，玄奘译文对于这一层是成功了的。他还运用六代以来那种偈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方式，创成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对玄奘的译场规模和组织结构，王亚荣在《从波颇到玄奘翻译集团唐代第一次佛经翻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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